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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三個世界”

從類型學的角度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威倫斯基和黎貝克將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為“殘余模式”和“制度化模式”。在“殘余模式”中，肯定市場的主導地位，否認政府的福利責任;而在“制度化模式”中，則主張人們的社會權利，強調政府對福利的主導［2］。而后，蒂特馬斯又把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為三種模式:一是“剩余型模式”，即福利的需求主要通過個人來滿足，當個人保障無效時，公共部門才介入;二是“工業績效型”，即個人的福利保障決定于個人的工作表現，遵循的是一種市場競爭的理論;三是“制度化再分配型”，即政府主動、積極介入福利保障，確保全體國民共享福利保障［3］。早期這些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類型劃分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并且都是以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念來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進行劃分，其類型劃分的前提假設都是建立在“趨同論”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其理論建構的色彩多于經驗研究的色彩，對實際情況的解釋力也較弱。這種情況在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福利資本主義三個世界”理論之后發生了轉變。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一書中，他以OECD的18個國家為研究對象，運用“去商品化程度”①“分層化和社會團結度”②國家對公民社會權利的保障程度③三個標準，把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劃分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民主義這三種模式。

(一)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某程度上還包括英國)這些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在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社會救助，輔以少量的普救式轉移支付和作用有限的社會保險計劃。從社會的去商品化程度看，這些國家的收入再分配機制作用較小，更多貫徹的是市場交易的原則。比如說在美國，其主要的社會保障計劃是公共醫療保險而不存在全民基本養老保險。在英國，反對國家福利的理念而主張福利私有化的呼聲十分強烈。因此，處在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國家普遍缺乏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給付，這使得大量的民眾轉而依靠商業保險來對風險進行保障。就社會分層和社會團結度而言，這些國家中，資本力量異常強大，工人組織的力量相對較弱，這就使得市場力量具有巨大影響力。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對于保障公民權為目的的普惠型保障就缺乏動力。在社會福利服務方面，在采用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國家中，威權主義和父權主義的背景十分淡薄，而社團主義的傳統也很弱，這就使社區具有的對人們生活的干預和控制能力十分有限［4］。再加上個人自由的觀念影響甚大，人們對于國家的干預普遍持抵觸的情緒，從而使得個人志愿的慈善行為成為彌合社會保障市場化所導致的種種缺陷的有效手段。

(二)保守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保守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意大利這些具有法團主義和國家主義傳統的歐洲大陸國家。在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國家和政府對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給發揮著主要作用，以勞動力市場的工作群體及其家人為保障對象的社會保險制度成為這一模式的支柱，而針對大眾的普遍社會津貼計劃卻較為缺乏［5］。從社會的去商品化程度來看，這些國家都有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社會保障權利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的觀念被廣泛接受，但傳統的權威主義和合作主義對這種公民權也有很大的影響。而就社會分層和福利權利來看，保守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國家注重社會身份、等級和階層區隔。比如德國，其以社會保險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保障制度就發源于中世紀的行會制度。因此，這一體系具有很強的職業地位和等級分化的特征。在這些國家中，普遍的個人津貼及市場化的商業保險發展十分有限。人們更強調的是法團主義的原則，強調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控制功能。在社會福利服務上面，歐陸的保守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強調家庭和社區的社會照顧責任。如對于老人的照顧責任方面，所遵循的是家庭———親戚———地方政府，這樣一個邏輯順序。因此，社區和非正式的網絡仍然在歐陸國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社民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社民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瑞典、挪威、丹麥、芬蘭這四個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這種社保制度模式中，強調的是全民性社會保障分配與高水準的福利提供。即由國家提供給全民普適性的保障制度已經不再是某種輔助性制度，而是一種基本國策。該模式主張建立制度化的、以確保公民權利為目的的“國家福利”體系，來實現建立“公正社會”這一目標［6］。從社會的去商品化程度來看，該模式中所有國家都有最高非商品化的特征。采用這一模式的國家普遍發展了普世主義的以社會津貼為特征的社會保障體系。如在養老金方面，這些國家給所有的公民都發放由國家提供的“基本養老金”，無論其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就社會分層和福利權利來看，社民主義模式強調的是大眾參與、法團主義以及勞方、資方和國家三者的合作與協調。公民權利是建立在對社會團結觀念的確信之上的。在社會福利服務上，這些國家的政府在廣泛的公共服務領域為公民提供了各種福利服務，這些服務從兒童看護到老年人護理照顧，涉及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福利保障項目。此外，該模式強調解除對市場與傳統家庭的限制。即在提供個人福利支持方面，應該先發制人地將家庭成本社會化，而不是支持個人對家庭的依賴。艾斯平•安德森有關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之后，其有關社會保障制度類型學的范式為許多學者所借鑒，并通過大量經驗材料加以驗證和擴展。特別是其類型劃分中的分類標準，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福利文化觀的色彩，這種觀念也帶來了以后類型學劃分的意識形態論的持續。總之，福利資本主義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所流行的西方的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模式趨同化的一種糾向。它不僅僅為社會政策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和體系，而且成為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的新的“經典理論”［7］。

二、東亞儒家模式對“三個世界”的挑戰

20世紀90年代以來，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個世界”的理論為從事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分析范式。之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關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較研究都集中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理論探討和經驗驗證，而較少關注西方之外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其實，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個世界”的理論提出，不僅擴展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維度，而且使得跨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較成為了可能。因此，最近這10多年，學者們開始逐漸關注這一理論分析工具或分析范式，在非西方社會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應用。基于這樣的一種導向，一些社會保障學者對東亞儒家模式的可能性進行了比較研究。這種比較研究的結果，無疑對原有“西方中心論”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較研究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也對艾斯平•安德森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形成了極大的挑戰。實質上對于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羅斯和西芮•托瑞所著的《福利國家:東方和西方》一書，但真正把以中國的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東亞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集群來研究是近十年的事情。Goodman和Peng在《東亞福利國家:四處游學、適應變化和國家建構》一書中較早地提出了“東亞福利體制模式”的概念，隨后Huang在1997年的《超越歐洲福利體系:對于東亞福利體制模式的展望》一書中，也提出了“東亞福利范式類型”。這之后林卡以中國儒學文化為背景，將日本、中國內地、新加坡、中國香港作為統一的儒學文化群體來看待，提出了“儒家文化圈中的福利體制簇”，并指出家庭———家族的群體主義是東亞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規范基礎。而福利權利的觀念文化卻難以在東亞福利模式中得到廣泛的認同。其后，瓊斯•芬勒也在《太平洋的挑戰———儒家福利國家》一書中，提出了“儒學福利模式”這一范疇，從而進一步深化了對于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她認為，東亞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具有不同于西方歐美社會保障模式的特征，這些體系體現了帶有濃厚的保守主義色彩的法團主義，卻不具有西方式勞動的平等政治參與;采用輔助主義原則，卻沒有基督教主義的宗教背景;沒有導致社會平等的社會團結理念，但也不采用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模式;注重家庭———家族主義的中心地位，等等［8］。歸納中西方學者對東亞社會保障模式的研究，我們可將其模式特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家庭家族主義的制度模式特征:在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中，家庭和家族在整個社會中居于中心的地位，這些組織不僅被視為是社會照顧的天然機構，而且他們還擁有神圣的道德地位。在東亞儒家型國家，當個人或家庭面臨困難的時候，更多的是依靠家庭成員和親族來渡過難關，而通過政府與國家的介入來解決的相對少一些。強調家庭主義和“孝道”的福利文化，使得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責任相對弱化，而強化了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因而可以誘導人們減少對國家福利的期待，形成以家庭或宗族為中心的保障模式。

國家中心主義的制度模式特征:在當代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中，社會保障制度的產生與變遷具有典型的國家中心主義的模式特征。政府強勢、政府控制的政治經濟模式、普遍脆弱的工會以及強調家庭價值和功能的社會結構與傳統觀念，使得社會運動和壓力集團難以形成對政府決策的現實影響，而公眾在社會與公共政策中的低參與度更進一步降低了公眾需求意愿，導致政府在制定社會保障決策時較少受到外部壓力而掌握強勢的主動權［9］。其社會保障制度的出臺與施行也遵循自上而下的道路來加以推行。經濟優先發展的制度模式特征:在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中，其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與經濟發展的某種分離性，即東亞儒家國家在“經濟發展優先性”的政策指導之下，社會保障體制的發展更多的是服務于經濟發展或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工具。從整體上看，這些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般比較低，接近于安德森的“自由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模式［10］。正如Tang指出的那樣，缺乏廣泛的社會保障計劃是解釋東亞儒家國家與OECD國家在社會開支上不同的主要指標［11］。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使得人們研究的對象遠遠超越出安德森“三個世界”的模式范圍。“三個世界”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面臨著學者們所提出的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南歐社會保障制度模式、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挑戰。這些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無疑是對“三個世界”理論的進一步擴展。有一些人認為，包括東亞儒家模式在內的非西方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所涵蓋的體系間相互差異性比“三個世界”的理論所涉及的各模式要大得多，因而這些模式的確立存在著是否成立的問題。但不管怎么說，東亞儒家模式等非西方文化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本身就代表著從福利文化的角度來比較和分析東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對東亞儒家國家內部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一個新的視角，一個跨文化比較的視角。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針對東西方國家以及同一文化圈內的國家在文化傳統與呈現要素等諸多方面的同質性與相似影響的研究和探討。同時，由于對東亞儒家文化尤其是對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一些研究工作尚待開展:比如對東亞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哲學分析和詮釋，探索東方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可能性問題;對東亞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歷史的分析，研究影響東亞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歷史文化因素，規范結構和性質;比較東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差異，并歸納這種差異的原因;如何以東亞儒家文化為依托，來明確國家、市場、家庭與個人四者之間的合作關系等等［12］。我們可以相信，隨著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深入，在不遠的將來完全可以構筑起適應東方福利文化的具有自身本土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這種制度模式與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模式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隨著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以及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將來東西方社會之間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差異將呈逐步，以形成一種中西融合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

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的新維度

中西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這種發展道路的差異性就在于中西各自不同的福利文化。正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福利文化，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類型劃分，其首要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分類的依據，或者說選擇什么樣的角度進行分類，因為選擇不同的分類標準和依據，就會做出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類型劃分。通過對西方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的理論分析，以及對東亞儒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分析，我們可看出國內外學者對于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的標準、維度的選擇存在不完善的問題。因此，重新選擇適當的分類標準和采用適宜的角度，對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進行重新劃分就顯得非常必要。

(一)考察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新維度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題和對制度模式的分析，我們可從福利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這兩個層面提出考察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劃分的新維度或者劃分的新標準:1．維度之一:福利文化的意識形態觀福利意識形態觀一詞最早出自克拉克、科赫瑞和斯馬特所編著的《福利意識形態》一書中。英國學者湯姆•拜登認為，福利意識形態觀是一種關于需要、福利、國家和政策之間關系的相對系統的理論，它把諸如需要、正義、平等和自由等福利概念的抽象分析與具體的福利改革的政治措施有機聯系起來了［13］。就當前中西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而言，其所涉及的福利文化的意識形態觀主要包括:(1)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觀強調市場的自由運行與國家的最小干預;崇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最小福利主義”原則成為了這些國家制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的主導思想，這一理念也無疑為國家福利的擴張設置了障礙;人們對于福利普遍接受的是一種工作福利的理念，并且要求國家強制人們投入勞動力市場，由此，形成了一種“工作倫理”的道德觀念。(2)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觀: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強調階級協調、社會團結，倡導集體主義，主張法團主義，把社會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階級之間相互妥協的過程。由于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觀具有強烈的父權主義和等級制的文化傳統，因此，其倡導男人為女人的保障提供社會保險計劃的支持。此外，這種意識形態觀，也鼓勵形成強有力的市民社會，而國家福利的發展受到各類社團機構的限制和抵抗。(3)社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觀:社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包含平等、關心和合作的觀念意識，強調公民權利觀念和福利權利觀念，主張一種“普遍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念;在肯定市場作用的基礎上，主張政府干預經濟，提倡混合多元的社民主義;在對待社會福利方面，社民主義強調平等與民主化，認為福利國家的發展是工業文明和政治民主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觀的核心觀念可概括為“合作、協調、團結、公正”。(4)天主教意識形態觀:天主教的意識形態觀具有強調社會網絡、社會互動和社區聯系的意義;強調家庭倫理的作用，并主張家庭福利和利用社會資本;堅持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因而婦女應該維護家庭;在國家干預社會保障方面，天主教反對國家干預，倡導一種國家“輔助性原則”的意識形態觀。綜合這些特點，可以將天主教意識形態觀概括為強調家庭倫理觀念的家庭福利主義，教會與王權對立下的國家的“輔助性”的福利責任觀。(5)儒家的意識形態觀:儒家的意識形態觀具有尊敬老人、孝敬父母、崇尚權威、講求和諧等諸多特點。同時也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家長的權威、家庭倫理道德觀念的延續和繼承。綜合這些特點，可以將儒家福利文化的意識形態觀概括為以家庭紐帶和血緣關系為核心的家庭中心主義，關愛父母、尊敬老人的“孝道”文化，以及強調人際關系和諧的集體主義意識。(6)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具有三個方面特征:一是國家主義，即國家作為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對人們的福利需求作出“總體性”的制度安排;二是集體主義，即在這一意識形態觀念中，集體是人們福利的基本來源，人們只有投入到各種集體之中，才可能由相應的集體給予其福利的保障;三是生產主義，即強調經濟政策與社會保障政策的密切關系，強調勞動至上，不勞動不得食的生產主義;四是共同富裕的價值觀。2．維度之二:福利制度供給面社會保障制度供給是社會保障制度運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各個福利保障提供者開發和利用資源去滿足福利對象的過程。家庭、市場、市民社會、國家構成了福利供給的資源網絡。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是原初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贍養老人、撫育子女、情感慰藉等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家庭是福利保障資源最為基本、最為重要的來源。市場和市民社會是社會力量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社區服務、醫療衛生、慈善救助等方面。因此，市場、市民社會是政府和民眾間的中介，是福利資源的重要來源。國家、政府是主導型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制度、政策設計、財政資助、監督立法等方面。可以說，國家、政府是當代社會保障制度供給中最重要的主體。在不同國家的社會福利供給過程中，家庭、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政府等所處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實際上是不相同的。因此，從福利制度供給面來看，當今中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可劃分為以下六種類型。(1)市場主供型:市場主供型國家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由于其社會主導的價值觀念是自由主義，因此其堅持的是“市場是最好的分配機制”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了市場在福利資源的供給層面占據主導地位的市場主供型的模式。即福利資源分配的主要機制依賴于市場，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實現福利資源再分配的功能比較弱，對國民的保障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福利需求也通過市場交易來滿足。(2)國家———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國家———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主要是帶有法團主義和國家主義傳統的保守主義歐陸國家。由于其倡導集體主義，主張法團主義，崇尚社會的團結。因此，形成了國家、家庭、市民社會三者共同構成福利資源供給的基本層面。即福利資源分配的機制在于國家———家庭———市民社會這三者之間的協調。依循家庭———社會———政府的路徑對國民加以保障。(3)國家———市民社會主供型:國家———市民社會主供型主要是具有“合作、協調、團結、公正”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其強調的是全民性社會福利分配與高水準的福利提供。國家在整個福利資源供給層面占主導地位，國民主要福利需求的滿足也來自于國家的轉移支付。另外，其市民社會比較發達，各種非政府組織和教會也為國民提供補充性的福利資源。(4)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由天主教占據統治地位的南歐國家。在這些國家中，福利資源的提供主要不是來自于國家的保障，而是來自于家庭和市民社會(非政府的組織，如教會)。在這一形式之中，家庭是國民福利保障的首要供給渠道，當家庭不能滿足其個人需求的時候，由市民社會承擔弱勢群體的福利責任。當上述兩個渠道都不能滿足個人的福利需求時，才由國家出面對其提供福利的保障需求。(5)家庭主供型:家庭主供型主要存在于以儒家文化為其福利文化內核的東亞儒家型國家之中，其范圍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儒家文化倡導的是一種家庭本位的觀念或家族本位的觀念，強調家庭倫理的福利文化責任觀念。因此，這些國家國民的福利保障是通過家庭這種非正式的組織來加以提供的。雖然從經濟支持方面來看，家庭供給的經濟福利資源在減弱，但其所提供的精神福利資源卻絲毫沒有減弱，甚至有加強的趨勢。(6)國家主供型:國家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倡導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形成了這種國家主供福利資源的模式。即國家在福利資源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具有強大的轉移支付功能，福利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依靠這種分配機制得以實現。國民的福利保障主要是通過國家的轉移支付方式得以實現，同時他們的福利需要也是通過這種轉移支付方式得以滿足。

(二)六種模式:對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新劃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們可從福利文化意識形態觀的精神文化和福利供給面的制度文化這兩個維度來對中西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進行類型劃分，對于這種制度模式的類型劃分，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所特有的歷史傳統、意識形態、文化積淀、風俗習慣、思維定勢、心理特征等隱性的福利文化因素對社會保障供給顯性制度的形成、發展和演化過程所產生的滲透性影響。這種影響是內在性、長期性、持久性和根本性的。也就是說，各國所內具的福利文化傳統導致了其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呈現出多樣化的模式特征。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由于各國福利文化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是他國所無法具備的。雖然我們將其涵蓋入某一社會保障模式之內，但其在其所屬體系內相互之間的差異性也許比我們所劃分的模式的差異性要大得多。因此，我們在強調統一性的同時，也要注意模式內的差異性(見表1)。1．自由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等這些具有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國家和地區。其特征是:(1)以基督教新教加爾文派的“自主獨立”“工作倫理”的宗教福利觀念為基礎，形成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影響民眾的福利態度和上層的福利意識;(2)施行市場主導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通過國家的收入轉移程度很低;(3)實行“殘余主義福利模式”的原則，福利制度的覆蓋面相對較窄;(4)社會保障體系立足于社會救助，普惠型的福利保障較為缺乏。2．保守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德國、法國、比利時等這些歐洲大陸國家。其特征是:(1)基督教的“階級合作”“社會團結”的價值觀念影響了各黨派，形成了“集體主義”“法團主義”的社會主張并最終導致了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觀;(2)施行“國家———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注重三者之間的協調與平衡;(3)實行“輔助性原則”，倡導市民社會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作用;(4)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是社會保險制度，缺乏普遍的社會津貼計劃。3．社民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等斯堪的納維亞的北歐國家。其特征是:(1)以新教路德教派的宗教福利觀念為基礎，形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觀和“合作、協調、團結、公正”的福利文化傳統;(2)施行“國家———市民社會”主供型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國家在整個福利資源的供給層面占據主導地位;(3)實行“社會團結”的理念，社會保障的公民權利觀念和普遍觀念深入人心;(4)社會保障體系的典型特征是普遍的社會津貼計劃。4．南歐天主教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地中海沿岸的南歐國家。其特征是:(1)以天主教的“家庭責任觀”“王權、教權的對立觀”的宗教福利觀念為基礎，形成了“輔助性原則”的國家非干預的意識形態觀;(2)施行“家庭———市民社會”主供型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家庭和非政府組織(教會)在福利資源的供給層面占據主導地位;(3)實行“輔助性原則”，普遍的“國家福利”理念缺乏;(4)社會保障體系的立足點在于建立“社會救助”國家。5．東亞儒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其特征是:(1)以儒家的“家本責任觀”“孝道”的宗教福利觀念為基礎，形成了“儒家文化圈”中的儒家意識形態觀;(2)施行家庭主供型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同時強調政府的干預和控制;(3)實行“威權主義的原則”，家長、專制主義的理念突出;(4)社會保障體系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及擴大了的家庭———企業及社會共同體作為保障的組織體系。6．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主要覆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蘇聯、東歐等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觀影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特征是:(1)以國家父權主義、集體主義、生產勞動主義和共同富裕的價值觀念為基礎，形成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觀;(2)施行國家主供型的福利資源供給制度，強調國家在福利資源分配中的主導地位;(3)實行“父權主義責任原則”，社會主義國家對勞動群眾提供普及性的福利保障;(4)社會保障體系的典型特征是實行勞動保險的社會保障制度。四、小結基于上述的認識，從福利文化的視角，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對中西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比較研究是一個切實可靠的研究方法。比較歷史方法可以將橫向與縱向比較，時間與空間的比較結合起來，能夠大跨度、大范圍地審視和把握中西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軌跡，以更好解釋其變化的動因與趨向。同時，福利文化的視角有助于從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角度審視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及發展，能夠內在地整體地認識社會保障制度，因此，是研究社會保障制度較為理想的理論視角。將這一視角或者說概念工具引入歷史比較的方法之中，可以使歷史比較方法的運用有更堅實的理論前提，也能夠使比較研究的結論更具科學性和解釋力。在中西社會保障制度變遷的歷史比較分析過程中，實質上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中西福利文化存在著民族共同性、歷史共同性和濡化同向性的共同特征，但是家庭為本與社會為本、倫理內修與法律外控、關系信任與制度信任、權威仁慈與民主責任等福利文化方面的差異性，無疑是導致中西各自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道路不同的重要原因①。因此，在現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劃分上，必須對福利文化的變量加以認真考慮，重新選用新的劃分維度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模式劃分。而以福利文化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兩層次為新維度，把中國、日本等非西方文化的國家納入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劃分無疑就顯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作者：張軍 單位：重慶理工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