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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進程

(一)城市化快速發展與實現階段(19世紀中期－20世紀中期)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50年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先后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展開。此次工業革命在極大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改變了勞動力的空間布局，推動了人口大規模地向城市集中，各國逐漸形成了相對成熟的城市體系。在此階段，城市化在西方發達國家全面展開，發展速度逐漸加快，并最終基本實現了城市化。1850～1950年的100年時間，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從11.4%上升至52.1%，城市人口已經全面超過了農村人口。從各個國家來看，此時的主要西方發達國家都已不同程度地實現了城市化。1950年，英國依然保持領先地位，其城市化率為79%，實現了高度城市化;其它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如德國為64.7%，美國為64.2%，加拿大為60.9%，法國為55.2%，意大利為54.1%。日本在經歷了戰后的短暫恢復后，1950年城市化水平為34.9%，明顯落后于其它發達國家。

(二)城市化深入發展階段(20世紀中期至今)20世紀50年代后，主要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對它們的城市化進程、城市人口與產業的空間布局產生了重要影響。總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基本實現城市化的基礎上，并沒有停止其城市化的步伐，而是繼續向更高水平發展。與此同時，在城市中心過度擁擠以及交通運輸迅速發展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從以集中為主走向以分散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漸向郊區分散，郊區化特征日趨明顯。但從本質上看，這種郊區化趨勢，并不是對先前城市化進程的否定和逆轉，而是在原有城市化基礎上的城市人口分布的再調整和完善。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郊區化趨勢又逐漸被再城市化現象所取代，一些主要發達國家出現了人口再度向城市集中的趨勢。經歷了戰后60多年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總體上已經實現了高度城市化。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至2013年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總體的城市化水平已達到79.8%，法國、德國的城市化水平超過了75%英國與美國則達到了80%以上，日本更是超過了90%。

二、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理論分析

(一)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本質及其深層動因城市化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與城市的歷史過程不是同一個概念。雖然城市本身的歷史已經有數千年之久，但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的數量、功能、結構、規模以及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力等，卻始終一脈相承，很少有本質性或革命性的變化。因此，近代以前的城市雖然有所發展，但是稱不上城市化，談不上“化”的過程，只是在近代，在工業革命和資本積累的推動下，才出現了城市數量、大城市數量、城市人口數量的爆發式增長即城市化的趨勢。正因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和勞動人口以資本形式出現的空間集中是資本積累過程的兩個側面，所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本質上是資本積累的過程，也是資本運動的重要空間形式。其次，資本積累的過程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它不僅存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實現等各個環節，而且表現在城市化這一資本運動的空間形式的各個側面。這進一步說明，包含著多重內容的城市化不僅是歷史的自然空間概念，更是一個由資本主導的經濟社會范疇。

(二)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直接推動力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城市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是任何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必須遵循的一般規律。近代產業革命、城市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上同步出現，在時間和空間范疇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結構，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工業化與技術進步帶動了產業結構變遷，同時帶來的經濟驅動力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創造了大量新型城市，不斷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孕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工業革命與技術進步使一座座工業城市拔地而起，城市化則成為工業化過程中最為突出的現象之一。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人口和生產資料逐漸向城市聚集，進而在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城市化了浪潮。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勞動力與生產資料實現空間重構與合理配置，建筑環境得到大規模建設與更新，城市的集聚與輻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為工業化的不斷深入與科技創新創造了重要條件。正因如此，可以說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同步發生并發展的，工業化進程就是由傳統鄉村生產方式向現代城市生產方式轉變的過程，也就是“鄉村城市化”的過程。

(三)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干預與城市化西方發達國家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創造城市，這樣的城市很難滿足各類人群在城市中的生產與生活需求，這也是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在城市化中的明顯表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快速城市化，大城市已經成為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交通、住宅和環境等危機不斷積累。面對城市化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加強了對城市化的干預，加大財政投入，興建和改善基礎設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體制。西方發達國家對城市化加強干預是一個長期性的過程。歷史表明，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對城市化和資本的空間運動發揮了重要的引導、推動作用。它一方面通過經濟、政治、法律手段，甚至與資本相結合，從而直接或間接干預城市化進程，同時實現了政府利益與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充分發揮組織、協調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變城市的空間結構與空間定位，為更好地發揮城市功能創造了條件。

三、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對我國的啟示

(一)正確認識資本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資本以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資本的本性在于無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剩余價值，因而資本的本性與目的決定了資本不斷的積累與擴張。近現代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深層動因是資本的積累與擴張，資本的積累與擴張在客觀上帶來了城市化發展，但城市化進程的阻力仍然來源于資本的積累與擴張。我們不僅要看到資本積累與擴張對城市化發展的作用，也要看到資本在城市發展中的負面影響。在我國，要更自覺、更科學地發揮資本積累在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本特別是產業資本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是我國城市化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發揮資本在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既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因此，充分發揮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即產業資本的基礎作用，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才是自覺、科學地發揮資本積累作用的表現，是正確的實現城市化的道路。

(二)正確把握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工業化和城市化聯系緊密，二者是互動的。首先，工業化為城市化的實現提供了有利條件。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入，推動了各產業部門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變遷。這不僅帶動了生產性建筑環境的大規模建設與更新，也帶動了消費性建筑環境與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提高了城市的聚合力和輻射力，優化了城市功能，從而推動著城市化的持續發展。其次，城市化反過來推動工業化的深入與相關產業的發展。發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應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并且提供一個總量不斷擴大、由較高收入的城市就業人口組成的市場，對工業持續增長起到拉動作用。在兩個多世紀的時間里，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三次科技革命，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好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使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是其城市化得以健康持續發展的關鍵。這對于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我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充分發揮政府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積極作用城市化進程也是社會大變革的過程，涉及到經濟結構調整、社會結構變遷、城市合理布局與區域協調發展等多方面問題。如同市場經濟需要適度的宏觀調控一樣，城市化也必須要有適度的政府宏觀調控和引導。西方發達國家曾經深受“城市病”和城市危機困擾，但它們通過調整公共政策，采用各種經濟與行政手段介入城市事務，通過政府直接實施城市發展計劃等，緩解了各種城市問題。要協調城市化進程中的各類社會關系，實現城市化的健康持續發展，政府的適當干預是很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取得成功的經驗，對于我國在城市化發展中，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具有重要啟示。首先，應積極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正確認識和處理城市化進程中的各種關系;其次，應積極發揮政府的組織作用，適時適度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再次，應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正確引導資本為城市化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作者：袁帥 孫媛 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天津市委黨校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