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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7年中國開始位列世界貿易第三大國開始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順利舉辦，經歷了美國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正在從世界經濟貿易大國向經濟貿易強國發展。為了加快我國從經濟貿易大國向經濟貿易強國轉變，應從制度創新層面思考加快從經濟貿易大國向經濟貿易強國轉變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變遷使我國迅速崛起為貿易大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至今是我國經濟總量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史上創造奇跡的年代。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成功地從一個經濟貿易小國崛起為世界經濟貿易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年均增速達到9.8％，為同期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的3倍以上，全球第一；我國經濟總量連上幾個大的臺階：國內生產總值1978年為3645億元，1986年突破1萬億元，2001年達到10萬億元，完成這一跳躍用了15年，而從10萬億元到2006年的20萬億元，則只用了5年時間，到2008年實現30萬億元，僅花了兩年的時間。根據測算，2008年平均一天創造的財富量就超過了1952年全年的總量。據統計，2009年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3700美元，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9.8萬億元，直逼40萬億元大關，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財政收入達到8.3萬億元。根據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我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世界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逐步加大，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7.3%。位居美國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同時，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也大幅提升。1978年，這一比率僅為2.3%，與美國相差35個百分點，與日本相差15.9個百分點，與歐元區相差13.6個百分點；到2008年，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20%，僅次于美國居第二位，與主要發展中國家相比更是遙遙領先。三十多年來，在國內經濟總量迅速擴張的基礎上，國內外貿易規模也急劇擴大。我國國內市場的貿易容量迅速擴充，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558.6億元增加到108488億元，增加了68.6倍，年均增長15%左右，2010年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經超過13萬億元。在國內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對外貿易發展更快，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在世界貿易的排名由第35位上升到第三位。2008年我國進出口貿易額達25615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額14285億美元，比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長了123.4倍。同時，出口產品結構不斷優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產品成為推動外貿發展新的增長點，在紡織品等傳統大宗商品出口保持增長的同時，2008年機電產品出口額為8229億美元，比重達到57.6％左右，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為4156億美元，占機電產品出口額的50.5%，占全部出口額的29%，已成為對外貿易中一個新的出口亮點。此外，還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非國有經濟出口額已經成為我國出口的主體部分。國有經濟占出口額的比重從1978年的100%下降到2008年的18%。[1]這些都表明，中國對外貿易渠道已經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我國正在成為位居世界前三甲的貿易大國。在全球市場新的變局中，我國商品正在廣泛進入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分享我國貿易增長的福利效應，我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特別是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挑戰，我國迅速擺脫金融危機沖擊，國內外貿易同時擴展，率先走出經濟低谷，為防止世界經濟崩盤作出了積極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貿易發展如此之快，用傳統的庫茲涅茨的經濟增長理論或索洛的新增長模型，都很難完全解釋清楚。筆者認為，這是我國經濟制度變遷與創新的結果，制度變遷是我國經濟與貿易增長的內生動力。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現代迷信精神枷鎖，著力解決了阻礙生產力和經濟貿易發展的體制障礙，使中國經濟貿易之舟順利起航。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正是漸進性的制度變遷引發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從引入市場調節機制來尋求對傳統運行體制的突破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探索，即鄧小平同志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如從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自發按手印搞分田包干的創舉，到最高層順應民心最終作出廢除“制度”的決定，正是農業生產領域的制度變革引發了全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

從貿易領域的制度變遷看，在貿易主體上，從肯定“傻子瓜子”和允許農民長途販運、私人經商、發展個體商業，到大規模引進外資外商，迅速改變了國有經濟主體獨占國內外貿易的狀況，形成了貿易領域多種所有制主體、多條流通渠道并存的現象。在貿易運行機制上，放開商品的指令性購銷和指令性價格，不斷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與力度，以市場為主來決定價格與資源配置，引發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與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化。從貿易領域擴大對外開放的改革來看，從大量進口國內市場短缺的商品與物資，以增加國內市場有效供給，到以進養出、加大設備、技術、原材料進口，實現國際資本與我國勞動力要素的有效結合，發展加工貿易，擴大商品出口；從啟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與世界經貿規則全面對接；從擴大經濟合作與招啇引資，到實施“走出去”戰略，使我國企業進入世界各國從事生產經營，我國經濟貿易已與國際市場進行全方位接軌。

總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正是通過以上一系列制度變遷，特別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不斷積累，帶來了中國經濟與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使我國從三十多年前的一個經貿小國迅速崛起為僅次于美國的經貿大國。回想1972年筆者隨湖南外貿代表團第一次參加廣交會，當時傳達總理的指示，希望大陸外貿出口額能盡快超過臺灣地區。遺憾的是直到1976年逝世，這個愿望也未能實現。今天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外貿出口額不僅早已遠遠超越臺灣地區，而且幾乎把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拋在了后面。

二、中國成為貿易強國的制度障礙仍然嚴重

盡管經濟總量和外貿總量規模較大，但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貿易的快速增長仍然是一種傳統粗放式增長，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長。我國距離世界經濟強國地位還存在很大差距，這是因為：

其一，貿易結構失衡。一是進出口貿易結構失衡。首先，出口商品中低端加工品多、貼牌商品多、一般性制成品多，我國雖然已經是第一出口大國，但90%以上的產品為低端、低附加值產品，依靠廉價出口，真正具有全球性品牌的商品少，高端產品少，高技術含量商品少，大部分商品出口附加值低，換匯成本高。其次，我國出口貿易結構中服務貿易比重低，貨物貿易比重大。我國作為貿易大國仍然是一個單一的貨物貿易大國，服務貿易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水平，服務貿易仍然是我國出口貿易的一條短腿，在服務貿易方面缺乏主動權和優勢。二是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動力結構失衡，對國際市場依存度過高

國內消費需求動力不足。三是城鄉間貿易發展失衡，城鄉二元市場與二元貿易結構問題嚴重，城鄉貿易發展差距擴大。四是國內區際貿易結構失衡。

其二，人民幣尚未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結算貨幣，我國尚不具備世界甚至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盡管我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取得了較大進展，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實現了自由兌換，并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目前我國資本項目尚未放開，人民幣不能在國際上自由兌換和流動，不具備國際儲備貨幣的條件，也就談不上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同時，我國現代金融市場（包括證券、商品期貨、外匯等）體系尚不健全，不具有世界甚至區域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三，傳統粗放型、速度崇拜型貿易增長方式轉換難，支撐貿易增長的科技創新能力仍然比較薄弱。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的今天，以科技創新為基礎的核心競爭力已成為經貿強國的重要標志，也是貿易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多年來追求貿易增長速度及貿易規模擴大的傳統粗放型貿易增長模式仍然在主導我國內外貿易增長，特別是片面追求出口貿易、引進外資、加工貿易的超常規增長速度，忽視貿易的內涵式集約型增長，科技創新對貿易增長貢獻度低，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靜態比較優勢。目前，我國科技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較低，專利申請量及貿易量較低，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整體科技水平較美歐日強國存在較大差距。

其四，我國缺乏制定國際貿易游戲規則的能力。盡管我國石油、鐵礦石等能源資源消費量巨大，但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足夠的價格話語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能源署等國際機構及現有世界經濟、貿易、能源等框架體系中，我國更多是遵循國際慣例和規則。

其五，我國在世界經濟分工價值鏈條中處于低端。目前，我國雖然是制造業大國，但只是中低端產品的制造業大國，絕大多數出口集中于低端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端制造業比重較小，缺少在世界上具有廣泛影響的著名產品和品牌。我國與發達國家在產業鏈條上的位置差距很大，相當多產品的貿易條件仍在惡化。

其六，缺乏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流通主體。2008年美國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的銷售額（包括全球銷售額）為4056億美元，相當于同年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4。2009年我國排名第一、第二的零售商蘇寧電器和國美電器的商品銷售額分別為1170億元、1068億元，排名第三、第四的上海百聯和大連大商分別為980億元和705億元，前四名的銷售額折合成美元各有100多億美元。在我國名列前茅的零售企業規模僅相當于沃爾瑪的二十幾分之一。

其七，貿易與市場秩序混亂。表現為非正常壟斷破壞自由貿易與公平競爭，人為導致非正常交易成本過高；貿易欺詐與掠奪經營造成國家財富跨國轉移落入私人腰包；惡性競爭，同業相殘，貿易條件惡化；公權腐敗，官商合流，賄賂交易盛行，流通尋租泛濫；造假販假、非法傳銷、虛假信息及廣告欺詐、網絡欺詐頻頻發生。2008年以來相繼發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牛肉膏”等食品安全事件，表明我國市場商業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全世界都在考量我國作為貿易大國能否守住道德底線。

此外，我國經濟貿易發展正面臨后金融危機階段世界經濟發展復雜性的挑戰，美、歐、日經濟體發展不確定性及美、歐、日新一輪科技創新與產業調整對我國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沖擊。特別是我國成為世界經貿大國后會遇到新的麻煩，新階段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已經對我國形成了巨大沖擊。近幾年來，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反傾銷調查及反補貼調查集中的對象，我國走向貿易強國的道路仍然充滿各種風險與挑戰。

盡管我國經濟貿易發展面臨的問題很多，但應當清醒地看到，制度滯后則是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主要障礙。我國經濟貿易歷經三十多年較長周期的高速發展后，深層次存在的困難、問題和危機都已經暴露出來。在這些困難和問題中，筆者認為最突出的問題是體制和制度的滯后與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正如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盵2]在貿易發展方面，制度滯后主要表現在：

一是盲目追求經濟貿易數量增長的政績沖動，黨政企不分現象仍然嚴重。黨政權力任意干預市場流通與貿易，流通缺乏科學規劃，重復投資建設，資源嚴重浪費，如招啇引資中的“空殼市場”以及無果而終的大型商業中心、商業廣場、步行街成為政府首長的“形象工程”或官商合謀的商業地產樣板。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擴張投資需求的沖動進一步常態化，以及過分相信政府之手對市場機制的替代，更加劇了強勢政府主導經濟模式的固化，更易滋生地方行政權力任意干預經濟發展的習慣性做法，致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只能停留于紙上談兵，如地方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價格方面與中央政府的貓鼠博弈就證明了這一點。

二是行政權力從條塊分割上抑制了貿易與市場流通。首先是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從橫向切割市場流通，不利于國內流通企業的跨區域發展，并在招商引資上殺價惡性競爭，在出口貿易上壓價惡性競爭，“內戰內行傷自己，外戰外行利別人”；其次是行業領域上條條分割與非正常壟斷，從縱向切割市場流通，造成商品、資金、物資、信息、技術、人員無法在國內市場充分自由流通。

三是違憲的法規政策及人治體制壓抑和阻礙了公民在貿易流通服務領域的創業積極性。如在新型市場中介服務貿易業、文化教育服務貿易業、網絡服務貿易業等領域歧視和限制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及私人創業的制度規定及行業規定。

四是市場流通執法監管多頭管理，管理體制漏洞太多，管理不規范。目前市場流通管理太散，如在商品管理方面，商務部主管大部分商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其管理的國家糧食局負責糧食、棉花、食用油和國家戰略物資的收購、儲備、流通、調控，實施市場價格監督檢查；工業和信息化部及其管理的國家煙草專賣局承擔鹽業和國家儲備鹽行政管理、煙草制品生產流通專賣管理；農業部主管農作物種子流通及主要農資及農產品市場管理。對市場的監控也經常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商務部、衛生部齊頭并進。多部門管理流通，必然會導致政出多門，扯皮增加，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多龍治水，爭利者多，盡責者少；監督檢查多，主動服務少；事后罰款多，事前預防少；以罰代管多，以幫代促少。對于這種市場的多頭管理，連國家領導人都感到慚愧，2011年3月“兩會”期間，副總理參加山東團審議，在提到食品安全問題時連稱“慚愧”。他稱，在食品安全問題上“四個副總理都有份，誰也跑不了”。他說，克強同志是分管衛生的，食品藥品歸他管；良玉同志管農業；德江同志管加工；“的問題就更嚴重，管工商局、質監局，是管監管監督的”。[3]五是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中的封建殘余思想、自然經濟意識、計劃經濟觀念仍在影響貿易與流通的發展。從歷史上看，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漫長，與西歐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民主管理及民主法治的歷史文化遺產十分欠缺。相反，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宗法思想、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權等思想與價值體系作為主流精神遺產一直延續下來。我國是世界上封建專制歷史最長、封建專制思想影響最久的一個人口大國，因而我國封建思想的歷史包袱也最重，這也是中國國情的一大特色。因此，當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剛剛啟動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銳地指出了破除封建殘余思想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一重要談話中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4]他在談話中對特權、家長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殘余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將之作為一個主要部分進行集中闡述。目前，封建專制制度的官本位、特權與人治意識仍在阻礙公平、公開、公正的自由貿易與競爭，強化了官商合謀與官官相護、公權腐敗。此外，封建自然經濟的家長制、大而全觀念阻礙貿易分工、專業化、供應鏈發展，計劃經濟的等、靠、要思想影響流通科技自主創新等。

三、加大制度創新，努力實現從貿易大國到貿易強國的轉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人類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并激化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進而導致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諾斯則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就是不可設想的。諾斯認為，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諾斯的結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啟示，中國要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應特別重視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的作用，正如我國“十二五”規劃所指出的那樣，要“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5]我國經濟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信息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階段，不斷發展中的現代市場經濟基礎要求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作出動態調整，因此為加快我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與制度創新。

政府要為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與貿易強國建設提供宏觀制度環境。一方面要重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破除封建殘余思想，加大權力制衡體系建設，形成與現代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相適應的民主、自由、法治體制。要積極吸收人類政治文明的積極成果，強化以憲政為中心的法制建設，加快推進黨政企分開，加大各項行政權力之間的制衡，加大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之間的制衡，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抑制公共權力腐敗，鏟除權力商品化與官商合謀的溫床。另一方面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貿易強國建設的經濟制度環境，重點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

1.完善促進貿易主體多元化、創業創新自主化的制度與政策體系。要進一步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各項權利，大力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貿易主體，尤其要落實公民自主創業創新的權利，進一步廢除產業領域特別是服務業領域對非國有經濟的限制壁壘，對國內公民開放更多適合發揮個人主動性、創造性的產業項目，最大限度地調動全體公民創業創新的積極性，提高吸引國內外一流人才創新、創業的能力。

2.完善促進科技興貿的財政、金融、外匯管理體制與政策。要調整財政稅收和金融信貸政策，加快進出口貿易結構調整與升級，在繼續發揮我國具有比較優勢制造品出口的同時，培育更多國際及世界品牌商品的出口，刺激并增加高科技含量產品出口，限制國內高能耗及資源緊缺型產品出口，擴大國內急需資源和技術設備的進口，同時盡快提升服務貿易比重。要在保障國內金融體系安全高效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逐步擴大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的范圍與比重，努力使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貨幣。

3.努力形成促進貿易流通產業集聚、集群、集約發展和促進貿易與流通產業現代化、專業化、信息化、國際化的政策與法規體系。要通過產業政策提高流通產業集中度、集聚度與集約度，治理我國流通產業“小、散、亂、差”和“環節多成本高”的問題，要健全貿易流通產業（含外貿、批發、零售、物流倉儲業）的進入與退出機制，下大力氣培育流通規模大、集中度高、集約化經營的大型流通企業與企業集團，打造中國的“沃爾瑪”“、麥當勞”，提升我國大型貿易流通企業及企業集團的全球經營能力與競爭能力。要以專業化協作為基礎，整合中小流通貿易企業，形成不同的流通產業鏈條，提高中小流通貿易企業的專業化、信息化、鏈條化、現代化、國際化水平。

4.加大分配體制改革，形成消費內需主導的國流通與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要抑制貧富差距非正常擴大，提高消費率，形成消費內需主導的大國流通與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變產品輸出國為需求國，掌握發展的主動權，通過制度安排，在合理的貧富差距限度內，讓廣大貧困弱勢群體真正享受到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市場經濟發展階段”所實施的一系列調節勞資矛盾和貧富差距的制度安排，如個人財產及收入申報制度、完善的財政收入轉移支付制度、工人參與企業的管理制度、現代股份共有制度、完善的所得稅與遺產稅制度、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如美、英等國多次立法鼓勵企業員工持股，德國立法保證工人參與企業管理，還有由勞資雙方談判決定工資水平的機制、養老醫療失業保障惠及所有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嚴格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對富人高收入的轉移制度。同時，要完善分配制度，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抑制灰色收入，調節過高收入。

5.努力消除地方保護主義與各種形式的條塊權力分割市場，真正實現城鄉貿易一體化、國內外貿易一體化。建設貿易強國必須形成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內統一市場體系，為此應進一步從制度創新上減少和根治政府權力對流通的非正常干預，消除傳統地方保護主義對市場貿易的橫向分割，消除行政部門保護主義對市場貿易的縱向切割，為商品與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通、公平競爭提供完善的市場環境。同時，努力創造條件，打破城鄉貿易分割、地區貿易分割，努力實現城鄉貿易一體化、國內外貿易一體化。

6.建立科學高效的宏觀貿易調控體系，確保國內外貿易發展的民生性、安全性、高效性。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對市場貿易信息的管理，及時掌握市場變化趨勢，更好地為貿易主體提供市場信息服務，引導企業穩健經營，引導產銷科學銜接，減少工業品農產品經營的盲目性，抑制商品價格的非正常波動。二是科學構建貿易流通動態監管體系，特別是建立食品、藥品及重要商品質量安全追溯體系和預警機制，及時將食品、藥品及重要商品的質量安全問題抑制在萌芽狀態。三是利用我國資源、市場、外匯積余的優勢，建立以重要商品儲備為基礎的流通應急體系，減少國內外突發事件對我國市場和貿易的沖擊。四是健全各種貿易行業協會，加強行業自律、教育與維權，治理行業內經營秩序混亂問題。五是加強以全社會貿易誠信為核心的信用體系建設，完善社會信用信息征集、利用制度，形成根治貿易誠信缺失的長效機制。

為建立科學高效的宏觀貿易調控體系，從長遠看必須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單一有權威的貿易行政管理機構。目前，我國流通管理太分散，多部門管理，政出多門，扯皮增加，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不利于形成大市場、大流通格局，已經影響到了流通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必須從制度設計上考慮貿易行政管理機構的重建。

通過上述制度創新，可有效促進貿易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科技興貿戰略實施，促進貿易結構的優化與內外貿易一體化、城鄉貿易一體化，在保持貨物貿易優勢的同時，努力占領國際產業鏈頂端，推動我國在服務貿易、金融貿易、技術貿易上形成新的優勢，在國際經濟組織與國際經貿活動中獲得更多的話語權、主導權，早日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應當看到，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一個生產力多元化、技術多元化、市場多元化的發展中大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需要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而實現上述制度變遷的內容也必須尋求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制度變遷方式。筆者認為，從歷史經驗、現實需求、未來趨勢的結合來看，我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制度變遷仍應采取漸進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方式，注意制度變遷的社會可承受度，把制度變遷與促進社會穩定和諧及經濟可持續發展有機給合起來，把制度變遷與提高全體公民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及受益水平有機給合起來，切不可在制度變遷中采用冒進與激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