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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冬陽羅敏金琳單位：軍事經濟學院國防經濟系講師軍事經濟學院國防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軍事經濟學院國防經濟系副教授

兵員征募制度選擇：經濟成本

所謂征兵制，是指根據國家法律，公民在一定年齡范圍內必須履行一定期限兵役義務的制度，包括服現役和服預備役。征兵制最典型的特征在于服役的強制性，即不管個體是否喜歡從軍，都必須到軍隊履行兵役義務。所謂志愿兵役制，是指以應征者自愿為原則，征募適役青年參軍服現役的制度。與征兵制相比，志愿兵役制下個體是否參軍服役完全由自己決定，不受任何外力的強制。這意味著，在理性經濟人以及勞動力市場出清的假定前提下，只有當軍人的勞動付出得到完全補償時，個體才有可能自愿參軍。因此，志愿兵役制下軍方的兵員征募活動，與一般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的人才招聘類似，可以看成是一種市場行為?；谡鞅婆c志愿兵役制的差別，大多數情況下，征兵制下的服役者所能獲得的報酬，要低于志愿兵役制下服役者所能獲得的報酬。因此，就政府財政支出而言，征兵制要比志愿兵役制“便宜”。

這也是征兵制能獲得相當一部分人支持的原因。但是，征兵制真的比志愿兵役制“便宜”嗎？答案是不一定，因為考察一種兵員征募制度的成本，不應局限于政府財政支出角度，而應從整個社會的經濟成本角度來考慮。征兵制下政府強制適齡青年服役，至少會通過以下幾個途徑產生社會成本。第一，征兵制導致個體和工作之間出現低效率配置。不同個體具有不同的絕對優勢或比較優勢，有些人擅長于軍事職業，有些人熱衷于民事部門的工作。完全不顧個體特長和偏好而一律強制征募入伍，不僅會給服役者個人帶來損失，還會減少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第二，征兵制對服役者人力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

一是適役對象在登記兵役后并不知道自己被征召入伍的確切時間，這種不確定性使其很難在民事部門找到長期穩定的工作，而工作的不穩定性會造成低水平的“干中學”及職業技能培訓；二是適役對象大多處于學習的黃金期，或者是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此時強征入伍極有可能打斷他們的職業規劃，耽誤或中斷他們的大學學業，減少工作經驗的積累；三是服役者在服役期間要承擔既有的人力資本折舊或貶值的損失，而那些一直留在民事部門的勞動者則可通過再投資不斷更新和積累人力資本，形成更高的人力資本存量。第三，征兵制產生逃避兵役的成本。逃避兵役的方式有兩類，第一類是利用國家頒布的某些免除兵役的規定合法逃避兵役。當軍事人力需求數量占適齡青年數量的比重（容征率）較小時，國家會頒布給予某些職業（如在讀大學生、國家公務員、軍工企業職工、工程師等）免役或緩征待遇的規定，這些規定會對人們的職業選擇產生重要影響，合法逃避兵役的職業選擇動機，必然導致過多的大學生、工程師、國家公務員等。

另一類是采取非法甚至暴力手段逃避或對抗兵役。如通過賄賂主管官員以逃避兵役等，這會導致尋租和腐敗行為盛行，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與征兵制相比，志愿兵役制能消除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的不利因素，防止逃避兵役的社會成本的產生，也能使社會充分享有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好處。但志愿兵役制下由市場決定的軍人工資，必定高于征兵制下的軍人工資。為維持志愿兵役制的存在和運行，政府必須增加稅收。如果用于供養志愿兵役制軍隊的稅收能毫無成本地從一般納稅人手中向志愿兵役制下的軍人進行轉移支付，則實施志愿兵役制給社會帶來的負擔并不會很大（僅僅是民眾的稅負有所增加）。然而，對全社會征稅會產生稅收成本。稅收成本包括征稅機關的行政成本、納稅人的遵從成本以及因征稅對納稅人行為扭曲而對經濟產生的超額成本。

因此，從經濟成本角度來看，兵員征募制度選擇問題實際就是比較和權衡征兵制的資源配置扭曲成本與志愿兵役制的稅收成本的問題。當需要社會大部分適齡青年參軍服役時，如果實施志愿兵役制，就需要為支付較高的軍人工資而籌集較多的稅收，從而產生較高的稅收成本，此時志愿兵役制可能就不再是最佳選擇了。因此，經濟學家認為存在一個均衡的軍事人力需求規模。在該規模上，志愿兵役制與征兵制的經濟成本相等；而當軍事人力需求規模小于均衡規模時，國家應實行志愿兵役制，反之則應實行征兵制。

兵員征募制度選擇：軍事效益

經濟成本固然是一國兵員征募制度選擇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但并不是唯一的問題。軍事效益也會影響一國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在志愿兵役制下，軍方通過市場手段招募軍人，只有當征召一名軍人的邊際收益超過邊際成本時，軍方才會增加軍事人力的使用數量，軍事人力的需求數量和工資完全通過市場均衡實現，不存在過度使用和錯誤配置軍事人力資源的現象。在征兵制下，軍人的工資被人為地壓低，這不僅激勵軍方過多使用軍事人力，用廉價的軍事人力資源替代武器裝備，而且還會造成職業、崗位和工種與專業、興趣、愛好不一致的現象常態化，出現“電腦工程師站崗”的配置扭曲情境。同時，征兵制還會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產生逆向激勵效果，不利于軍隊戰斗力的生成。在現代高新技術條件下，軍事人力資本直接決定著武器裝備的發展及其作用的發揮，是戰斗力生成的核心因素。但征兵制會通過兩個途徑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產生逆向激勵。首先，軍方缺乏對義務期士兵進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應有激勵。征兵制下士兵服役期較短，對軍方而言，對士兵的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難以獲得即期回報，顯得很不合算。其次，征兵制下的軍人個體更缺乏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激勵。軍事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升，不僅需要國家、軍隊各級組織和軍人自身及其家庭的資金、物質投入，而且更需要軍人時間和精力的主動投入。但就士兵而言，這種投入不僅得不到及時補償（征兵制下軍人工資很低），而且還會隨其退役而貶值，甚至變得一文不值。征兵制下較短的服役期限更是加大了軍人個體進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因此，基于理性自利的假定，軍人往往更加看重能幫助其退役后在民事部門獲得更高收入的通用性人力資本投資，輕視軍事專用性人力資本投資。

兵員征募制度選擇：政治誘惑

由上述分析可知，當一國軍事人力需求較小時，無論是從經濟成本還是從軍事效益角度來看，志愿兵役制都要優于征兵制。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軍事高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國家安全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志愿兵役制的優勢也越來越明顯。但問題是，為什么征兵制在世界范圍內仍普遍流行？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政治角度對一國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進行考察。從經濟成本或軍事效益角度分析兵員征募制度選擇，都是基于政府是精于算計的社會公共利益代言人的假定。但現實情況是，有限理性的政府并不能精確計算出不同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成本或軍事效益。而且，出于對政權合法性的追求③，政府可能會選擇大多數人支持的兵員征募制度，而不是經濟成本最小或軍事效益最大的兵員征募制度。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征兵制和志愿兵役制意味著兩種不同的國防義務分配方式，具有不同的分配效應：征兵制將兵役義務強加給少數適齡服役青年，而志愿兵役制則將兵役義務平等地分配給全體公民。因此，在一個已實施征兵制的國家實施志愿兵役制改革，雖然能使少數服役者的付出得到等值補償，但會增加非適役對象的稅收負擔，特別是對那些曾經在征兵制下服過兵役的人群造成重復的國防負擔，因而會引起非適役對象的反對；反之，在一個已實施志愿兵役制的國家引入征兵制，則減輕了非適役對象的稅收負擔，因而會受到他們的歡迎。在適齡服役青年只占社會總人口很小一部分的情況下，繼續實施征兵制或引入征兵制就會獲得社會廣泛的支持———盡管征兵制是非效率的。征兵制的政治誘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博弈模型表述如下。

假定社會由同質的A、B、C三人組成，其中A為適役對象，B、C為非適役對象④。政府總是選擇支持人數最多的兵員征募制度，且無論哪種兵員征募制度都能滿足國防安全需要。占社會多數的非適役對象有兩種策略可供選擇：支持征兵制和支持志愿兵役制；占社會少數的適役對象也有兩種策略可供選擇：支持非適役對象選擇意愿和反對非適役對象選擇意愿。如果適役對象反對非適役對象的選擇意愿，則需耗費1單位成本，而政府最終仍會選擇多數人支持的兵員征募制度。適役對象和非適役對象的收入如表1所示。

進一步，假定所有個體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因此，不妨令A、B、C的收入邊際效用函數為Mu＝8－x，則適役對象和非適役對象的效用矩陣為：很明顯，無論是表1還是表2，適役對象和非適役對象博弈的結果都是（默認，征兵制）。即非適役對象支持征兵制，適役對象默認，而政府也將選擇多數人支持的征兵制。

兵員征募制度選擇：社會條件

征兵制的政治誘惑似乎給人一種暗示：即使志愿兵役制在經濟成本和軍事效益方面要優于征兵制，但總會遭到社會大多數人的反對。然而，實際調查的結論卻不如理論分析那么明朗。

Manigart（2003）發現征兵制在希臘的支持率為79％，在西班牙的支持率卻僅為13％；Cronberg（2006）也發現在芬蘭79％的民眾支持征兵制，而在瑞典只有36％的民眾支持征兵制。實際調查的結論并不是否認征兵制存在政治誘惑的理由，正如征兵制仍普遍流行的現象不能否認志愿兵役制在經濟成本和軍事效益上相對于征兵制的優勢一樣。因為，一國公民（特別是非適役對象）兵員征募制度的支持意愿還與社會因素有關。

在一個社會中，各利益方的博弈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復進行的。如果政府總是選擇多數人支持的政策，則在每一次博弈中，個體都有因成為少數派而受損的可能，也有因成為多數派而受益的可能。如果博弈次數足夠多，貼現率足夠大，則少數派和多數派就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在兵員征募制度選擇博弈中，如果非適役對象與適役對象之間的博弈是非重復的，則結果必定是非適役對象支持征兵制（非合作策略），適役對象選擇默認，而政府選擇征兵制。但很顯然，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中，公民之間以及公民和政府之間就公共政策選擇展開的現實博弈必定是重復和開放的，因而總是存在博弈關系中的“下一次”，而在每個“下一次”中，任何人都有成為少數派的可能。例如，非適役對象可能因支持征兵制而獲得收益，但等到他們的子女、親屬和朋友達到適役年齡，則要承受征兵制下的損失。因此，基于重復博弈機制下長遠利益的考慮，在滿足某些社會條件的前提下，非適役對象也可能會支持志愿兵役制⑥。沿用上一部分的單次博弈模型，重復博弈過程可以描述如下。

假定A、B、C都采取“以牙還牙”的觸發策略，即個體一旦發現有人采取非合作的策略，則下一次博弈中也將采取非合作策略。這種觸發策略是合乎理性的。如果一次博弈中多數派采取非合作策略，則下一次博弈中一旦少數派變為多數派，他們也會采取非合作策略進行報復；而此次博弈中的多數派成員也會認為后續博弈中一旦自己成為少數派，必然會受到多數派剝削，因而在每一次成為多數派時最優的選擇是采取非合作策略。

由于博弈次數的不確定性，因此，利益群體之間就公共政策選擇的博弈可以近似地看成一個無限次重復博弈?；趥€體“以牙還牙”的報復機制，在假定所有公共政策選擇博弈與兵員征募制度選擇博弈類似的情況下，如果非適役對象支持征兵制，根據表2，則每個非適役對象以后每期可獲得的期望效用為：同理，如果非適役對象支持志愿兵役制，則每個非適役對象以后每期可獲得的期望效用為22（每期多數派都選擇合作策略），可獲得的總期望效用的貼現值為：綜合而言，上述結果的出現主要依賴于兩個條件：第一，存在“以牙還牙”的報復機制。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個體一旦感覺到自己受到傷害，出于理性算計，必定會選擇“以牙還牙”的報復策略。但報復的前提是“個體認識到自己受到了傷害”。

而要通過報復機制影響“施害方”的選擇，也必須使“施害方”意識到自己的選擇會損害“受害方”的利益，并有可能遭到對方的報復。因此，在兵員征募制度選擇問題上，要使志愿兵役制獲得非適役對象的支持，就必須使多數公民對征兵制在國防義務分配上的不公平性達成“理性共識”。第二，人們更加注重長期利益而不是即期利益，即具有較高的主觀貼現率。如果主觀貼現率較低，即使存在“以牙還牙”的報復機制，仍不能阻止非適役對象支持征兵制。然而，貼現率的提高依賴于社會多方面條件的改善，其中公民的收入水平必定是一個重要方面，因為相比于一個生活水平較高的人而言，一個在較低生活水平線上掙扎的人是不會太注重長遠利益的。

結論與啟示

第一，當一國軍事人力需求數量占適齡青年數量的比重（容征率）較小時，志愿兵役制在經濟成本和軍事效益方面比征兵制更具優勢。而隨著軍事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國際安全環境的不斷改善，世界各國軍事人力規模會越來越小，職業化程度更高的志愿兵役制的優勢將越來越明顯。

第二，即使志愿兵役制在經濟成本和軍事效益上更具優勢，但一國能否啟動志愿兵役制改革仍有待考察。因為兵員征募制度的分配效應，有可能使志愿兵役制改革遭到廣泛的抵制。

第三，公眾對志愿兵役制改革的反對可以通過改善一系列社會條件來逐步消除。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多數公民都能自覺意識到征兵制在國防義務分配上的不公平性，即對此達成理性共識；民眾具有較高的主觀貼現率。其中，主觀貼現率的提高依賴于社會各方面條件的改善，如法制環境、居民收入水平等。同時，政府可以考慮對在征兵制下服過兵役的老一輩人發放退役津貼以防止重復征稅，從而消除他們對志愿兵役制的反對。

同時，本文的分析也為中國兵員征募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些啟示。中國人口基數較大，適役青年較多，而每年征募入伍的青年僅占適役青年很小一部分；同時，中國武器裝備技術水平仍在穩步提升。很顯然，服役期較長的職業軍人更有利于中國軍隊戰斗力的轉型升級。因此，從經濟成本和軍事效益角度而言，中國已具備實施志愿兵役制的條件。

但從政治和社會角度而言，現階段中國是否應該啟動志愿兵役制改革仍需仔細斟酌。首先，在長期的義務兵征召實踐和征兵文化的熏染中，士兵的“義務奉獻”已逐步沉淀為一種剛性十足的集體潛意識。因此，征兵制，即便是容征率極低條件下的征兵制，其國防義務分配的不公平性也很難成為理性化的大眾議題，更難達成普遍共識。其次，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壓力加大，住房、醫療、養老、教育等問題使普通民眾面臨較大的生存壓力，在此背景下，人們的主觀貼現率可能較低。再次，基于十分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社會的“道德滑坡”現象明顯，合作共贏的意識較為淡薄，這進一步降低了人們的主觀貼現率。因此，現階段可能不是啟動志愿兵役制改革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