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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及金融發展狀況

（一）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狀況1980年，陜西省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比例結構為30∶50．3∶19．7，呈現出“二一三”模式，第二產業在陜西省生產總值中占有絕對優勢，第二產業比重高達50．3％，第三產業發展落后，比重僅為19．7％。1986年，陜西省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比例結構為27．7∶44．2∶28．1，第三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比重，陜西省產業結構開始呈現出“二三一”模式，反映了陜西省產業結構開始走向高級化。此后，陜西省第一產業比重不斷降低，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第二產業比重開始略有下降，后來又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穩定。至2013年，陜西省第一產業比重降為9．5％，第二產業比重略有上升為55．5％，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為35％，陜西省的三次產業結構仍然保持著“二三一”模式，但第三產業的地位更為突出。陜西省三次產業結構變化反映了陜西省的產業結構調整在不斷地向高級化調整，但與發達國家的“三二一”產業結構模式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二）陜西省金融發展狀況從金融發展規模上來看，1980年，陜西省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47．67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59．37億元，存貸款總額為107．04億元，為陜西省生產總值的1．13倍。截止到2013年末，陜西省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5577．19億元，各項貸款余額為16219．84億元，存貸款總額為42274．41億元，為陜西省生產總值的2．51倍，而全國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為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63倍。截止到2013年末，陜西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通資金占全國上市公司融資總額不足1．3％。反映了陜西省金融發展與全國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從金融機構發展來看，陜西省已形成了以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核心，證券、保險、信托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為輔助的多元化金融體系。陜西省有銀行類機構37家（其中外資銀行3家），信托公司3家，資產管理公司4家，財務公司4家，證券公司3家，期貨公司3家，保險公司省級分公司40家，小額貸款公司168家，融資性擔保公司124家。但是，銀行機構以外的其他金融機構作用有限，2001—2013年陜西省銀行貸款占整個社會融資量的比重在85％以上。

二、模型選擇、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一）模型選擇運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會面臨數據的非平穩性問題。因此，為了避免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而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選取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作為主要的實證方法。VAR模型的表達式是：Yt＝A1Yt－1＋A2Yt－2＋…＋AnYt－n＋BXt＋εt這里Yt是一個內生變量向量，Xt是外生變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數矩陣，而εt則是誤差向量。

（二）變量選取產業結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各個產業部門、行業間質的內在聯系及量的比例關系。具體來講，宋國宇、劉文宗認為，產業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各種生產要素在該國或地區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構成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制約關系［6］。產業結構調整目標是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是指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產業結構效率、產業結構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不斷上升。通常學者們使用產業結構優化率（ISR）來反映產業結構調整的狀況，ISR＝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生產總值之和／地區GDP。本文即選擇該指標衡量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狀況。考慮到陜西省金融發展現狀，將陜西省金融發展研究對象界定為陜西省銀行類金融機構業務。一般來講，金融發展的內容包含金融相關比率、金融中介效率、金融儲蓄結構三個方面，因此對于陜西省金融發展，本文也將從這三個方面進行衡量。（1）金融相關比率（FIR）。陜西省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銀行金融機構中，而銀行金融機構的主要金融工具是存款與貸款。因此，本文將金融相關比率表示為：FIR＝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GDP，金融相關比率反映了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結構之間的規模變化關系，用來衡量一國或地區金融深化程度。（2）金融中介效率（FAE）。金融中介效率FAE＝貸款／存款，用來衡量金融機構將儲蓄轉化為貸款的效率。（3）金融儲蓄結構（FSS）。金融儲蓄結構FSS＝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用來衡量金融機構吸納居民儲蓄的能力。

（三）數據來源本文樣本數據選取時間段為1980—2013年，共33年，數據來源于1980—2013年各年的陜西省統計年鑒，或根據其相關數據計算整理而來。為了回避數據中的異方差問題，分別對原始數據取自然對數。實證分析借助于Eviews5．0計量軟件。

三、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往往存在非平穩性問題，如果直接對兩列非平穩性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能會導致偽回歸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通常采用單位根檢驗方法，本文擬采用單位根ADF檢驗法，對各時間序列lnISR、lnFIR、lnFAE、lnFSS及其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滯后階數由AIC和SC準則確定。從表1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變量lnISR、ln－FIR、lnFAE、lnFSS的ADF值均大于10％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因此它們表現為非平穩性。在對lnISR、lnFIR、lnFAE、lnFSS分別進行一階差分后，D（lnISR）、D（lnFIR）、D（lnFAE）、D（lnFSS）的ADF值均小于1％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因此lnISR、ln－FIR、lnFAE、lnFSS均為一階單整向量。

（二）Johnson協整檢驗進行協整檢驗的目的就是從分析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入手，尋找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蘊藏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Johnson協整檢驗適用于多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因此本文選取Johnson協整檢驗方法來分析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發展之間的協整關系。在進行Johnson協整檢驗之前，首先需要對lnISR、lnFIR、lnFAE、lnFSS進行VAR時間滯后期檢驗，以確定合理滯后期，保證VAR模型最為合理。根據表2的VAR檢驗結果，表明當滯后期為1時，LR、FPE、AIC、SC、HQ五項指標均為最小，因此可以確定滯后期為1。根據表3的Johnson協整檢驗結果，顯示當滯后期為1時，lnISR、lnFIR、lnFAE、lnFSS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零假設H0∶r＝0下，跡統計值為52．66426，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跡統計臨界值47．85613，因此拒絕了零假設。同時，根據P值判斷，在5％的置信水平下也拒絕了零假設，即r＝1。在零假設H0∶r≤1下，跡統計量為25．84415，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跡統計臨界值29．79707，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在零假設H0∶r≤2下，跡統計量為13．50213，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跡統計臨界15．49471，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在零假設H0∶r≤3下，跡統計量為2．748035，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跡統計臨界值3．841466，因此不能拒絕零假設。根據Johnson協整檢驗，在5％的置信水平下，陜西省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協整方程表明，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金融相關比率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將上升0．060501個百分點；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將上升0．46987個百分點。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將下降0．250563個百分點。

（三）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通過協整檢驗可以檢驗出陜西省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對于陜西省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是否具有時間上的因果關系，需要通過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進行驗證。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不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同時，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是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但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不是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不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但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的格蘭杰原因。

四、結論及建議

以上的實證檢驗表明，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對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最強，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將上升0．46987個百分點。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對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推動作用較弱，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僅上升0．060501個百分點。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不利于陜西省產業結構的調整，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的自然對數每提高1個百分點，陜西省第二、三產業比重的自然對數將下降0．250563個百分點。根據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不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也不是陜西省金融相關比率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不是陜西省金融中介效率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不是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格蘭杰原因，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是陜西省金融儲蓄結構的格蘭杰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陜西省金融發展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出推動陜西省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陜西省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之間沒有形成良性互動發展。根據以上實證分析結果，結合實際情況，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進一步完善陜西金融體系，構建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主體陜西省金融業雖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與全國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地區相比，存貸款規模還是較小，資金集聚功能較弱，金融組織體系還較單一，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全國性銀行機構仍然是金融組織中的主體，無法充分有效地滿足各類經濟部門多樣化、多層次的金融需求。因此，陜西省應積極鼓勵多樣化的中小金融機構的建立與發展，例如地方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借助這些中小金融機構加強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提高陜西省金融發展水平。2．基于市場優化陜西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實證分析顯示陜西省的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有著長期促進效應，但存在滯后期問題，說明陜西省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不高，還需要不斷地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首先，需要借助市場形成金融資源導向機制，積極引導金融資源投向高新技術產業，推動第二產業中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在第二產業中的比重；其次，引導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服務業，特別是工業服務業，支持科技、物流、環保、金融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3．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提高陜西企業的直接融資能力完善的資本市場可以發揮調整產業結構的作用，而陜西省借助資本市場發揮產業結構調整作用的能力還較低。陜西省應加強對企業的培育，推動更多優質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升直接融資比重，發揮證券市場產業結構調整導向的作用。4．加強金融創新，提升陜西金融機構的現代金融服務能力積極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資產類、負債類和中間業務創新，推出各具特色、相互補充的金融產品。積極創新信貸融資產品，不斷適應企業多元化的融資需求。加強金融同業合作，探索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險業、信托業、租賃業中間業務合作的途徑，積極發展交叉性金融工具和業務品種，探索綜合經營的新模式，提高金融綜合服務水平。

作者：馬玲 單位：西安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