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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可以分為“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其中與銀行關系密切的是信貸渠道。早期關于信貸傳導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貸傳導渠道的存在性及其與貨幣政策貸款渠道效率的比較（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如今，眾多國內外學者將研究視角從宏觀轉向微觀，利用銀行或企業的微觀數據來研究銀行異質性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面臨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規模大、資本水平高、流動性水平高的銀行信貸收縮越不明顯（Altunbas等人，2012；Jimenez和Ongena，2013）。但一些國家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存在特殊性，在某些制度安排（如政府隱性擔保、存款保險制度等）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研究結論（Takeda等人，2013）。此外，一些學者還從銀行業市場競爭結構、股權結構等視角分析了與貨幣政策信貸傳導之間的關系（Bhaumik等人，2014）。在我國，企業和居民的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而存款又是銀行主要資金來源，因此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英章和蔣振聲，2002）。王毓和胡瑩（2011）利用我國加總的數據，通過VAR和VECM模型研究發現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有顯著差異。李濤和劉明宇（2012）等學者研究表明，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資產規模小、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比率高的銀行，貸款下降幅度較大。冀志斌、宋清華（2013）等運用我國上市銀行數據研究了上市銀行股權結構、高管薪酬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關系。總的來說，我國學者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利用VAR或VECM模型將銀行作為一個宏觀經濟的部門進行總量分析，較少將銀行作為一個微觀主體來研究其對經濟的影響。近期，越來越多國內學者將銀行微觀數據加入研究，但目前對于銀行異質性的討論大多基于銀行資產規模、資本狀況及盈利性這三個特征。本文將考慮銀行資產規模、資本狀況、流動性、盈利性、經營效率五大銀行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并進一步將樣本分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兩個子樣本，將股權結構特征也納入考慮。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本部分設定參照Kashyap和Stein(2000)、Gunjia和Yuan(2010)的經驗模型。Kashyap和Stein(2000)運用分組法將銀行按照規模、流動性水平、資本充足程度分組，討論了貨幣政策變量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Gunjia和Yuan(2010)在Kashyap和Stein(2000)研究的基礎上，首次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與貨幣政策變量的交叉項納入模型。分組法的優點在于可以更加清晰反映出貨幣政策及銀行異質性特征對信貸投放的直接影響，而交叉項法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銀行在面臨貨幣政策變動時，各銀行異質性特征對其信貸投放的間接影響。這兩種方法各有千秋，根據研究目的和意義，我們綜合采用了Kashyap和Stein(2000)分組法與Gunjia和Yuan(2010)交叉項法，選擇相應的變量考察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基于分組法構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MPt+γd(lngdpt)+mit模型中，被解釋變量d(lnloani,t)代表信貸規模的變量，以銀行貸款的對數增長率表示。解釋變量分為三類，一類是表示銀行異質性特征的變量，主要有d(lnsizei,t)（銀行總資產）、ea（資本水平）、roa（盈利水平）、liq（流動性）、roe（經營效率），分別以銀行總資產對數增長率、權益/總資產、凈利潤/總資產、流動性資產/總資產、營業成本/營業收入表示。為減輕內生性問題，我們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取滯后一期值。第二類代表宏觀調控層面的貨幣政策變量MPt，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及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數據。第三類代表信貸需求層面，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對數增長率（d(lngdpt)）作為信貸需求的變量。mit為隨機誤差項，它滿足相互獨立、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設。在這個模型中，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通過系數β體現出來。而銀行異質性特征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具體就體現在系數αi上。基于交叉法構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1MPt*d(lnsizei,t)+β2MPt*eai,t-1+β3MPt*roai,t-1+β4MPt*roei,t-1+β5MPt*liqi,t-1+γd(lngdpt)+mit在該模型中,交叉項考察了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可通過直接觀察系數βi識別。為了驗證銀行異質性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我們選取上市銀行進行樣本研究，至今，已有16家銀行完成上市。其中，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上市較晚（兩家銀行均于2010年上市），數據不足予以剔除。此外，考慮到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規則不盡相同，基于數據的統一性，本文將深圳發展銀行和寧波銀行（兩家銀行均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在樣本中予以剔除。最終選擇12家在上交所上市的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進行模型分析1。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及wind數據庫。本部分的解釋變量主要是政策變量及前定變量，因此內生性問題并非是主要問題，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即可。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在估計方程之前，通過Hausman檢驗判定是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詳見表1。

（一）分組法估計基于分組法的估計結果如表2：從總樣本的分組回歸結果看，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流動性水平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變量的系數基本不顯著。規模因素是影響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信貸增速的最主要因素，銀行資產規模與信貸規模增長正相關。我國實際GDP增量對各類型銀行信貸增速具有2%個點的負向影響，表明我國銀行信貸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從子樣本的實證結果看，國有大型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驅動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國有銀行資本資產比率系數不顯著，而中小銀行更易受資本資產比率的影響。存在差異的原因是，一方面，國有銀行背靠國家信用，即使資本金下降，也未對其信貸規模產生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國有銀行面臨更加嚴格的資本“硬約束”，特別是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作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為了發揮銀行業“穩定器”的作用，勢必將資本比率控制在較高的水平內，資本金的微弱下降不會對其信貸投放產生過多影響。而中小型銀行與國有銀行相比缺少足夠的政府隱性擔保，隨著銀行業市場化的不斷深入，中小型銀行對其風險資產和信貸的約束逐步強化。從表2可以看出，存款準備金率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系數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信貸供給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驗證了我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存在性。

（二）交叉項估計采用交叉項估計，一方面可以檢驗分組估計的穩健性，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考察銀行異質性微觀特征是否會影響銀行信貸行為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基于交叉項法的估計結果見表3、4。從表3、4可以看出，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水平、流動性水平對我國上市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未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分組估計的結果是一致的。對比子樣本估計結果，不難發現，中小型銀行的信貸增速更易受資本比率的影響，這同樣驗證了分組估計的結果。我們更關注的是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系數符號及其顯著性。1.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觀察表3、4，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都十分顯著，且為負相關關系，表明銀行規模越大，其信貸增速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反應越敏感，對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強。銀行規模作用的效果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存款作為我國銀行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其供給者存在明顯的“規模偏好”，在存款利率下限受到管制的情況下，存款者更傾向于將資金存放到大銀行。2.盈利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中小銀行的盈利性水平越低，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弱；而國有銀行的盈利性水平并不會顯著影響貨幣政策抑制銀行信貸增速的效果。這是因為，國有銀行盈利水平高且盈利來源多元，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其盈利性風險的影響較小，信貸規模收縮并不顯著。而中小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更加注重盈利性，更具有“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動機。即使央行為了控制信貸擴張實行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盈利性水平低的銀行也有較強的信貸擴張沖動，所以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弱。3.銀行效率的交叉項估計結果銀行效率大小與貨幣政策信貸渠道之間的關系較為模糊。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效率與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關系不顯著，但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國有銀行的銀行效率越高，對信貸規模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強。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綜合表3、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均不顯著，對此，我們提出如下解釋：第一，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弱化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在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下，資本金管理中并未建立起資本、信貸規模的自我約束機制，并且陷入了“信貸擴張———資本水平下降———再融資———資本水平上升———信貸再擴張”的被動狀態，因此資本水平并不會影響央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第二，銀行同業拆借制度弱化了流動性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經過近20年的發展，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不僅作為同業之間調整資金余缺的市場，而且成為了銀行擴大資產業務的重要手段。樣本期內，我國上市貸款規模增長率增加明顯的時期，流動性水平下降明顯，隨后，各家銀行尋求同業拆借資金補充流動性比率，陷入了“信貸擴張———流動性水平下降———銀行同業市場拆入資金———流動性水平上升”的被動情況。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下各銀行的信貸供給水平并不會因流動性水平的不同而有差異化反應。

四、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2家上市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探討了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的影響，分析表明：

（一）規模特征是影響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異質性反映的重要因素；中小銀行的盈利性水平會影響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中小銀行的盈利性越低，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弱；資本水平和流動性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并不十分顯著；銀行經營效率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之間的關系較為模糊。在“吸存放貸”為主導的經營模式之下各大銀行熱衷于不斷擴大資產規模，隨著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大，銀行資產的風險也在集聚。現階段，我國銀行資產風險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房地產貸款這兩個方面。在此情形下，銀行業要不斷加強自身的風險控制水平，將資產規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內，在提高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和規模經濟及控制資產風險之間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對于中小型銀行來說，提高盈利性水平能夠增強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率，但并不意味著盈利性越高越好，銀行經營應始終保持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統一原則，在提高貨幣政策效果和維持銀行“三性”原則之間盡可能達到平衡。

（二）為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央行應充分考慮到銀行信貸傳導的異質性，從各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出發，針對不同特征的銀行實行最合理的貨幣政策調控。就差異化的貨幣政策工具而言，由于套利機制的存在，對不同銀行實行不同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價格型工具）的效果有限。在我國外匯占款規模大、銀行流動性繼續積聚的背景下，針對不同特征銀行實行差別準備金率（數量型工具）成為現實選擇。此外，金融機構要加強對銀行微觀行為的監管，主要包括信貸擴張和再融資方面。銀監會不僅要基于資產負債表層面監管銀行資本水平，還要同證監會相互配合加強對銀行資本市場行為的規范，將對銀行的監管同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結合起來考慮。在核定銀行補充資本金時，要將滿足資本水平監管同改善信貸結構有機結合起來，信貸結構優化越合理，允許補充的資本金越多；相反，則不允許或減少資本金補充規模。最后，相關監管部門要加強事后監管，確保銀行通過補充資本金獲得的增量資金大部分投入到實體經濟上，且中小微企業的比重不能低于40%。制定嚴格合理的資本補充機制，將資本補充機制塑造成督促銀行優化信貸結構的約束機制，而不是成為銀行獲取資本金進行信貸擴張的源頭。

作者：仲嫻雯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