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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及巨額儲備帶來的影響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

自1994年以來,我國連續16年出現國際收支“雙順差”,特別是2005年“匯改”后,我國在“小幅、穩健、可控”策略下,人民幣緩慢升值,吸引了國際資本流入套利,使外匯儲備增勢開始加快。到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1萬多億美元,趕超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以后的4年增速更猛,2007年底,儲備余額達1.53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2008年又增加了4178億美元,雖然同比少增441億美元,增速有所下降,但規模仍是上升趨勢;2009年達到23991.52億美元,使我國外匯儲備突破2萬億美元,增加了4531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3.28%,不僅連續4年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占全球儲備的30%以上。到2010年3月,國家外匯儲備余額達24471億美元,同比增長25.25%,僅第一季度就增加419億美元,同比多增402億美元;2010年底達2.8萬億美元。

(二)超額儲備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

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體現,充足的外匯儲備象征綜合國力的強大,有利于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對穩定本國匯率、保證國際支付、應付不時之需、援助發展中國家及與其開展合作、維護本國在參與各項國際事務中的國家信譽和經濟社會安全等十分有利。但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在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目標下,外匯儲備應該有一個適度的規模標準;否則“過尤不及”,必然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歸納起來,過多的外匯儲備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如下負面影響:

1.加大持有外匯的機會成本。國家之所以要有外匯儲備,是為了在開放的經濟中隨時應付必要的國際支付的需要。特別是在外匯收入不確定的情況下,足夠的外匯儲備尤為必要。在開放經濟中,在金融危機帶來不確定性風險較大的條件下,充足的外匯儲備會使人感到“倉中有糧,心里不慌”。國家儲存外匯和家庭儲存貨幣的道理是一樣的,既不能將口袋掏得空空的,成為“月光族”,也不能做葛朗臺那種只往錢袋中裝金幣式的守財奴。因為“儲備”是要花成本的,隨著物價的上漲,“死錢”不僅不增值,還會“縮水”。所以過量儲備必然造成浪費。

我國外匯儲備以購買美國國債及存入美國銀行為主。截止到2009年5月,我國持有美國國債8005億美元,成為美國最大債主。近年來外資在我國的投資回報率一直在15%左右,而我國用外匯儲備購買的美國國債回報率只有3%。在美國國債收益率低于國內資本收益率達12%的情況下,這種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機會成本實在是太大了。為此,筆者與何景偉[1]等學者深有同感:我國超規模地大量持有美元、美國國債等外匯儲備,實際上是放棄了自己國民消費和投資的機會而向美國提供低息融資,低價將我國的資金轉讓給美國人使用,刺激美國人消費,讓美國人掠奪了我們大量的財富,反過來將這些錢再轉給美國企業重新到我國投資賺錢。作為一個資金需求巨大的發展中國家,犧牲本國消費和重點投資機會,將外匯儲備以如此低的收益率交給外國人使用機會成本過大,絕非明智之舉。這樣,一方面以長期低廉工資、微薄收入制造大量廉價的物質財富,換得超額外匯儲備,再低息貸給外國;另一方面又以高息從國外借入資金。至2009年6月底我國外債余額達3605.79億美元(不含香港地區、澳門地區和臺灣地區的外債),到2010年9月猛增至5464.49億美元,這無疑是一種有損效益、為人作嫁的資產運營行為。

2.造成宏觀貨幣政策目標的沖突。自1994年外匯體制統一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之后,由于各種渠道流入的外匯不能以外匯形式存在于國內外匯市場,我國外匯儲備開始大量增加,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央行被迫買進大量外匯,形成超額外匯儲備。正如何景偉[1]、李新軍[2]等分析的,這部分被迫買入的外匯,以外匯占款的形式大大增加了基礎貨幣,導致我國基礎貨幣迅速上升。張潔贏[3]也認為,這種政策操作的結果導致我國貨幣供應結構發生改變,即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重上升,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外匯占款直接增加的基礎貨幣,通過貨幣創造乘數效應,促使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引發通脹。為控制過多貨幣供應,央行不得不采取對沖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即在收購外匯投放基礎貨幣的同時,用發行央行票據、國債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形式對沖換匯時所放的基礎貨幣,相應收回或減少發放再貸款等信用放款;外匯流入越多,對沖壓力越大。當央行票據和國債到期時,巨額還本付息成本造成對內債務的增加,再加上管理外匯儲備的費用,使財政負擔逐漸增大:一方面要應付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釋放出大量基礎貨幣,使貨幣政策的使用處于被動狀態。我國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就是出于這種情況。一般來講,法定準備金率這種“強心劑”式的貨幣政策工具,各國較少動用,而我國近年來頻頻上調準備金率,已從2004年的7%上調至2011年3月25日的20%。4年多時間提高了20多次,其中2007年一年就

提高了10次。

3.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影響我國經濟健康發展。過多的外匯儲備意味著外匯供過于求,本幣必然升值。200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40余次創出新高,目前已達到6.5418。本幣升值不利于出口,影響我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導致失業率上升,不利于經濟增長。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70%左右,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造成美元資產儲備的嚴重縮水。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大量國際短期投機資本(游資)流入我國,加上我國外匯占款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大量發行,使外資投資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因資產價格上升可獲大利,又極大地刺激了國際游資流入。近幾年新增的外匯儲備中,大約有30%~40%為國際游資。由于資本是趨利的,一旦對匯率預期產生相反變化,生產資金又會大規模流出,從而引起市場投資者恐慌,帶動大量資金外逃,危害人民幣幣值穩定乃至國內經濟安全,使匯率風險增大。

4.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在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資產中,由于出口大于進口而帶來的貿易順差是主要原因。我國出現順差,就意味著貿易對象國出現逆差。一國若長期、大量持有另一國的貨幣資產,勢必會帶來政治、經濟風險,引起貿易摩擦,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攻擊的重點目標。美國奧巴馬政府多次對人民幣升值施壓,美國、歐盟等國不時以反傾銷訴訟及實施“綠色壁壘”等方式制造大量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出于貿易保護的動機。

二、對我國適度外匯儲備的估算

由于機會成本和匯率風險的存在,一國外匯儲備并非越多越好,應該控制在適度的規模范圍內。儲備外匯是為了滿足國際支付、調整匯率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從原則上說,在滿足這些需要之后,略有節余為最佳。在此原則下,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應與下列五個因素有關:(1)進出口與外債規模;(2)匯率的靈活性對匯率儲備的自動調節;(3)稅收等經濟杠桿對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能力;(4)用來促進內外均衡的其他經濟政策的靈活程度及有效性;(5)國際經濟合作的影響程度。何金麗[4]認為,就我國來看,外匯儲備規模應受如下三方面因素影響:進口用匯的需要;干預外匯市場的需要;國際政治軍事的需要。

綜合已有觀點,筆者認為估算我國合理的儲備規模,應主要考慮以下幾方面對外匯的需求:第一,從支付外債方面的需要看,截止到2010年9月,我國的外債余額為5464.49億美元,雖然加上付息會大于這個數字,但不可能是一次性還清,有100%的儲備也就足夠了。第二,從支付進口方面的需要看,國際經驗認為至少擁有3個月進口的外匯儲備。考慮到我國正處于結構調整、技術和稀缺資源進口以及突發事件進口的增加時期,往寬里打算再增加一倍,按6個月進口額計算,以目前年進口1.4萬億美元計,約需7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第三,從外資企業利潤匯出需要看,目前已投資境內的外資5000多億美元,按10%的利潤率計,需匯出500億美元。考慮到對外資管制不嚴,偶有資金偷逃造成國際支付中“誤差遺漏”增大,再加200億美元,共需700億美元也足夠了。第四,為匯率調控、政治、軍事及其他意想不到需要動用外匯儲備之處,再準備出8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幾大項合起來,總共需1.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應該是比較適當的。按這種預計,我國現有的外匯儲備至少超出1.4萬億美元。為此,如何將巨額外匯儲備降到適度規模;如何優化目前巨額外匯儲備的結構,避免縮水,實現保值增值;如何按科學發展觀要求,科學有效地支配使用1.4萬億美元的超額外匯儲備,乃是下面主要探討的問題。

三、調整儲備規模、結構及有效利用超額儲備的對策

面對巨額外匯儲備,我們需要糾正以往認為外匯儲備越多越好的觀點,而應建立起外匯儲備適度性的觀點,并根據我國和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來確立適度的規模。[5]一方面要想辦法扭轉“雙順差”局面,控制其高增長勢頭;另一方面要在調整好巨額儲備資產結構的同時,遵從科學發展觀要求,有效地安排使用超額儲備資產,去辦那些惠及全局和長遠利益的大事。

(一)外匯流入

關于外匯流入,主要應采取以下三項對策:

1.轉變觀念,調整政策,控制外匯收入。改變過去靠廉價資源、勞動力比較優勢,低價大量出口的創匯方式和競爭策略,提倡品牌戰略和差別戰略,出口商品做到貨真價實,不搞“降價促銷”,努力實現經常賬戶收支平衡。

2.精選引資,調整“吸引外資”的有關政策。在我國外匯儲備資產2.8萬億美元、銀行存款余額30余萬億元人民幣的情況下,事實上資金并不稀缺。改革開放伊始那種為了大量吸引外資而制定的極為寬松的優惠政策有必要進行調整。特別是有些地方政府為了突出招商引資的政績,不考慮科學發展的長遠利益,政策掌握上放得極寬,導致引資的效益、結構不佳,質量欠優。為此,有必要調整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實現精選引資。除高新技術產業外,取消一般項目外資的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提高外資進入門檻,鼓勵高新技術和核心設備的外資進入我國;對個別外資企業恢復征收投資方向調節稅,征收環境保護稅。通過環保、稅收等手段加強對危害環境、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投資項目的限制,對其產品出口可加征環境保護稅。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嚴重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

3.限制國際游資進入。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加強對各類外匯注入的真實性審查。外匯銀行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配合,協助其做好把關工作。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工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堅決打擊國際游資的投機套利,維護國內經濟金融安全。要抑制短期投機性資本進入,放寬對人民幣匯率的管制,使其自由兌換外幣,以縮小外匯市場的套利空間,消除熱錢來華的趨動力,達到縮小外匯儲備的目的。

(二)外匯支出

長期以來,各國對外匯儲備的管理普遍實行“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原則,主要由官方持有。據央行統計,2009年9月末,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僅3433億美元,其中企業與居民的外匯存款大體各占一半。這點外匯存款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其實,只要在國家需要時外匯資金可及時到位,并非一定要全部由國家統一持有外匯。特別是超過適度規模的外匯資金,完全可以由企業與個人持有。為此,在現有高外匯儲備下,國家應放松外匯管制,鼓勵企業、個人持有、使用外匯,提倡“藏匯于民”。以此降低官方儲備的增長速度、分散儲備管理風險、提高外匯儲備收益。[6]對超過適度規模的外匯實行“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管理原則。具體對策為:

1.深化結售匯制度改革。從2007年8月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境內機構即日起可自選保留經常項目下外匯收入起,就已經結束了13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度。目前為適當降低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實現藏匯于民的目的,應進一步改革結售匯制度,加快由強制向意愿結售匯制度轉變的步伐,放寬企業、商行持有外匯的額度,取消賬戶限額,以利藏匯于民,增加外匯支出。

2.增加進口,加速產業升級。為踐行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節能減排、凈化環境、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我國產業、能源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大力開發利用太陽能、風能、水能及生物能等新的低碳清潔能源以替換傳統的、高碳排放的不可再生的石化能源。然而,在這一能源的開發和使用的轉換過程中,不管是開發技術方面還是能源設備更新方面都需要相當大的投資。特別是有些關鍵技術、原材料需從國外引進。為此,國家應放開我國緊缺資源的物資進口配額,降低進口稅率,鼓勵大量進口稀缺資源,擴大先進技術設備的免稅范圍;加大石油、礦產等戰略性物資的進口。

3.讓超額儲備“走出去”賺錢。在全球金融危機、股市低迷,各種資源、資產大幅縮水的有利時機,應擴大企業境外投資的購匯范圍和數量,拿出幾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資產兌換給有發展潛力的大企業,鼓勵其對外投資或收購國際優質公司和稀缺資源,使超額閑置儲備資產走出去創利。這樣,一方面可加快企業境外投資發展速度,積極參與全球范圍的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增強與國外跨國公司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可緩解外匯資本在國內的積累壓力,變死錢為活錢。另外還可以采用國際金融合作與境內金融產品創新等方式。除推動人民幣進行互換外,還可考慮以美元進行政府間貨幣互換。

(三)優化結構

為使巨額外匯儲備資產保值增值,免受美元貶值使儲備資產縮水的影響,在優化儲備資產結構方面,可采取兩方面對策:

1.實施多元化外匯儲備結構。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約占70%,歐元為20%,日、韓等其他貨幣資產占10%。外匯儲備過于集中于美元,在美元不斷貶值的情況下,損失太大。為此,減持美元,增持歐元、日元等非美元資產迫在眉睫。政府要抓住我國同日、歐貿易發展良好的勢頭,鼓勵企業選擇歐元、日元等非美元貨幣結匯。

2.千方百計增持黃金儲備。截至2011年3月20日,我國的黃金儲備量僅3389萬盎司(合1054噸)。對于一個占全球外匯儲備近1/3的儲備大國來說,黃金儲備的比例實在太少了。盡人皆知,黃金是最“貨真價實”的儲備資產,幾乎沒有貶值之憂。增持黃金儲備之必要毋庸置疑,關鍵在于用什么途徑、辦法增持。綜合理論界各種主張,可歸納為以下三種途徑:(1)購買。央行用外匯儲備中不斷縮水的美元從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黃金;選擇有利時機與其他國家央行進行“美元—黃金”資產互換;成立在國際市場上大力收購黃金、白銀的公司經營購金業務。(2)生產。加大對黃金生產的開發力度,將外匯儲備投資于黃金的生產與開采;保護好國內金礦,限制外資開采本國金礦;加大投資外國開采黃金或與其合作共同開發,鼓勵企業在境外收購黃金資源并為中國公司自產海外黃金回國建立綠色通道。(3)節約。盡可能節約黃金使用,凡是可用替代品的用途上,都不要使用黃金,特別是一次性不可回收的使用,如各種鎏金,盡量不用。在用金過程中,殘留和脫漬的黃金碎屑要及時收集,積少成多,作為黃金儲備的一種來源。只要在黃金的生產、使用上開源節流,作為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積累些黃金是可以辦得到的。

(四)合理利用

對于高達1.4萬億美元的超額外匯儲備,我們可以放開手腳、大膽地合理支配和使用,而不應閑置浪費。因為既然是“超儲”就決不會防礙安全,所以管理“超儲”的原則應將管理正常儲備的原則倒過來:強調盈利性和流動性。對于“超儲”的利用無非是從國內、國外兩個方面找出路,關鍵在于如何利用得更有效。筆者認為:

國內方面,應將“超儲”投資到那些符合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和能源結構調整方面,比如新能源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方面。上面已提到,新舊能源轉換需要大量的成本,無論是技術攻關還是設備更新,都需要投入大筆資金。而類似研發新能源這類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盈利性的企業無利或無力去經營,本應主要靠政府提供。在國家握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條件下,能夠在這種關鍵時刻將“超儲”投資到開發利用新能源、新技術方面,正是踐行科學發展觀、惠及子孫后代的長遠戰略舉措,意義甚為遠大。

國外方面,可用超儲外匯加大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加強海外并購;可以在降低收購油田和銅礦這類投資的基礎上,進一步利用外匯儲備推動與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貿易。即利用外匯儲備充裕的優勢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使其形成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也可為其能源開發提供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