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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意味從古希臘時期的家庭就已經開始了,奴隸和自由人組成了一個大家庭,也就是城邦,同樣和家庭一樣也需要類似的管理活動存在。不同的是管理者角色不同,家庭中的管理者為經濟,而國家或者城邦的管理者為政治。古希臘時期,類似于經濟類活動的城邦管理層次是不具備的,以家庭為企業單位進行交換與生成。希臘時期政府只有通過管理以促進人類的經濟思想,舉例說明就是色諾芬,作為歷史學家在研究古典希臘文化時候曾經說過,對于促進經濟發展中能夠起到積極向上作用的只有城邦,并且以城邦國家為出發點在《雅典的收入》中探討了有關經濟問題。色諾芬曾經提倡對在雅典居住的外邦人在經濟方面給予照顧,這樣不僅可以吸引更多外邦人來雅典,而且還增大了雅典的經濟收成,在經濟方面給城邦帶來收益的同時還使這些外邦人樂于生活在雅典的統治之中。在《經濟論》中色諾芬曾建議對商事法院的規章制度進行補充與完善,以促成外貿經濟穩定與快速成長。他提倡將重心轉為農業而非輕手工業,“作為所有技藝的保姆與母親的農業,當其興旺的時期,其他技藝也勢必繁榮。”最早把農業作為基礎產業的西方思想家,后來看作法國重農主義的思想根源。他的思想可以被認為是早期政治觀點的雛形,但是《經濟論》仍然不是他的最主要作品之一。建立有效的融資機制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任務,因為各國政府需要在合理配置幾十億美元資金的經濟責任與最需要這些資金的國家和群體的強烈需求之間尋求平衡。在國際制度層面,融資機制的參與方提出比較高的責任標準,并質疑太平洋島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去合理、有效使用這些資金。
的確,比如盡管不少太平洋島國獲得了官方發展援助(ODA)的資助,但資金的使用效果卻乏善可陳。這也是諸多捐助國質疑太平洋島國政府吸收和使用資金能力的原因。另一方面,太平洋島國政府及國內的社會團體對融資機制資助程序缺乏彈性和制度內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示不滿,認為其限制了資金息和五行生克相配為主干的天人互感的哲學體系,通過把自然和人事分為陰陽,并以五行的相生相克來配合四時物候的轉移變化,以此形象地說明天象對于人事之影響,進而要求統治者的一切措施必須合乎天地四時的運行規律———“務時而寄政”。還有《呂氏春秋》明確提出“法天地”之口號,探討君主怎樣法天而行、體道而治,從而如何處理好君臣以及君民之間的關系,以實現清平盛世。
從根本上講,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論并不是要真正探討天人關系,而只是為了說明人類社會道德原則的客觀性、天道性,并以人的順應、協調來求得社會的相安無事。所以,天人合一的意義不僅表現為一種宇宙觀或世界觀,更主要的還是一種倫理道德觀,表現為一種社會和諧秩序的理解和構建。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天人合一觀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客觀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以及人類的自我努力,對當今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和堅持可持續發展頗具啟迪。同時,這種天人相諧的思想還有助于現實生活中道德規范的確立與完善,對于人們如何完善自我和升華人生價值,以及在協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
先秦諸子的“王道”思想不僅強調天人一體,而且強調人與社會的一體,這是我國傳統倫理道德中家庭本位、社會本位的表現。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孔子注意到整體利益的重要性,認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百姓出現貧富差距,進而導致社會不穩,國家就有傾覆的危險。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說明血緣宗法制度發展所導致的家國一體的倫理道德觀念得到加強。荀子說:“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荀子•王制)指出個人不能離開社會群體,并且需要通過禮、法來協調彼此關系,否則就會產生動亂。老子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五十四章)從個體修養到普及天下,說明治身之道、處世之道、治國之道是前后統一的。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認為世界就一個共存的整體,沒有內外之分和夷夏之別,天下一家。還有墨家提出“兼愛”、“尚同”等主張,法家提出“兩則爭,雜則相傷”(慎子•德立)等主張,無不體現出整體主義的倫理價值觀。作為先秦諸子集大成者的《呂氏春秋》,為實現“王治”而兼采眾家之長,認為“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呂氏春秋•不二)深刻指出實現天下一統、整體有序的極端重要性。
先秦諸子認識到社會自身的整體性、社會與自然的整體性,以及他們觀察事物及推動事情發展的整體視角,這些都有可取之處。整體主義不僅要處理整體與部分、個體之間的關系,整體主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見微知著”,在于從動態關系的角度去考察事物本身。整體主義還強調人在社會中的主體參與性,強調人是價值的體現者,社會是以人、民為本的,人、物、事、天是統一和諧的。為了建設成為富強、文明、民主、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應該批判繼承和發揚古人重視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價值取向,培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注意把國家的繁榮、社會的發展、人民的幸福放在個人利益、個人享受之上,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發揚重視整體利益的道德精神,才能克服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計較私利、見利忘義的不良傾向,做到自覺關心他人、集體、國家的利益,鼓勵“先富”帶“后富”,最終走上“共同富裕”的民族振興之路。
作者:余睿單位:遵義師范學院政治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