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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化勞動的初步探討

通過對大量經濟學著作進行研讀之后，青年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所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雖然已經將勞動視為生產的“真正靈魂”，但他們仍然沒有賦予勞動者“真正意義上的任何東西”，反過來，卻給私有財產擁有者提供了“滿足自身需要的一切”。因而，為了弄清私有財產的真正本質，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影響，馬克思把異化理論運用到經濟領域，將異化與勞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性地提出了早期的異化勞動理論。1843—1844年，馬克思在巴黎閱讀了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詹姆斯•穆勒等大量經濟學家的著作，并進行了詳細的摘錄和評注。在這些摘要和評注中，特別是在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密切相關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馬克思通過對謀生勞動———即一般商品生產勞動———的獨到分析，首次提出了異化勞動概念，并對異化勞動進行了初步界定和探討。馬克思認為，人們最初生產的目的無疑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不存在產品的剩余與交換，因而尚未引起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的脫離。但是，當剩余產品出現以后，原來的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雖然此時“勞動者的直接的生活來源”主要仍然是“勞動”，即勞動者直接消費自己勞動所得以滿足生存所需，但是同時人們會用自己生產出來的、滿足自身需要之后的剩余產品去交換另一人的剩余產品。在這種物物交換中，“勞動部分地成了收入的來源”，勞動產品與勞動者相脫離的異化還只是勞動局部現象。然而，隨著生產能力的提升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當產品最直接的用途已經不再是滿足自己需要，而是用于交換的時候，勞動就成為謀生勞動，此時異化也就成為了普遍現象。這是因為:“(1)一方面，謀生的勞動以及工人的產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勞動使命沒有任何直接的關系，而是不論就哪方面來說，都決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會組合;(2)購買產品的人自己不生產，只是換取別人生產的東西。”可見，謀生勞動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經不同了。在這種生產勞動中，一方面，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東西并非直接用于自身的消費，而是用于交換;另一方面，與人們的需要越來越多樣不同，從事勞動的生產者在生產中的工作卻越來越單一。由此看來，青年馬克思所謂的謀生勞動，既不是那種“生產直接滿足自己需要的產品”的勞動，也不是那種“生產偶然發生交換的剩余產品”的勞動，而是一種“生產產品純粹以交換為目的”的勞動，即一般商品的生產勞動。所以，馬克思指出:謀生勞動并非勞動者的“天然稟賦”和“自我享受”，而是人們為了獲取生活資料、獲得生存的基本手段。通過對謀生勞動形成的演進過程進行歷史分析，馬克思又進一步強調，在勞動成為了“直接謀生”的勞動之后，也就必定會內在地包含著:“(1)勞動對勞動主體的異化和偶然聯系;(2)勞動對勞動對象的異化和偶然聯系;(3)工人的使命決定于社會需要，但是社會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種強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窮困而不得不服從這種強制，而且對他來說，社會需要的意義只在于它是滿足他的直接需要的來源，正如同對社會來說他的意義只在于他是社會需要的奴隸一樣;(4)對工人來說，維持工人的個人生存表現為他的活動的目的，而他的現實的行動只具有手段的意義;他活著只是為了謀取生活資料。”盡管，同后來雇傭勞動異化理論有別，青年馬克思此時此地關于謀生勞動異化現象的論述，重點在于分析一般的商品生產和交換所造成的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勞動個人成為整個社會需要的奴隸，整個社會需要則成為勞動個人生存的基本手段。但毫無疑問，馬克思早期對謀生勞動四個方面的初步分析已經為隨后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勞動四個規定的全面闡述做出了材料上的積累和理論上的準備。

二、異化勞動的全面闡述

作為一部尚未完成的早期文稿，《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青年馬克思“完全經驗的分析”的結果，也是青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學進行批判性研究的偉大成果。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認真的批判研究”，青年馬克思不僅詳細闡述了人們熟知的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而且還進一步分析了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生產得愈多，自己卻愈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愈多，自身提供的勞動力商品卻愈廉價。于是，青年馬克思用異化勞動描述了這樣一個經濟事實:“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在國民經濟學假定的狀況中，勞動的這種現實化表現為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

用異化勞動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事實進行描述之后，馬克思又從以下四個方面對異化勞動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入的剖析。勞動的異化，首先表現為:(1)勞動產品和勞動者相異化。即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已經不是一種歸屬關系，而是一種異己的關系。勞動產品不僅不再歸屬于勞動者本人，反而成為控制勞動者自身的異己力量———勞動者生產出來的產品越多，屬于他自身的東西反而越少，控制他的力量反而越強大。異化不僅表現在勞動結果與勞動主體關系上，而且還直接表現在勞動活動的過程之中，即異化表現為:(2)勞動活動本身同勞動者相異化。即生產本身已經是“能動的外化”、“活動的外化”、“外化的活動”。也就是說，勞動已經不屬于從事勞動活動的主體，而已經歸屬于別人。這種勞動已經成為一種折磨，表現為肉體上的損傷和精神上的摧殘，是對肉體的強制和折磨。勞動者在勞動中不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勞動不再是使人成其為人，而是使人降格為動物。談完“物的異化”之后，根據異化勞動的前兩個規定自然而然可以推出它的第三個規定:(3)人的類本質與人相異化。異化勞動不僅使得勞動主體同其產品相異化，也使得勞動主體同其生命活動相異化，這就必然會導致勞動主體同其“類本質”相異化，“類本質”變成了對勞動主體來說是異己的本質。這樣一來，“類生活和個人生活相異化”，個體同群體和社會相對抗、相分裂。勞動主體同其產品、活動和類本質相異化就必然導致:(4)人同人相異化。即勞動主體不僅與他自身相對立，而且每一個人都同他人相異化。正是通過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抗。此后，青年馬克思還進一步分析了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辯證關系。盡管私有財產直接表現為異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但馬克思強調，準確地說私有財產也是異化勞動的結果。換句話說，一方面，私有財產不僅可以當作勞動借以異化的手段;另一方面，私有財產無疑更應該視為異化勞動的產物。

基于此，馬克思得出工人對生產的關系及其解放之途:“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并不是因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通過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推演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過程的關系問題”之后，馬克思立足于人的本質及其異化的視角，對社會形態演進作出了三個階段的劃分:第一階段是具有類本質的人自身的階段，即勞動和人的本質尚未異化的階段。自從會制造和使用工具來滿足自己生存所需的時候，人就使得自己同動物區別開來了。此后，人開啟了具有類本質的人自身的階段，即勞動和人的本質尚未異化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勞動是人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的必須，是人使自己得以生存的基礎。換而言之，勞動是人生存的手段和條件，是人成其為人的標志，人通過勞動，改變了世界的模樣，體現了自身的本質力量。第二階段是人的本質異化階段，即勞動異化和產生私有財產的階段。隨著生產的發展，私有制開始出現，氏族社會瓦解，人的本質便發生了異化。在人的本質異化階段，即在勞動異化和產生私有財產的階段，作為人的活動生產出來的“東西”，不但脫離了人自身的控制，而且反過來成為“奴役人”的東西，原本作為主體的人卻成了“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對象”。

第三階段是人的本質異化的揚棄(人的本質的復歸)階段，即揚棄異化勞動，消滅私有制，“真正人的社會”復歸的共產主義階段。這個階段人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完成了“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和“人的解放和復原”。“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盡管異化勞動的全面闡述暴露出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歷史觀和黑格爾正反合式論調在馬克思社會形態哲學論證中的殘留，但是上述社會形態演進的三階段劃分無疑有利于經典作家揭露私有財產制的暫時性，也便于他揭示“真正人的社會”復歸的共產主義的本質———“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顯然，青年馬克思已經發現，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必須依靠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而這必將經歷一個極其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三、蒲魯東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1945年2月，被驅逐的馬克思被迫離開巴黎來到了布魯塞爾。在布魯塞爾的三年里，馬克思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其中對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無疑意義重大。蒲魯東認為“財產就是盜竊”，資產階級私有制違反人性，破壞道德，是造成貧困的罪魁禍首，因而只有廢除財產才能消滅貧困。這種反私有制的立場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極力維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已經有所不同。正因如此，馬克思在1844年底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已經指出:以往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論斷都以私有制為前提，這一基本前提被視為政治經濟學確定不移的事實，而不加任何進一步的研究，蒲魯東對私有制所做的批判性考察，“是第一次具有決定意義的、無所顧忌的和科學的考察”，“是蒲魯東在科學上實現的巨大進步”，“第一次使國民經濟學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科學。”然而，非常遺憾，蒲魯東盡管從私有財產的運動造成的貧困出發，“進行了否定私有財產的思考”，但他仍然沒能因此而有任何新的發現，沒能取得真正有價值的成果，“他不過是泄露了批判的批判所諱莫如深的秘密罷了。”針對蒲魯東的《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這部“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體系”，馬克思展開了毫不留情的全面批判，撰寫了《哲學的貧困》。蒲魯東認為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很清楚地揭示了價值的二重性(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是他們沒有能夠闡明價值的矛盾本性(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成反比)。對此，馬克思直截了當地指出:西斯蒙第、羅德戴爾和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都是立足于“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種價值的反比例上”。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學說建立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上，這個學說認為，收入的減少和生產的增長成正比例。羅德戴爾把他的體系建立在這兩種價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論在李嘉圖時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當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來談。”不僅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成反比并非蒲魯東“新的發現”，而且蒲魯東對這一“矛盾的本性”奧秘的揭示“具有純形而上學的性質”。馬克思指出，蒲魯東首先把“眾多”當做“使用價值”，把“稀少”當做“交換價值”，此后他又將“使用價值”混同為“供給”、將“交換價值”混同為“需求”，然后，他再用“由意見決定的價值”去代替“交換價值”。通過這一系列的變換之后，“效用”就等同于“使用價值”和“供給”了;而“意見”也就等同于“交換價值”和“需求”了。為了實現“供給”與“需求”這兩種對立力量的調和，蒲魯東又搬出了“決定的自由”:“我作為自由的購買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適用與否的裁判，是對這個物品愿意出多少價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為自由的生產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資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夠縮減你的費用。”在馬克思看來，“供給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見”;不僅如此，而且“需求者”同樣“供給某種產品或貨幣”，“供給者”同樣“需求某種產品或貨幣”。由此可見，“蒲魯東先生隨便把供給和效用、需求和意見混為一談的那種對照，不過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無視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因而建議其應該看看霍吉斯金《政治經濟學》、威廉•湯普遜的《為人類謀取最大福祉的財富分配原則》和托•婁•艾德門茲的《實踐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經濟學》等著作。

與此同時，通過同李嘉圖價值論的比較，馬克思指出，蒲魯東撇開資產階級生產的這個實際運動不談，想通過“玩弄辭句的企圖”，“來建立世界的新方法”。基于此，馬克思將蒲魯東的價值論稱為是對李嘉圖理論的“烏托邦式解讀”:“在李嘉圖看來，勞動時間確定價值這是交換價值的規律，而蒲魯東先生卻認為這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綜合。李嘉圖的價值論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而蒲魯東先生的價值論卻是對李嘉圖理論的烏托邦式的解釋。”在馬克思看來，蒲魯東先生一直“向我們推崇的那個公式”———用勞動時間來確定價值，絕非這位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首創，實際上，“以前李嘉圖就明確地論證過。”

總之，為了解決《萊茵報》工作期間面臨的物質利益問題，青年馬克思研讀了大量經濟學家的著作。在著作研讀和評注過程中，他肯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對勞動的重視，但同時又批判了他們對私有制的維護;他贊許了小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對私有制的否定，但同時又批判了他們“具有純形而上學的性質”。簡而言之，從理論形成過程來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在對以往經濟學思想的批判中產生。正是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認真的批判研究”，青年馬克思逐漸從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成長為這個學科領域的“行家里手”。

作者：黃秋生 單位：南華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