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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金融法制化的發展

國際金融法是調整國際貨幣金融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學者指出，國際金融法是現代法領域中的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紀律，其不是分散地方性法律組成的體系，它具有完全的獨立性。金融與國際的結合造就了國際金融關系的獨立性與調整對象的特定性。近年來，金融全球化全面加深與擴張，國際金融法不論是內容或是效力也得以蓬勃發展。

1.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逐步提升國際金融法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制定了明確的規則，在全球經濟生活中調整和規制著經濟運作。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勢必對國際金融法也產生重大影響。可看到，隨著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在現代國際經濟關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法律調節者的角色，特別是次貸危機以來，更是引起了國際經濟法學界的熱議，對其研究逐漸成為熱點。有學者就指出，上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學的熱點是國際直接投資；而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經濟法學的中心開始向國際金融法轉移。無論在實務還是理論界，國際金融法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逐步的提升。

2.國際金融法的內涵深刻變化金融全球化深刻改變了傳統國際金融的內外面貌，國際金融的出現伴隨著金融管制的取消或放松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向國際投資者的開放。從此，本國的居民和非居民可以享受同等的金融市場準入和經營許可待遇。而金融機構實施跨國經營戰略之后，國際化程度也可以提高。國際金融領域突飛猛進的發展，帶來的諸如無紙化、網絡化、系統化等新變化，對傳統的各國監管體制及融資理念產生了較大影響。由于資金越來越成為一種現代經濟流轉必須的血液，這使得現今金融體制再也不是以往處于實體經濟的附屬地位，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能夠獨立于甚至一定程度上背離實體經濟，更顯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虛擬性、符號性特征。金融市場的逐漸交融也帶來了某些國家在經濟方面的霸權，這種情況下，國際組織及相關國際機構所制定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也試圖在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維護公平互利方面加大努力。

3.國際金融法的結構更趨合理從國際金融法的發展來看，圜于貨幣的地域性及發展的差異性，其開始時主要存在于國內私法性立法，在國際法制及公法性質規則方面非常欠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以下兩個方面都有所改觀。一方面，由于金融法的融合，國際規則與國內規則之間出現了滲透與銜接，金融全球化的范圍與內涵在廣度與深度方面的發展，促進了各國金融新規范的應運而生，國際金融合作也大幅增加。在國際金融條約和慣例的修訂方面也大有進展，在保證國內金融主權的基礎上增加了與國際的接軌，出現了很多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互協調的慣例和規范。另一方面，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輔相成。私法調整微觀金融交易關系，公法對宏觀金融關系進行管理。公法性規范和私法性規范相互滲透，互相補充，覆蓋面不斷增大，調整范圍擴張，使國際金融法規范結構不斷細致化、全面化，更好地協調國際金融關系。

二、全球化下國際金融法的現實問題

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金融法制的發展呈現出喜人的勢頭，但在這種良好態勢的背后，依然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國際金融法律制度滯后金融危機全面大范圍爆發，乃是法律制度的滯后性缺陷造成的，是在單純實體經濟下制定的法律無法適應于虛擬經濟的相關要求而引發的危機。從目前來看，國際金融法制的滯后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在國際金融秩序維護方面，相關條約規則較少，因而遇到國際金融危機無法有效維護國際金融的正常秩序，以致使金融市場會產生動蕩的局面。其二、在國際金融危機應對方面，國際金融法缺乏較為完善的法律應對機制，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風險的處理方面達成的國際規則不多，而且即使達成，其內容也較為抽象，根本無法為得以落實和有效處理，對危機的法律支持服務缺失嚴重。其三、在國際金融危機防范上，國際金融法中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少且內容抽象，加上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難以為金融危機防范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另外，從主要形式上，很多國際金融協定都是以“諒解備忘錄”出現，這僅是一種意向性的規定，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另一種形式即“相互法律協助條約”，也并非對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方面的專門文件，對金融危機的防范作用也相當有限。此情況下，國際金融相關法律條款的稀缺與滯后性，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而毫無疑問的顯現出來。

（二）國際金融法的效力分散

從國際金融關系的實踐可以發現，國際金融法的效力與作用發揮，始終是在國內與國際機構及部門之間彼此合作與競爭的范圍內展開的，而此過程中，全球的規則與標準就成為這種相互交往作用下的產物。通過這樣的過程，國家的監管機構主要負責規則及參與國際團體標準的制定，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被透過一致性共識予以運轉，其成員（即國家監管者）負責執行國際立法的產物，而國際金融機構的主要參與者則承擔檢驗與評估符合國際標準的最佳做法。由此，國際法的上所謂國際與國內的劃分在國際金融法中可能并無依據。但是這樣的體制，也帶來了國際金融法效力的分散問題，以至于由于各個國家在金融主權上所持強硬的態度，因此國際金融法一直被認為是弱法。各國都建立了屬于本國的金融制度，從國際金融法視角來看，這種規范效力就分散開來。不可否認，國家金融主權對每個國家都是至關重要的主權，各國采用最利于本國的金融監管制度無可厚非，但因此就極易在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與方式上產生差異，監管的矛盾與沖突也時常產生。如世界各國的銀行對于風險評估在要求與標準上如果存在較大的差異，這樣的問題將會給金融監管造成很大的漏洞，不但會使得不同的金融機構的發展不平衡，而且也將帶來國際市場的非公正秩序，進而使得國際金融與經濟的良性發展受挫。[9]現行國際金融法由于合作性缺乏造成權利的分散性，不利于國際金融法對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與改進，同時各國金融合作的缺少同時也不利于世界經濟的推進與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的力度不足

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劍橋學者提出了“軟法”概念。然而對于什么是“軟法”，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對于國際金融法而言，其軟硬性無法簡單下結論。就國際金融監管法律方面的規范性質為例，可對其分出所謂“軟法”與“硬法”部分。前者主要是指那些可以由國家強制力得以保障實施的法律規則，任何對其的違反都可以通過相關國際規則達成救濟與解決；而后者，其是那些結構松散且在效力上無法得到國家強制力作為后盾的法律，其并不能產生對社會的實際效果，因此其一般都比較靈活，在適用中也有很大的隨意性與自由度。通過巴塞爾協議及一些國際組織規范，雖然在類似上述金融監管方面已經存在了各種法律，但其中很多規則中并沒有正式的法律規定，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政治口號，因此由于這樣的一些規則，國際金融法被定義成“軟法”。應承認，作為軟法，雖然在靈活性方面較高，但其在國際金融秩序中，各國對其在涉及一些重大利益關切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矛盾。本文認為，國際金融的發展，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律為支撐，不斷變化的國際金融秩序的維系與持續，必須依靠“硬法”的作用進行維護。單單只靠軟法的靈活調節，并無硬法保證，國際金融秩序將難以維系長久平穩與健康發展。

三、國際金融法應對全球化的完善出路

（一）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加大

全球經濟危機情形下，國際上對此做出了各種不同的嘗試，但重心幾乎都定位于在全球金融法律制度的規制改革上。缺乏統一監管，將導致全球經濟體系風險的增大。因此，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改革也逐漸浮出水面，世界經濟體制也越來越將中心放在此方面。加大金融監管力度，不僅只是擴張監管，更重要的是金融制度的配套性改革。根據現有情況來看，國際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改革還是將重心放置在金融監管規則的完善、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強、金融機構的健全上。

對于加強國際金融法監管力度，可從以下方面入手。1.健全國際金融監管的規則金融危機的傳導效應將金融問題全球化，但問題是，金融監管作為國家主權始終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如此因危機而設立的防范制度便會缺乏足夠的針對性與及時性。對于此種情況，各國開展的舉措主要是提高金融監管的協調與針對。一方面，要擴大其金融風險的范圍。資產負債風險的難以預知性加上衍生工具產生于發展中存在的風險，各國無不提高了警惕。金融危機的損失大多集中在交易運作過程中。擴大風險的覆蓋范圍，無疑將會提高應對風險的針對性，減少金融危機可能造成的突擊影響，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秩序。交易過程是一個不斷變換的過程，其中出現的問題與風險不易評估，而金融監管過于宏觀會造成監管盲點，從而危害到金融市場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擴大風險覆蓋范圍，不僅可提高對金融危機的抵抗力與反應力，同時能更好維護國際金融市場良好秩序。另一方面，也要加強相關制度建設。值得注意，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強化全球金融結構，穩定金融市場，針對性建立了一套涵蓋12個領域的標準。此外，近些年來，隨著一些離岸金融中心積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動資本，對許多國家的金融穩定構成潛在影響，IMF也開始對離岸金融中心遵守上述標準及其采取的行動予以評估，以加強對此類機構的監管，促使國際規則能夠適用于此類中心。本文認為，這些標準的制定對維護穩定金融穩定的格局會有顯著作用。但將這些標準轉化為大多數的多邊性國際金融規則還有難度，所以要加強金融監管力度，必須將現有標準轉化成真正的可實施性強的法律制度。

2.完善國際監管責任的劃分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顯示出在國際監管責任劃分方面的存在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一直是金融監管難點所在。這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業在逐漸走向混業經營的情況下，對于從事混業經營和金融產品創新活躍的國際金融機構缺乏普遍的監管權力的分配標準。權力分配的不明確，從而會導致金融監管效力減損，以至于造成金融市場在穩定性與安全性方面的欠缺。這無疑會讓金融危機趁虛而入，從而危害世界金融市場，動蕩全球經濟生活。故為了盡可能讓金融機構獲得更全面的監管，擴大金融監管范圍，針對復雜金融機構制定法律，落實各個機構的監管事項分配是必由之路。

（二）國際金融法的強制性提升

要更好的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性，解決國際金融關系的沖突是必要條件，故加強國際金融法強制性在在以后的國際金融法發展中尤為重要。作為最重要的國際金融公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對違反協定的成員國家規定的制裁措施，也不外乎是警告、限制或停止使用基金的普通資金、停止該國的選舉權、不能享受基金組織出售黃金所得的收益，以及授權其他會員國對不履行基金協定義務的成員國實行歧視性外匯管制，直至責令退出基金組織。顯然，基金組織的這些制裁手段仍然停留在允許其他成員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階段，并不能收到在制裁違法行為以及強化國際金融法制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要完善國際金融法律制度，從整體上查缺補漏并加以梳理整合。對于重要和權威的國際金融組織而言，其可以充分利用廣泛的信息資源，加強相互間在信息與技術方面的交流，從而達到查缺補漏、相互促進的目的，以促金融監管的統一化與法制化，使得金融監管具有更強的強制力。對此，應從宏觀角度來把控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國家應該從這個方面更加重視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設，為統一的全球金融監管努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規范方面嘗試與創新。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一些具有開拓性及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不斷出現，其較好地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提供了具體對策，更加有側重的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出現的動蕩與問題。所以，加大具有針對性的金融監管法規的創新嘗試，不僅能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框架，同時又能保障宏觀監管下各種金融問題解決的效率及可行。此外，若能將針對性金融監管與金融監管合作相結合，將使得各個國家監管分工更加明確，即盡可能的覆蓋監管盲區，也將很好的避免監管重復性。

（三）國際金融法價值的多元化

由于金融系統不同于其他體系，具有更強的不穩定性及風險性，因此國際金融法的價值取向上就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平、自由、安全的傳統法律取向。為穩定金融市場，保持經濟生活的安定秩序，國際金融法以后應向多元化價值取向方面發展。當今的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金融獨立性逐漸形成后，追求金融交易效率性的勢頭明顯增加，這較前期單純追求交易安全穩定性又提出新的要求。維持金融體統的安全性與秩序性是各國經濟生活中的長期追求，但隨著金融的迅猛發展，金融全球化不斷深入擴張，更多的要求應運而生，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不再是唯一取向。由于現代市場資源使用和配置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決定的，實現金融監管法律的內容，直接關系到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益。本文認為，法律作為一種調解社會生活的手段，任何法律必須要在價值取向上加以抉擇，以不斷適應發展變化的大千世界，作為國際金融法也不例外。國際金融法在價值取向上的變化是國際金融法積極適應金融全球化的結果。雖然許多國家的金融立法和金融體制改革都逐漸形成金融安全與金融效率并重的多元價值，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金融形勢隨時的變換下仍需要不斷的查缺補漏不斷完善。

四、結論

總之，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全球化的表現也更加突出。在此過程中，現代國際金融法的發展水平與世界經濟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當代國際金融法正向著地位提高、效力增強、內容豐富、結構完整以及價值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已經退去，但其作用和影響仍在世界各處存在。在后危機時代的背景下，雖然國際金融法的發展過程中會遇到種種問題，但我們依然應對其充滿信心，同時也要根據當下國際金融法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展開針對性研究，為日后國際金融法更好的發展創造條件，以期不斷實現國際金融的新秩序。

作者：徐憶斌單位：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