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古代的自然災害應對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對于災害的預測

對災害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進行監測和預報，可以為災害的防抗救援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在當時條件下，古人當然不可能在現代科技意義的水平上進行預測，但這也并不代表古人就沒有這方面的意識，他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進行監測預報。《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云物，為備故也。”孔穎達引鄭玄對《周禮》“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兇水旱降豐荒之象”注云“:物，色也。視日旁云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也就是說，每年兩分兩至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時，君主要登上觀臺觀望云氣、云色，并記載下來。根據鄭眾注“:(云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恐有兇荒災札，預為之備。”對于每種災害，時人也從各個方面加以預測。

(一)預測水旱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天上發生過日食。根據陰陽學說，日食是陰勝陽，水屬陰，故梓鎮據此認為天下將會發生水災。但另一個貴族昭子卻認為，當時太陽已經過了春分點，正是應該陽氣逐漸勝過陰氣之時，這時發生日食，雖然表示陽氣尚不能勝過陰氣，但也同時預示陽氣郁積，一旦陽氣發泄必然過甚，導致旱災。

(二)預測饑荒《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周歷比夏歷要早兩個月，所以此時正當夏歷冬天，正是水結冰之時。應有冰而無冰，表明天氣應該寒冷而暖，在陰陽五行學說中，寒冷為陰，溫暖為陽。這表明陰不勝陽，地上必定發生天災。古人以歲星為木，木為青龍，而次于玄梏，玄枵相當女、虛、危三宿。虛、危古以為蛇，龍行疾而失位，出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故曰蛇乘龍。而歲星在古代是“天之貴神，福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佑其本國之象”。根據分野說，“龍，宋、鄭之星也。”所以，此年宋、鄭必定會發生天災。又由于玄枵有三宿，女、虛、危，虛宿在中。《正字通》云“:凡物虛耗曰枵，人饑曰枵腹”，所以此年兩國發生的天災應該是饑荒。

(三)預測火災古人有時又利用天象推測火災，因為他們認為“天事恒象”。在昭公十七年，有彗星的光芒掃過大辰星，往西一直達到銀河。申須據此認為，明年火星再出時，諸侯國可能出現火災。梓慎則根據分野說及陰陽五行說進一步推出，火災當在明年周歷五月在宋、陳、鄭、衛四國發生。據此，鄭裨灶建議當時的執政子產用瓘斝玉瓚祭祀，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火災。

二、災害的防治

利用各種理論推測災害的發生，其目的當然是進行有效的預防。最要有效地對付災害的方法，莫過于平時化解。

(一)藏冰之禮根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記載，古代藏冰必在夏歷十二月，所用之冰取自于“深山窮谷”，因為那里“固陰冱寒”，其真實含義根據《春秋左傳正義》疏云“: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于下，隔于冰，伏積而不能出也，憤發或散而為雹。藏冰必取此山谷之內積陰之脈，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也。”這完全是根據陰陽學說舉行的一種防治冰雹的做法。但當時的統治者卻只圖方便安逸，“藏川池之冰”，不能導達陽氣。從根本上講，這只是一種消極的防災方法。

(二)儲存糧食儲存糧食則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政策。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先秦時期，要儲備糧食，更要從長計議。理由很簡單，農民平時生產的糧食總量就不多，能夠拿出來作為儲備的糧食自然很少，所以國家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應對災害之年。正因如此，《谷梁傳》的作者認為，一個國家應該有九年以上的糧食儲備，否則，“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莊公二十八年)魯國在災害發生的當年已經無力支撐，只好向諸侯“告糴”，顯然不符合作者的設想。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雖然“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但《谷梁傳》和《公羊傳》兩書卻不約而同地同時“譏也”。

(三)興修水利我國歷代災害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興修水利不但可以治理江河，減少水患，蓄水防旱，而且水利灌溉還有利于改良土壤，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對防災救災具有極大的意義。自夏禹治水，“浚畎澮”、“盡力乎溝洫”，以后治水經驗逐漸豐富。《周禮•地官》主要介紹了周朝的各種人工灌溉系統。《地官•遂人》提到了田間渠道和通道的規格“: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其中遂、溝、洫、澮、川都屬于灌溉系統。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許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著名的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和鄭國渠四大工程。

三、救災

災害的抗救是災害發生后人與自然的一種對抗較量，它是在災害發生過程中進行的減災活動。

(一)祭祀在科學技術落后的先秦社會，人們遇到災害的第一反應當然是祈求于神靈，祭祀也就成為他們的第一選擇。“山川之神，則水旱病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不同災害祭祀的神靈是不同的，祭祀的儀式也依照災害的不同而不同。旱災時期舉行的祭祀儀式主要是雩祭“，大雩者何?旱祭也。”雩有二：一為龍見而雩，當夏正四月，預為百谷祈雨，此常祭。常祭不書。一為旱曠之雩，此不時之雩。《春秋》書雩者二十一，“皆以旱而皆不時也”。水災，根據陰陽五行學說，水屬于陰，所以水災發生的原因是陰勝陽，故而要采取措施發揚陽氣，抑制陰氣，所以每當水災發生時，人們都要在國門戒鼓聚眾。古人又認為“，云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莊公二十五年)所以發生水災時又在土地廟伐鼓以發揚陽氣，抑制水災。

(二)制定整套的救災體制古代社會雖然因為科學技術落后而偏愛祭祀，但這并不等于古人就一味偏信神靈。對于具體的災害，比如火災，古人也有一整套的救災體制。在《左傳》中記載的比較大的災害主要有三次，即襄公九年宋國大火，昭公十八年五月鄭、宋、陳、衛四國同時大火，哀公三年魯國大火。其中較為典型的是鄭國的救災，從中可以看出時人在發生火災后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1.管制交通，加強保衛工作。在發生火災后，人心混亂，難免有不法之徒趁火打劫。這時候采取一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管制交通，限制人員往來，“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同時命令軍事部門做好準備，“城下之人，伍列登城”，并命令專人巡邏各處，“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雖然《左傳注》認為這是“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但如果聯想到當時宗廟里儲藏有大量的祭祀用器時，我們認為這其中也包含有防止歹人乘機哄搶偷竊的動機，實屬合理。2.布置具體救火事宜，官員各司其職。春秋大事，唯祀與戎。火災之時首要是保護祭祀用具，“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于周廟，告于先君。”儲藏財物的官員要加強戒備，“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為了防止出現像宋國伯姬那樣的事件，司宮應該“出舊宮人，諸火所不及。”救火當然是重中之重，這項任務主要由司馬和司寇負責，“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做”。“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從中可以看出發生火災時要調集郊區的人員進城幫助撲火。3.善后事宜。首先，要進行祭祀彌禳活動，“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攘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這只是一種緊急祭祀行為，兩個月后“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攘于四方，振除火災”，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祭祀活動，大修土地廟，并祭祀四方之神除災去邪。其次“，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調查火災損失情況，對因火災而造成損失的人進行補償，除了給他們重造房屋的材料外，還要寬免他們的賦稅。再次，“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為了表示悲戚，國中號哭三天，并停止開放國都中的市場，同時派人向各諸侯報災。

(三)節儉自然災害從其本質來講只不過是種種自然異變而已，但當這種異變破壞了農業生產的環境，從而造成農業生產減產乃至絕產后，就會引起人類社會的災難。這種種災難的集中體現就是饑荒，此時單單依靠上文提及的祭祀顯然無濟于事。要想減除對人類社會的危害，更多的要依靠現實的措施。除了上文提及的倉儲外，政府還要節省各項開支，節約物資。襄公二十四年秋天發生大水災，冬季大饑。根據《谷梁傳》載“：五谷不生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柵不涂，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雖然規定的內容繁多，從君主飲食、朝廷的日常活動以至到祭祀鬼神都有涉及，但原則卻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節儉。

(四)放貸當災荒十分嚴重時，政府必須施舍以緩解民眾災情。文公六年，楚大饑。……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襄公二十八年，鄭、宋發生饑荒，到二十九年一直持續到麥收季節，老百姓很困乏。所以子皮執政后，立即以死去的子展的名義“餼國人粟，戶一鐘”。宋子罕亦“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而且“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貨。”實際上也就是變相地饋送給百姓糧食，但不讓百姓對自己有所感激，也就是叔向所稱的“施而不德”，所以宋無饑人。

(五)請求國際援助為了保證受災國在困難情況下順利度過難關，當時還有類似于今天的國際援助體系。當時的人們已經認識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當諸侯國發生災害后，其他諸侯國會給予慰問。“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襄公三十年，晉國人、齊國人、宋國人、衛國人、鄭國人、曹國人、富國人、和國人、滕國人、薛國人、祀國人、小和國人因為宋國發生火災在擅淵召開類似于今天的國際會議，會議的目的就是為“救災以眾”，“更宋之所喪財也”。支援的方式也類似于今天的國際援助，大體分為兩種:有償的和無償的。在三傳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關于告糴的記載，其中特別突出的例子當屬秦晉之間的告糴風波。僖公十三年冬天，晉國連年發生饑荒，派人到秦國請求購買糧食。秦穆公因為晉惠公背信棄義，沒有履行上臺前的諾言，而對此有所猶豫，但在公孫枝和百里奚的勸告下，最終還是同意了。到僖公十四年冬天，秦國發生饑荒，派人到晉國請求購買糧食，晉國人卻不給。讓人意料不到的是，第二年即僖公十五年“晉又饑”，雖然晉國兩次背信棄義，但秦伯“怨其君而矜其民”，以德報怨，又借給晉國糧食。在發生災荒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百姓餓死，諸侯之間有時會無償援助。《春秋經》記載:”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谷梁傳》直言“: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因為哀憐蔡國人沒有糧食而饋贈他們。救濟災難，在《谷梁傳》作者看來是符合禮制的事情。為了防止像晉國那樣不準“告糴”的情形出現，當時各諸侯國還以盟約的形式加以強制規定，各諸侯國之間不準“閉糴”。僖公九年，齊桓公主持召開葵丘之會并制訂了盟約，規定“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盟約第二條就是“毋訖糴”，范寧注“:訖，止也，謂貯粟。”即如果一諸侯國發生糧荒，其它有糧食儲備的諸侯國不得囤積居奇，而要將糧食買給發生糧荒的諸侯國。在以后的很多盟會中，與會諸侯都重復了這一條款，說明這一條款在當時“國際社會”中受到的重視程度。綜上所述，先秦時期，基于災害頻繁發生的社會現實，我國已形成了一系列災前預防和災后補救的思想。這些措施及時地救助了災民，并對維持當時社會穩定，保證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作者：聶甘霖陳紀昌單位：山西大同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山西大同大學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