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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廣州的美商與洋行

為了方便進行貨物的買賣，很多美國人在廣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國的美商購銷貨物，從中收取傭金，傭金率一般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廣州、澳門的洋行逐漸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廣州成立，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許多的股東與當時美國在廣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聲望的保商潘長耀的擔保，同時也與怡和行行商伍秉鑒(Houqua,浩官)、天寶行行商梁經國(Kingqua,經官)、西成行行商黎光遠(Pacqua,伯官)建立了貿易關系。1820年，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期，國內有多家企業與銀行倒閉，對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滯。貿易狀況的惡化導致中美貿易額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國商船來華，但到1820年減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貿易總額為555萬元，僅是1819年的1/2。商業的蕭條使對外貿易缺少足夠的銀元來采購商品，美國在華的機構也陷入經營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幫助下，剌素洋行改組為旗昌洋行。與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業務，而沒有自己的投資，這樣既可以減少風險，又可以避免與委托人之間的競爭。新股東阿米頓(PhillipAmmidon)的加入，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頓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羅維登斯最大的對華貿易商行駐廣州的商，他的加入，為旗昌帶來了該公司在廣州的所有業務。很快，旗昌的業務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頓還到印度積極招攬輸入廣州的印度棉布和鴉片的業務，鴉片很快成為旗昌洋行經營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經成為美國在華最大的鴉片走私商。

如果說美國對華貿易有兩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應該是普金斯洋行。這兩家洋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旗昌洋行的發展離不開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創辦于波士頓，創辦者是詹姆斯•威爾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馬斯•威爾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來適逢時機，成為了美國駐廣州第三任領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廣州設立分行，主要從事委托代辦貿易。威爾科克的侄子約翰•顧盛從16歲就開始到廣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開了局面，成為該公司在中國的負責人。從普金斯洋行建立至與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國在廣州的最大商，中美貿易有一半的業務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顧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湯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湯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門外海，留有遺書，希望將普金斯洋行的業務，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顧盛提議以旗昌洋行為波士頓行號的單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國在廣州的兩大最有影響的商行合二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號，成為美國在廣州最大的機構，其實力堪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抗衡。與經營鴉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奧利芬洋行因反對鴉片貿易而成為美國在華洋商行中鮮有的經營正當貿易的行號。1828年，做過船貨管理員和人的奧利芬在托馬斯•史密斯行的基礎上組建了同名商行，這家行號逐漸發展成為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奧利芬在鴉片走私貿易中的堅定立場及對傳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贏得了行商與本國傳教士的尊重。除這三家美國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東之一奧古斯丁•赫爾德后來離開旗昌，另創辦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還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衛特摩洋行。在美商進入廣州幾十年中，往來的商行幾經更替，只有旗昌、奧利芬、赫爾德和衛特摩這幾家行號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有些回國投資，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約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國，回美國興建中西部橫貫鐵路，也有的破產倒閉。

在中國開設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錢財，或是資力雄厚的美國大商行的親信代表。當時中國沒有銀行，交易常須一兩年時間，因此需準備巨額資金，同時不僅在華外商與其在倫敦、利物浦、紐約、波士頓的往來商行之間，而且在與世界金融中心之間，都必須保持一種高度的信用關系。這樣一來，只有有條件的人才能過得了這些關。在中國的美國商人必須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個特殊階級，不僅大洋行的股東和經理如此，他們的助手也是精明強干的。早期來華的美國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齡不過三十歲，一個四十歲的人就是老頭了。然而在對華貿易的各個發展階段中，他們都保持著年青人特有激情與懷揣希望的勇氣。厄運從來嚇不倒他們，他們很早就已經習慣商業盛衰所帶來的挑戰。對他們來說，這一季度的失敗是下一季度賺錢的預兆，連續幾年的倒霉使他們相信大利必將到來。他們的這種職業胸懷使他們在大進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滿了商業大王的氣勢。

二、美商與行商的關系

廣州一口通商之時，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貿易最繁榮之時。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權利，卻沒有獨立的行政權。行商往往具有雙重身份，被稱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銀子捐出來的，在政府中沒有實際權利，僅代表政府管理貿易，而“商”則是外商在廣州經管活動的管理者，國外商品進入中國必須要經過行商監督，繳納關稅后方能在中國銷售，同樣在中國采購商品也必須經由行商，行商統一采購后從中抽取一部分傭金，然后以行商的名義報關，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員一樣的去參與管理，又像商人一樣采辦，并負責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間的上通下達，這就使行商與政府、外商之間具有錯綜復雜的關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稅、貢銀、行商與通事之手續費、出口貨稅、朝廷搜羅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負責保證。非屬行商團體內之買賣人等參與外國貿易之禁。”[5]91選擇與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國長久經營的最好選擇。1784年，美商到達廣州之時，正值廣州行商獨攬貿易之際。與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華的外商利益，因此聰明的美國商人與行商交往密切，特別是美國在華最大的旗昌洋行與怡和行伍家的關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這樣說：“行商是一個遵守信用的團體，在交易過程中遵守合約、忠實可靠，慷慨大方的……我從未在任何國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誠信無欺之高度的商業道德。”[3]49多數美商與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貨價較高，但交貨時貨物的質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國的信譽極佳，貼上該行的商標，在美國的售價一般都比其他同類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壟斷了對外貿易經營權，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銀堆滿十三行”就是用來描述十三行的繁榮。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鑒就以巨額的財富成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資遍布多個領域、多個國家，其影響力蜚聲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僅僅是因為他積累的財富，更得益于他的名聲。他很愿意與廣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銳———美國商人以及港腳商人往來。在與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鑒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經親手撕毀了一位美國商人欠他數萬銀元的借據。美國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盡管他生意太忙，收費較高，仍樂意同他交易，因為在時間和質量上都有保證。美國在廣州的兩大商號：普金斯洋行與旗昌洋行，皆與伍秉鑒有著密切的生意往來。而后者與伍家的關系特別親密，因為它的建立是伍秉鑒一手促成，他給了美國的義子福布斯50萬銀元，幫助他成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來旗昌洋行成為美國最大的在華商，幾乎可以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時，他還投資于美國的鐵路，通過福布斯的運作，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同時也使福布斯成為有名的鐵路大王。權利與責任、義務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財富面前很難中飽私囊，政府對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過各種理由對行商的敲詐與勒索，足以讓夾雜在中西方貿易之間的具有雙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敵而繁華盡去。而這些管理制度會傳導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對后者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成為行商后就要充當外國商人的“保商”。“外船駛入廣東時，凡入口貨稅及出口貨稅均須經行商之手，并須由行商保證，是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記載：“洋船或其商如違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負責。官方認為行商能夠并應當管理駐廣州商館的洋人與泊在黃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證’他們守法的責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樣，每一外僑自登岸之時起，必須有其‘保護人’，于是行商便成為‘保商’了。我們的保商是(伍)浩官，當然他還擔保了別人。由于這種關系，我們戲稱他為我們的‘教父’。”行商要監督與管理外商的商業行為是否合法，如商船挾帶了違規的商品或是船員尋釁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牽連而被責罰、取消行商的頭銜、棄軍甚至有丟掉性命的危險。1728年，英聯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經過總督批準，就與各商人進行自由貿易，之后總督將擔保的行商召來，斥責行商辦理洋務不善，將保商henqua禁錮。

1817年，美國一艘名為“沃巴什號”的貨船停泊于澳門海面，幾名中國人冒充買辦來找船長，被允許上船后進行了突然襲擊，五名美國水手被殺，船上的貴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長甘特將事情經過及財物損失情況寫成報告交給清政府要求對被害者及船只進行賠償。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搶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鴉片時，兩廣總督懷疑“沃巴什號”運載鴉片，所以拒絕做出被劫持財物的賠償，并向行商諭令：“此事確系全屬由于該外國商人運來違禁品鴉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運送鴉片，則彼等將無所疑懼。”[4]317與此同時，行商因美商的行為所產生的后果須承擔連帶的責任，伍浩官被罰了160000兩白銀，其他三位商總被要求募捐一些給公共事業。這次襲擊事件迫使行商處于絕望之境，經充分商量后，他們作出決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長如果不簽具私運鴉片、紋銀或白銀的甘結，一律不予擔保。[3]46保商不僅要保證外商在華通商的守法行為，同時還要對他們在華期間的生活行為也要負責監督。為了加強對外國人及外國貿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種章程派發到商館，由行商宣讀給外國人。[6]304所有規章都在行商的監督下嚴格執行著，特別是有關婦人的條款。1830年，有三名外國女子潛入英國商館，中國官府威脅要中斷貿易，并要懲處保商。這些婦人不得不離開去澳門。清政府之所以對婦人進入廣州嚴格管理，主要還是擔心外商在華樂不思蜀，長期定居在廣州影響到社會安定，尤其穿著西洋服的女人們走在大街上對于保守的中國人來說也是無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對外貿易的“吸金器”，但獲得這項特權也意味著付出較大代價，首先加入行會，就要付出20萬兩銀子，同時還要因為公益事業，如興建水利、賑濟災區，行商每年需進貢百數十萬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員貪污。最大的一筆支出是為粵海關每年采購官物所消費的金額，籌措貢品的資金與采購貢品的工作全由行商辦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萬兩巨款，令廣東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諭未到達廣州前，就議定由廣東的鹽商出資四十萬兩，其中十六萬由鹽商負擔，二十四萬由行商負擔。行商潘啟官、葉仁官、伍沛官、盧茂官等都捐出了兩萬至五萬不等。難怪有英國人記載“行商破產之一部分原因雖由于驕奢淫逸，無可避免債務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則在飽受政府大吏之苛斂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種貨稅、規禮、船鈔等名目繁多的收費，大大增加了外商進口的成本。“船有‘船鈔’，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兩至一千三四百兩，貨有‘貨稅’……初有百分三之稅，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稅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

除船鈔與貨稅外，海關勒索更是層出不窮的，“其外洋番船進口，自官禮銀起，至書吏、家人、通事、頭役止，其規禮、火足、開艙、押船、丈量、貼寫、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條；又放關出口，書吏等驗艙、放關、領牌、押船、貼寫、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條。名目之多，不勝枚舉。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鈔’、‘貨稅’外完繳。”[5]90資金的來源最終必然轉嫁到外商們的身上，途徑就是行商利用其壟斷地位對商品進行統一定價，外商只能服從，這對崇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國商人來說是極大的限制。1720年，廣州的商人組建了“公行”，專攬茶、絲、及大宗貨物，而扇、象牙、刺繡及其他小宗商品由公行以外的散商負責。“中國人正在成立的這種組織是要對他們售給歐洲人的貨物，自行規定價格，以便不論是不是賣主，都能從上述貨物上得到他們的一部分實際利潤。”[7]1381755年，“保商制度”建立后，所有與洋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經營，而把那些似乎已逐漸參加貿易的小商人們全都排斥在外。圍繞著外國商人的圈子越縮越緊。他們曾經一再抗議并以退出貿易恫嚇，但都無濟于事，唯一改變的就是清政府在加強對外貿易管理方面又向前進了一步。第三，行商所遭勒索、行商與洋行的債務關系導致公行的連帶危機。雖說行商是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也有“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之說，但行商的巨富卻隱藏著重重危機。行商除承擔稅收之外，鋪張盛行、國用無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壽辰、國家戰事、河工水利、征剿盜匪等各種名目向行商勒索攤派銀兩。再加上貪婪的宮廷和官府的榨取，僅1773年到1832年的數十年中，洋行捐款就達400萬兩之巨。同時，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資金變得更為緊張。此外，廣州行商訂購茶葉也要現銀支付，所以資金周轉成為行商經營上的突出問題。18、19世紀廣州口岸借貸的年利率高達20%到40%，而當時英國銀行的利率水平僅有3%左右。每當貿易季結束時，外商離開廣州之時為避免海上風險，都會將一筆閑錢留下來放貸，此后，放債成為外商的一個獲利來源，同時也是行商覆滅夢魘的開始。1780年，8家行商中的四家共欠外債380萬元，他們原來借貸的實數僅為107萬，經利滾利竟然翻出3倍多。政府除將行商顏時瑛、張天球革職充軍伊犁外，還命令“所有泰和、裕源兩行資財房屋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變，除扣繳應完餉鈔外，俱付英人收領，其余銀兩著落聯名俱保商人潘文巖等分作十年清償。”

這是行商分攤商欠的開始，這種由行商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連帶互保制度，從此成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寶，它實際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經營中的應用。清政府嚴厲懲罰商欠僅限于對行商，外商對行商的欠款，清政府卻沒有任何的約束機制。1814年，麗泉行商人潘長耀忿然將拖欠自己貨款100萬的紐約和費城的商人告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曾致信美國總統麥迪遜，希望無拘無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國能夠守信。越洋訴訟非常困難，雖然潘長耀最后勝訴，但到1824年麗泉行倒閉時，被告仍沒有償還欠款。1808年擔任總商的同孚行潘有度以10萬銀兩賄賂海關獲準退商，并在遺言中告誡兒子：“寧為一只狗，不為洋商首。”到1814年，行商十之八九瀕于破產。

三、結語

1783年，美國完成了獨立革命，但獨立之后的美國危機重重。國內市場的狹小、英國對經濟的封鎖、國內財政岌岌可危等一系列困境逼迫著年青的美國人向海外擴展。美國在獨立后的第二年就派商船赴華開展商務關系，從對華貿易的呼吁到執行反映出美國商界對海外市場的熱切期望。初來乍到之時，美國人以恭敬的態度按照東方的交易規則行事，接受行商的管理，處處小心謹慎在中國商人中得到了較好的口碑，很多的行商愿意與美國商人及洋行打交道，由于得到了行商的信賴，美國商人在19世紀初就取代了歐洲國家成為繼英國后第二大對華貿易國。這樣年青的國家在不到20年時間里在商業領域就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績與在華的謹言慎行、循規蹈矩有著直接的關系，與較早進入中國的英國———一個傲慢、強橫的國家來說，美國太容易受到青睞。但《望廈條約》之后，中美之間平等的商業關系被不平等的外交關系所取代，行商組織退出歷史舞臺，美國可與其他西方國家一樣享受五口通商帶來的貿易上的便利，并以此不平等條約為始，進一步地開展了對華的經濟侵略。美國在華的很多官員出身于商人，有些作了領事，有些成為了駐華公使，他們在華的很多所見所聞所感成為了美國國內制定對華貿易政策的依據。同時，早期在華的美國商人通過對華貿易，積累了巨額的財富，這些財富不是用于揮霍，而是投資到國內，進行工業化生產與鐵路建設。美國在19世紀末的經濟繁榮與早期在華從事對華貿易的商人與洋行有著重要的關系。

作者：許曉冬單位：大連工業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