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貿易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理論分析和制度背景

(一)理論分析大衛(wèi)•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認為，相對價格的差異是國家之間貿易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匯率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就是通過相對價格來進行的。假設以直接標價法表示匯率，即以本國貨幣表示這一固定數(shù)量的外國貨幣的價格，這時匯率上升表示本幣貶值，匯率下降表示本幣升值。一般地，當匯率上升使本幣貶值時，一國的出口會由于其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下降而增加，進口會由于外國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而減少，從而引起貿易收大于支，產生貿易順差;反之，當匯率下降使本幣升值時，一國的出口會減少而進口會增加，產生貿易逆差。匯率作為外匯的價格，具有調節(jié)貿易平衡的作用，正如商品的供給和需求能夠在價格機制的調節(jié)下實現(xiàn)平衡。當貿易順差存在時，一國通過貿易獲得的收入大于支出，外匯的不斷增加使其供大于求，發(fā)生貶值，從而本幣相對升值，最終導致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貿易順差得到糾正;同理，當貿易逆差出現(xiàn)時，匯率變動也能通過同樣機制發(fā)揮作用，最終實現(xiàn)貿易收支平衡。在理論模型中，匯率作為外匯的價格，具有自動調節(jié)貿易平衡的作用，但是現(xiàn)實并不像模型所描述的一樣完美，直接政策干預、高度的進出口貿易管制、單一的固定匯率制度等，這些因素會扭曲貿易平衡的價格信號機制，使匯率對貿易平衡的調節(jié)作用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只有在匯率的價格機制已經形成并正常發(fā)揮作用的條件下，匯率才能如上文描述地通過其價格機制對貿易平衡進行調節(jié)，此時測度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才是有意義的。因此，為了探討人民幣匯率與貿易平衡的關系、人民幣升值是否能減少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有必要對人民幣匯率的制度背景展開研究，分析人民幣匯率價格機制的形成以及人民幣匯率制度與貿易平衡之間的關系。

(二)制度背景我國對外貿易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受到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據(jù)Lardy(2002)的分析，我國的對外貿易與人民幣匯率的聯(lián)系是經歷了漫長的改革歷程才逐漸建立起來。Lardy(2002)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對外貿易是受到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有三個具體表現(xiàn):首先，絕大多數(shù)的對外貿易都是由中央統(tǒng)一計劃的，對于國內生產滿足不了的產品和生產原料，采取進口的方式獲得;對于國內生產過剩的產品則用于出口，以平衡進口的支出。當出口帶來的收入無法彌補進口的支出時，國家采取減少國內消費的方式來增加出口。第二，參與對外貿易的企業(yè)僅是少數(shù)的國有貿易企業(yè)，并且每個國有貿易企業(yè)都對自身生產的產品完全壟斷。第三，國際價格在決定貿易產品的供給和需求中完全沒有發(fā)揮作用。如果產品是用于出口的，出口企業(yè)只能接受由政府制定的國內價格，完全不考慮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從1978年開始，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國際貿易的方式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首先，從1988年開始取消對進口貿易的集中計劃，同時取消將出口貿易用作平衡進口支出的做法;其次，對用于工業(yè)制成品加工、組裝和再出口的原材料實行關稅免除。事實上在1990年代中期，工業(yè)制成品貿易已經占據(jù)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0%，關稅減免政策使中國的加工貿易企業(yè)從原來扭曲市場的國內定價機制中解放出來，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擴大生產、發(fā)展壯大。從1990年開始到2001年，得到關稅免除的進口商品種類不斷增加，同時政府對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顯著減少。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國的國內價格能有效地反映市場機制，價格機制也逐步實現(xiàn)了從“集中計劃型”向“市場導向型”的轉變。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才真正廢除了對全部進口商品的非關稅壁壘。Lardy強調，“由于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數(shù)量是由政府統(tǒng)一制定的，沒有受到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變動的影響，因此，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進出口貿易是與人民幣匯率變動無關的，人民幣匯率的價格機制并未發(fā)揮對貿易平衡的調節(jié)作用。中國從2001年加入WTO開始，才真正實現(xiàn)了從高度保護的對外貿易向開放市場對外貿易的轉變。”這說明，我國的對外貿易真正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是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才開始的。也就是說，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我國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才是顯著有意義的。其次，人民幣匯率與貿易平衡之間的關系是隨著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fā)展而變化。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發(fā)展經歷了由計劃到市場、由封閉到開放、由僵化到靈活的調整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六個階段:單一浮動匯率制(1949年－1952年)、單一固定匯率制(1953年－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后以“一籃子貨幣”計算的單一浮動匯率制(1973年－1980年)、雙重匯率制度(1981－1993)、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2005年)、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05年至今)。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國并沒有停止對匯率制度的改革步伐，而是不斷地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2007年5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宣布，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2012年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對外公告，自2012年4月16日起，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隨著匯率制度改革的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現(xiàn)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是通過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和增強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使之能更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發(fā)揮價格的市場信號。理論上，匯率制度改革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必然引起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按照匯率機制的作用，人民幣的大幅度升值必定使中國的出口銳減、進口增加，從而扭轉中國貿易順差長期保持的局面，這也是美國等在對中貿易中長期保持逆差的國家一直逼迫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改革的原因。與預期一致，自2005年匯率制度改革推行以來直到2012年，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升值超過28%。但是，人民幣升值是否能糾正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的現(xiàn)象，使中國的貿易順差減少呢?圖1顯示了在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之后到2012年3月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貿易平衡之間的關系。將圖中的兩條折線進行對比可以明顯看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貿易平衡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反向關系。例如，從2008年7月開始到2009年3月，代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黑線有一段較大幅度的攀升，與此同時，代表貿易順差的灰線并沒有像預期中的一樣隨著黑線的上升而下降，而是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從2008年7月到2009年1月一路以較大的幅度上升，但從2009年1月到2009年3月以接近直線的斜率迅速下滑。假如這種現(xiàn)象能用匯率對貿易影響的滯后性來解釋的話，那么再舉一個例子，從2009年底開始到2012年初，我國貿易平衡經歷了三次大幅度的下降，這三次銳減使我國的貿易平衡由順差向逆差逆轉，然而，在同一時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呈持續(xù)的波動上升狀態(tài)。這說明，人民幣匯率上升在這一時期并沒有對貿易差額產生顯著影響，或者說，影響貿易平衡波動的主要因素是同時期的金融危機與其緩和之間交替變化所帶來的國內外需求的變動，而不是人民幣匯率變動(即貿易平衡的收入彈性大于價格彈性)。當然，僅從對圖表和數(shù)據(jù)的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是不可靠的，接下來的工作是建立模型和運用計量對模型進行估計和分析。

二、模型與數(shù)據(jù)

(一)模型的建立為了考察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平衡的影響，本研究中首先對三個重要等式進行估計。首先，對貿易平衡等式進行估計。貿易平衡，即出口與進口的總差額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國內外經濟增長率變化引起的收入變動的影響，二是匯率變動引起的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因此對貿易平衡的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進行測算是貿易平衡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在貿易平衡等式中，本研究將直接影響貿易平衡的因素: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作為重要的變量，并參考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做法，把外國直接投資(FDI)作為控制項(control)納入等式。其次，對進口和出口等式進行估計。由于貿易平衡是出口與進口的差額，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實際上是考察其對出口和進口產生影響的綜合效應。盡管通過貿易平衡等式能夠得到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平衡的直接影響，但是為了探究這種綜合效應產生的來源和原因，本研究也對進口等式和出口等式進行估計。在出口等式中，納入國外需求作為重要變量來估計出口的收入彈性;在進口等式中，納入國內需求變量來估計進口的收入彈性。同樣，參考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做法，將FDI作為兩個等式的控制項，同時加入增值稅退稅(VATrebates)作為出口等式中的控制項。在對各等式的估計中，本研究將我國的對外貿易分為兩類，一類是初級品貿易(ORTB)，另一類是工業(yè)制成品貿易(PROTB)。具體來說，將出口貿易分為初級品出口貿易(OREX)和工業(yè)制成品出口貿易(PROEX)，進口貿易分為初級品進口貿易(ORIM)和加工品進口貿易(PROIM)。借鑒Dees(2001)和AliciaGarcia－Herrero和Koivu(2007)的定義，工業(yè)制成品貿易是由工業(yè)制成品出口貿易和工業(yè)制成品進口貿易組成的，工業(yè)制成品出口貿易中出口的包括用于組裝國外產品的出口品和在生產和組裝中使用到進口部件的出口品;工業(yè)制成品進口貿易中包括用于組裝出口品的進口部件。而初級品貿易則指的是沒有經過深加工的最終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由于工業(yè)制成品的構成相對復雜，在研究中區(qū)分兩種貿易產品，尤其是對工業(yè)制成品進行獨立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國貿易中，工業(yè)制成品出口貿易中出口的包括用于組裝國外產品的出口品和在生產和組裝中使用到進口部件的出口品，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這部分貿易產生的影響變得不明了，如果人民幣升值，原則上會引起對進口品的需求增加，對出口品的需求減少，然而對于用于組裝(進口到中國的)國外產品的出口品，需求會增加還是減少變得不確定。同樣的，對于在生產和組裝中使用到進口部件的出口品，盡管國外對出口品的需求減少，但是由于人民幣升值，進口部件價格的下降使廠商的成本減少，有可能會使廠商增加產量，于是結果也變得不確定。LnTBt表示貿易平衡(Ln(出口/進口))，具體包括初級品貿易平衡(LnORTBt)和工業(yè)制成品貿易平衡(LnPROTBt)。LnREERt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shù)值的上升代表人民幣升值，相反，下降表示人民幣貶值，具體計算方法將在下文中詳細介紹。LnYt表示國內需求，LnYt*表示國外需求。LnFDIt是等式中的控制項，表示外國直接投資。a1表示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測度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平衡的影響。a2和a3表示收入彈性，分別代表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對貿易平衡的影響。a4是FDI的彈性系數(shù)，測度貿易平衡對FDI變動的反應。在出口等式中，LnXt表示出口量，具體包括初級品出口量(LnOREXt)和工業(yè)制成品出口量(LnPROEXt)。LnREERt代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LnYt*代表國外需求，LnFDIt和LnVATrebatet是等式中的控制項，分別代表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企業(yè)得到的增值稅退稅。a1表示出口的價格彈性，a2表示出口的收入彈性。a3，a4分別代表FDI的彈性系數(shù)和增值稅退稅的彈性系數(shù)。在進口等式中，LnMt表示進口量，具體包括初級品的進口量(LnORIMt)和工業(yè)制成品的進口量(LnPROIMt)。LnREERt代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LnYt表示國內需求，LnFDIt是等式中的控制項，表示外國直接投資。b1表示進口的價格彈性，b2表示進口的收入彈性。b3是FDI的彈性系數(shù)。

(二)樣本的選擇和數(shù)據(jù)處理本研究采用2001年12月到2012年3月的月度數(shù)據(jù)作為樣本，目的是測度我國加入WTO之后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敏感程度。在穩(wěn)健性檢驗中選取從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的月度數(shù)據(jù)作為樣本，一方面能反映出匯率改革后中國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敏感程度是否增強，另一方面，從2005年7月匯率改革實施起到2012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超過28%，將這段時間作為研究樣本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平衡產生的影響。在人民幣匯率與進出口貿易關系的研究中，通常用進出口量作為研究對象以剔除價格波動、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是中國政府只進出口的價值(以美元或人民幣作為單位)而從未中國進口和出口的價格指數(shù)。因此在處理中國貿易數(shù)據(jù)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于進出口的價值和量難以分離，因此要得到進出口量的數(shù)據(jù)，需要找到進出口價格的替代值。對于進口價格替代值，Chengetal.(2007)對幾種常用的中國進口價格替代值:制成品的生產價格指數(shù)(PPI)，Gaulier、Lemoine和Unal－Kesenci(2006)的GLU－K指數(shù)，以及香港單位價格指數(shù)(HongKongunitvalueindexes)進行了對比后發(fā)現(xiàn)，GLU－K指數(shù)只存在年度數(shù)據(jù)，因此不適合于月度分析，而PPI和香港價格指數(shù)都是很好的中國進口價格的替代值。對于出口價格，最常用的是消費物價指數(shù)(CPI)。本研究選擇香港單位價格指數(shù)作為進口價格的替代值，CPI作為出口價格的替代值，這兩種指數(shù)將分別用于中國月度進口量、出口量和貿易平衡量的計算中，以剔除價格影響。具體地，初級品出口量(OREX)和工業(yè)制成品出口量(PROEX)的數(shù)據(jù)通過將原始月度數(shù)據(jù)從美元單位(USD)轉化為人民幣單位(RMB)，經過季節(jié)調整①后再除以消費物價平減指數(shù)(CPI)后得到;初級品進口量(ORIM)和工業(yè)制成品進口量(PROIM)的數(shù)據(jù)通過將原始月度數(shù)據(jù)從美元單位(USD)轉化為人民幣單位(RMB)，經過季節(jié)調整后再除以進口價格的替代指標———香港單位價格指數(shù)后得到。初級品貿易平衡(ORTB)和工業(yè)制成品貿易平衡(PROTB)的數(shù)據(jù)分別通過初級品貿易進、出口量相減，工業(yè)制成品貿易進、出口量相減后得到。其中N表示納入計算的貨幣種類數(shù)量，wi代表iit貨幣的權重，reri，t代表人民幣對中國每個貿易伙伴的雙邊匯率②。在這種計算匯率的方法中，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的上升代表人民幣升值，相反，下降表示人民幣貶值。國外需求用世界進口總值(減去中國進口部分)來表示，做季節(jié)調整處理后除以世界進口價格指數(shù)以剔除價格影響。國內需求用工業(yè)生產指數(shù)(IPI)表示，做季節(jié)調整處理后除以消費物價指數(shù)(CPI)剔除價格影響。工業(yè)生產指數(shù)是根據(jù)某國家和地區(qū)特定時間內工業(yè)生產的總量編制的指數(shù)，由機器制造業(yè)、礦業(yè)及公用事業(yè)等組成，是反應國內需求的重要經濟指標。表示國內需求本研究選擇IPI而不是GDP的原因是GDP只存在季度數(shù)據(jù)，不能滿足月度研究的要求。外國直接投資(FDI)和增值稅退稅(VATrebates)是為了防止出現(xiàn)遺漏變量而納入等式中的控制項。本研究中的FDI數(shù)據(jù)采用實際利用累計數(shù)據(jù)，做季節(jié)調整處理后除以CPI以剔除價格影響。將增值稅退稅(VATrebates)納入出口等式是因為返還給出口企業(yè)的增值稅退稅(VATrebates)能起到起到促進出口的作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主要從Bloomberg、CEIC和IMF數(shù)據(jù)庫中獲得，具體數(shù)據(jù)來源與處理方法見表1。

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運用以下計量方法:(1)平穩(wěn)性檢驗(單位根檢驗)。在估計等式之前需要對每個等式中的變量進行平穩(wěn)性測試。在本研究中，采用擴大后的迪克福勒檢驗(ADFtest)檢查每個變量序列是否存在單位根，如果單位根不存在，則數(shù)列是平穩(wěn)的。(2)協(xié)整性檢驗。由于在平穩(wěn)性檢驗的結果中，并不是所有變量序列都是平穩(wěn)的，單位根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進行第二步———協(xié)整檢驗。本研究運用Johansen檢驗考察每個等式中不平穩(wěn)的變量數(shù)列之間是否存在協(xié)整關系，通過這個檢驗，我們還能進一步了解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系。(3)回歸和分析。確定等式中各變量之間的協(xié)整關系存在之后，最后一步是對貿易平衡等式、進口等式、出口等式分別進行回歸得到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以幫助我們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平衡、出口、進口的影響。為了得到具有彈性意義的回歸系數(shù)，對三個等式中的全部變量作取對數(shù)處理。

(一)平穩(wěn)性檢驗如表2中的結果所示，在三個等式中，我們都不能拒絕變量中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因此我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對各等式中不平穩(wěn)的變量進行協(xié)整性分析。假如不平穩(wěn)的變量之間存在協(xié)整關系，我們就可以直接對等式進行回歸，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二)協(xié)整檢驗本研究采用Johansen檢驗對貿易平衡等式、出口等式和進口等式中不平穩(wěn)的變量作協(xié)整性檢驗。首先，在總樣本中，對貿易平衡等式中的變量:實際有效匯率(LREER)、國外需求(LFD)，外國直接投資(LFDI)進行檢驗。出口等式中需要做協(xié)整關系檢驗的變量有兩組:實際有效匯率(LREER)、初級品出口(LOREX)、外國直接投資(LFDI)、國外需求(LFD)和實際有效匯率(LREER)、工業(yè)制成品出口(PROEX)、外國直接投資(LFDI)、國外需求(LFD)。進口等式中，對變量:實際有效匯率(LREER)、工業(yè)制成品進口(LPROIM)和外國直接投資(LFDI)進行協(xié)整檢驗。同樣地，在子樣本中，我對貿易平衡等式中的變量:實際有效匯率(LREER)和外國直接投資(LFDI)進行協(xié)整檢驗;對出口等式中的實際有效匯率(LREER)、初級品出口(LOREX)、工業(yè)制成品出口(LPROEX)和外國直接投資(LFDI)進行協(xié)整檢驗;最后對進口等式中的實際有效匯率(LREER)、初級品進口(ORIM)、工業(yè)制成品進口(LPROIM)和外國直接投資(LFDI)進行協(xié)整關系檢驗。在本樣本中，貿易平衡等式中實際有效匯率(LREER)、國外需求(LFD)，外國直接投資(LFDI)之間存在2個協(xié)整關系。出口等式中，實際有效匯率(LREER)、初級品出口(LOREX)、外國直接投資(LFDI)、國外需求(LFD)之間存在2個協(xié)整關系;實際有效匯率(LREER)、工業(yè)制成品出口(PROEX)、外國直接投資(LFDI)、國外需求(LFD)間存在2個協(xié)整關系。進口等式中，實際有效匯率(LREER)、工業(yè)制成品進口(LPROIM)和外國直接投資(LFDI)之間存在1個協(xié)整關系。由于各等式中不平穩(wěn)的變量之間均存在協(xié)整關系，可以直接對各等式進行OLS回歸。

(三)回歸結果與分析本文研究方法中的最后一個步驟是對貿易平衡等式、進口和出口等式進行回歸。貿易平衡回歸結果見表4。貿易平衡等式的回歸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對初級品貿易平衡和工業(yè)制成品的貿易平衡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從中國加入WTO(2001年12月)以來，無論是初級品還是工業(yè)制成品，它們的貿易平衡變化主要受到國內外需求變化的影響，而不是來自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影響，換句話說，貿易平衡的收入彈性比價格彈性要更顯著。出口等式回歸結果見表5。出口等式的回歸結果顯示:一方面，自加入WTO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初級品和工業(yè)制成品的出口存在顯著的負影響，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會引起初級品和工業(yè)制成品出口的減少;在匯率制度改革之后這種影響的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對工業(yè)制成品的影響，反映在工業(yè)制成品的價格彈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加入WTO之后，外國直接投資對兩種貿易產品的出口都有較大的影響且影響是統(tǒng)計顯著的，原因是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投向出口企業(yè)，所以出口對其的依賴較大。進口等式的回歸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對初級品和工業(yè)制成品的進口具有顯著的影響，價格彈性較高，但是具體對兩者影響的方向卻是不一樣的，其中對初級品進口的影響是正的，對工業(yè)制成品的影響是負的。原因是:工業(yè)制成品貿易由于其組成結構的特殊性，在有些情況下與初級品貿易對人民幣匯率波動以及需求的反應是相反的。在進口的情況中，人民幣匯率升值會增加我國的初級品進口，但是，由于工業(yè)制成品進口貿易中包括用于組裝出口品的進口部件，人民幣匯率升值帶來的對出口的減少會對工業(yè)制成品的進口造成打擊，因此人民幣升值對工業(yè)制成品進口的影響是負面的。由于這個原因，國內需求對兩種貿易的影響也是反向的，其中對初級品進口存在正的影響，對工業(yè)制成品存在負的影響。

(四)穩(wěn)健性檢驗為了考察結果的穩(wěn)健性，并進一步考察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平衡的影響，在此對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的樣本進行實證分析。其單位根檢驗、協(xié)整性檢驗以及各等式回歸結果見表7。回歸結果顯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實施之后，在新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平衡的影響變得顯著，初級品和工業(yè)制成品的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都明顯增大。從出口和進口的角度看，在出口中，匯改后外國需求對兩種貿易品出口的影響變得統(tǒng)計不顯著，出口增值稅退稅的影響仍然存在且影響程度有所提高。在進口中，匯改后初級品和工業(yè)制成品進口的價格彈性都有所上升，反映出人民幣匯率對進口的影響加強了。由于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是反映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匯率波動敏感程度的直接指標，因此，為了更清晰地表明匯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幣升值對中國貿易平衡的影響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以下將貿易平衡等式、進口等式和出口等式中的價格彈性特征歸納于表11。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Bloomberg、CEIC和IMF數(shù)據(jù)庫中的數(shù)據(jù)，選擇2001年12月到2012年3月(中國加入WTO之后的階段)的月度數(shù)據(jù)作為總樣本，考察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平衡的影響，穩(wěn)健性檢驗中以2005年7月到2012年3月(匯率制度改革后)的月度數(shù)據(jù)作為樣本，考察匯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幣升值對貿易平衡的影響。運用計量方法分別對兩個時期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敏感程度進行測量和對比，得出以下幾個主要結論。

(一)2005年7月開始的匯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對貿易平衡的調節(jié)作用增強。本研究結果顯示，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我國貿易平衡的價格彈性顯著增強。這個結果表明: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ji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提高，能更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影響，匯率的價格信號機制也有所加強，匯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幣匯率更好地發(fā)揮對貿易收支的調節(jié)作用。但是，盡管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不斷加大，距離人民幣實現(xiàn)市場化、國際化還有一段距離，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二)人民幣升值并不能顯著地減少中國對外貿易順差，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糾正國際貿易不平衡的現(xiàn)象是不現(xiàn)實的。從本研究的結果中我們發(fā)現(xiàn)，盡管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和出口都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由于工業(yè)制成品特殊的組成成分，其貿易平衡對人民幣升值的反應與初級產品貿易相反，這種反向作用使人民幣升值對貿易平衡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最終導致對貿易平衡的綜合影響并不顯著。因此，在來自國外各界的巨大壓力之下，貨幣當局應該保持人民幣匯率穩(wěn)定，控制人民幣過快升值，否則將會加大出口相關企業(yè)的匯率風險，對價格彈性較大的出口產業(yè)甚至會帶來致命的打擊。

(三)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改變中國與不同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平衡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初級品貿易的貿易平衡存在負的價格彈性，而工業(yè)制成品貿易的貿易平衡具有正的價格彈性。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會對兩種產品的貿易平衡帶來相反的影響。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初級品的貿易順差減少;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工業(yè)制成品的貿易順差增加。由于在對外貿易中，我國與一些國家間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初級品貿易，與另一部分國家間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工業(yè)加工品貿易，這個結果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減少與部分國家之間的貿易順差，但同時也可能增加與另一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順差，從而使我國與不同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平衡發(fā)生逆轉。

(四)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對工業(yè)制成品貿易的影響要大于對初級品貿易的影響。從研究結果中我們發(fā)現(xiàn)，在2005年7月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后，無論是在進口中還是在出口中，人民幣匯率對工業(yè)制成品貿易的影響都是顯著增強的，但是對初級品貿易的影響則變得不顯著。這個結果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對工業(yè)制成品貿易帶來較大的影響。由于人民幣匯率對工業(yè)制成品貿易的貿易平衡的影響是正的，對初級品貿易的貿易平衡的影響是負的，人民幣升值可能會使工業(yè)制成品的貿易順差增加，這種增加的程度有可能會大于人民幣升值對初級品貿易順差的減少幅度，最終使總的貿易平衡增加，貿易順差擴大。

作者：郭維單位：廣東金融學院信用管理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