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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郊村、經濟發達遠郊村和經濟欠發達遠郊村城鎮化發展類型大相徑庭。通過對浙江省15個村落的問卷調查，發現城市擴張帶動的城郊村城鎮化推動了農民與城市文明的頻繁接觸，促進了公民意識、參與意識和維權意識的發展；經濟發達遠郊村的內生城鎮化提升了農民參與公共生活積極性，增強了政治效能感，但公共性的缺失，使其公共責任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顯著低于其他村落；經濟欠發達遠郊村城鎮化水平低，農民缺乏參與公共生活和接觸現代傳媒文化的經歷，參與意識和政治效能感最低，但受傳統集體主義文化的滋養，公共責任意識顯著高于其他村落。

[關鍵詞]

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農民；公民意識

一、引言

城鎮化是城市文明向鄉村傳播，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和聚集，城鎮空間不斷向農村擴張，鄉村生活方式轉變為城市生活方式，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綜合社會變遷過程。毋庸置疑，城鎮化進程有利于農民人格的公民化。[1]向城鎮的流動、就業使農民既受到社會化大生產秩序的制約，又受到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使得農民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等強于傳統農民。[2]然而，由于城鎮本身現代性不足，使農民工政治參與意識功利化，傳統臣民意識較濃。[3]而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留存也限制了農民公民意識的發展。[4]一項基于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城鎮化進程對農民政治意識的影響是復雜的，既有正向的影響因素，如外出打工、房屋拆遷、有序政治參與等，又有負向的影響因素，如土地征用、社會參與、個人利益表達等。[5]可見，學界關于城鎮化影響農民公民意識發展已取得較為豐富成果，但以下方面還待深化：（1）已有研究未看到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的多樣性，[6]未探討不同城鎮化模式下農民公民意識發展是否存在差異；（2）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的差異是否會影響農民的政治參與、社會參與、媒介接觸狀況，進而影響了農民公民意識的發展。為此，本文試圖在浙江省金華和寧波地區選擇代表不同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的15個村落，運用問卷調查收集農民公民意識數據，依據定量分析回答以上問題，以完善城鎮化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機制理論，并為推動農民向現代公民轉型提供理論指導。

二、研究方法

1.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與村落樣本選擇。徐勇依據城鎮化發展動力將農村城鎮化分為企業帶動型、政府主導型、市場拉動型。鄧大才依據農民進城的程度劃分為身體城鎮化（農民工式的城鎮化）、身份城鎮化（征地與社區建設式城鎮化）、生活城鎮化（非遷移式的城鎮化）。[7]李培林從農村城鎮化視角，將村落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處于繁華市區、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的村落；二是處于市區周邊、還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三是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8]可見，不同村落因地理位置和非農化程度體現為不同的城鎮化模式。然而，李培林的分類未考慮地區商品經濟發達程度，而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引發農村城鎮化的重要原因。[9]本文依據商品經濟發達程度、地理位置與農民進城程度，將農村城鎮化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由政府主導，城市空間擴張帶動的城鎮化，主要在城郊村；二是由農村工業化啟動的農村城鎮化，主要在浙江、廣東、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的遠郊村；三是外出打工推動的農村城鎮化，主要在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本文選擇了寧波、金華的三個村落作為城郊村樣本；余姚市、慈溪市的四個村落作為經濟發達的遠郊村樣本；金華市、余姚市的八個村落作為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樣本。

2.樣本收集及特征。問卷樣本來源于調查所在的15個村落，按照年齡和性別進行分層抽取，共發放問卷1500份，獲得有效樣本1398份（見表1）：

3.研究變量選擇與測量。（1）因變量：公民意識。公民意識是公民對公民身份制度規定的權利、義務的主觀認同程度，其測量工具在章秀英等編制的測量問卷[10]基礎上針對農民群體加以修訂，分別由公共責任意識、參與意識、維權意識、民主權利意識、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識六個維度28個項目構成，采用李克特五級計分，分數越高，表明公民意識越成熟。各維度的墜值除法治意識在0.52之外，其余維度均在0.7以上，總量表為0.88。（2）解釋變量：政治參與。農民政治參與的測量量表由三個維度11個項目構成：個人接觸、參與公共事務、利益表達。個人接觸是指農民為了建房、孩子上學、找工作、村莊事務等找領導；而參與公共事務是指參與村莊選舉，關心村莊選舉事務，參與監督村莊的事務財務；利益表達主要是指通過與他人、媒體、網絡等談論政治，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問卷按五級計分，分數越高，表明政治參與越積極。三個維度的墜值為0.60-0.78，整個量表的值為0.80。（3）解釋變量：社會參與。它指農民人際交往與參加各類社會組織的情況，包括與他人看戲、打牌、聊天；參加村里組織的燈會、花會、秧歌隊、合唱團等文娛、體育活動；參加宗教組織（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等）的信仰活動；參加老年協會活動；參加養殖協會、養兔協會等合作經濟、金融組織等行業組織活動的頻率。用李克特量表5個等級測量，5個指標的墜值只有0.548。為此，分別考察各種社會參與方式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4）解釋變量：傳媒接觸。傳媒接觸是指接觸報紙時事新聞、網絡時事新聞和電視時事新聞的頻率（“從來沒有、偶爾、有時、經常、總是”5個等級）測量，三個指標的墜值為0.53，不太理想。分別考察接觸不同傳媒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

三、不同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下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現狀比較

統計結果發現，城郊村農民的公民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P<0.01）和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P<0.05），經濟發達遠郊村和經濟欠發達遠郊村不存在統計差異（P>0.05）。從公民意識各維度的平均值比較看，除法治意識外（F=0.35，P>0.05）外，其余各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

1.城郊村農民參與意識和維權意識顯著高于其他村落的農民。參與意識是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和行為傾向，是現代積極公民的意識表征。平均數差異比較的結果發現，城郊村農民的參與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P<0.05）和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P<0.001）。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參與意識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維權意識是指當公民權利受到侵犯時，個體主張運用法律維護權利（主要是財產權）的意識。平均數差異檢驗結果表明，三類村落農民的維權意識存在顯著差異（F=10.23.P<0.001），城郊村農民的維權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P<0.01）和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P<0.001），其余沒有統計差異（P>0.05）。

2.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的公共責任意識顯著高于城郊村和經濟發達遠郊村的農民。公共責任意識是公民對公民身份制度規定的公共領域道德的自愿認同，主要與維護政治社群相關的政治道德，包括團結、忠誠和愛國、寬容、理性、生態意識等。從道德層次看，包括基本的公民道德（法律規定的公民身份應承擔的義務和職責）和高層次的公民美德（對他人利益和社會普遍利益的關懷）。平均數差異檢驗發現，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的公共責任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P<0.001）、城郊村（P<0.001），城郊村農民的公共責任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的遠郊村（P<0.001）。

3.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的民主權利意識顯著低于城郊村和經濟欠發達遠郊村的農民。民主權利意識是公民對現代主權在民理念的自覺認同。平均數差異檢驗發現，城郊村農民的民主權利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的民主權利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其余沒有統計差異（P>0.05）。

4.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的政治效能感在三類村落中最高。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對自己政治影響力的信心和信念，包含對自身能力和政治行為成功概率的評價，并由此而滋生的政治情感體驗，高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參與會更積極，且對政治體系更忠誠，是民主政治體系良性運行的公民重要意識品質。平均數差異檢驗發現，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的政治效能感顯著高于城郊村農民（P<0.01），也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其余沒有統計差異（P>0.05）。

四、不同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下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因素比較

1.政治參與比較及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回歸分析。平均數差異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更熱衷于利益表達，其次是城郊村農民，而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利益表達最少，三者差異顯著（P<0.001）。同樣，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較多進行個人接觸，其均值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和城郊村農民（P<0.004）。在參與公共事務維度上，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5），其余沒有統計差異。回歸分析發現（見表2），利益表達對農民的參與意識、維權意識、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公共責任意識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個人接觸對農民的維權意識、公共責任意識和法治意識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參與公共事務對農民的公民意識所有維度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社會參與比較及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平均數差異檢驗發現，三類村落在參與打牌、看戲、聊天等休閑娛樂活動上不存在顯著差異（F=0.49，P>0.05)。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參加文娛、體育活動的頻率顯著低于經濟發達遠郊村（P<0.001）和城郊村農民（P<0.001）。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參加宗教信仰活動的頻率顯著低于經濟發達遠郊村和城郊村（P<0.001），城郊村農民顯著低于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參加老年協會活動頻率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01）。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參加經濟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等組織的頻率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P<0.001）和城郊村農民（P<0.01），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顯著低于城郊村農民（P<0.001）。可見，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的社會參與在三類村落中最活躍。回歸分析發現（見表3），參與傳統休閑娛樂活動正向影響參與意識、維權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參與村里組織的文娛體育活動，正向影響參與意識、維權意識和法治意識；參加宗教活動負向影響公共責任意識，參加老年協會負向影響法治意識，參與經濟合作組織正向影響參與意識、維權意識，但負向影響公共責任意識。

3.傳媒接觸比較及對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影響。平均數差異檢驗結果發現，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閱讀報紙時事新聞的頻率顯著低于經濟發達遠郊村（P<0.001）和城郊村（P<0.001），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瀏覽網絡新聞的頻率顯著低于經濟發達遠郊村和城郊村農民（P<0.001）。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收看電視新聞的頻率顯著高于經濟欠發達遠郊村農民（P<0.05），其余不存在統計差異（P>0.05）。從回歸分析的結果看（見表4），閱讀報紙新聞正向影響農民的參與意識、維權意識、民主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瀏覽網絡新聞正向影響農民的參與意識、維權意識、政治效能感和法治意識，但負向影響公共責任感和民主權利意識。收看電視新聞正向影響參與意識、維權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城郊村農民的公民意識顯著高于經濟發達遠郊村和經濟欠發達遠郊村的農民。除了法治意識外，三類村落農民的公民意識各子維度各有優勢和弱勢。進一步的統計分析發現，這是由于三類村落農民的政治參與、社會參與和媒體接觸的差異造成的。

1.城市擴張帶動的城鎮化與城郊村農民公民意識發展。城郊村地處城市周邊，其城鎮化主要借助地方政府推動，依靠城市空間擴張而推進。城郊村農民的土地被征用后，經濟生活主要依靠非農收入，以土地為紐帶的經濟利益聯盟開始淡化，農業經濟合作類組織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強。而征地補償、醫療保險、養老服務等社會福利權利使城郊村農民比其余村落農民有更多的經濟保障和業余時間享受閑暇生活，與城市的毗鄰則方便其享受城市豐富閑暇生活。這不僅使老年協會、秧歌隊、舞蹈隊等社會組織，宗教信仰活動無法有效吸引城郊村農民，而且電視、網絡等傳媒娛樂的吸引力也受到了沖擊，城郊村農民接觸網絡新聞和電視新聞接觸在三類村落中處于中等。可見，城市擴張推動了城郊村農民生活方式的城鎮化，與城市文明和文化的接觸提升了參與意識、維權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而負面影響公民意識發展的社會參與（老年協會、宗教信仰組織、農村經濟合作社參與）頻率不高、網絡新聞接觸不頻繁，致使其公民意識發展水平在三類村落中最高。另一方面，由于城郊村農民公民身份轉變和城市融入不徹底，在非農職業體系中處于邊緣（保安、保潔等），居住空間帶有城郊村農民的標識符號，在城市權利系統中處于邊緣化地位，加上基層管理模式未做出實質改變，無法有效吸引農民政治參與，致使政治效能感不高。此外，城郊村在“撤村并居”后，有的變成了城鎮社區，有的拆遷后被集中安置，有的進行舊村改造，成為新村小區，傳統以儒家文化和宗族觀念為根基的鄉村共同體日漸解體，原來依賴血緣關系、鄰里關系、朋友關系以及公德倫理、公序良俗等構建的鄉村道德文化也受到了沖擊，孕育于傳統村落共同體的集體主義精神日漸侵蝕，基于現代公民共同體的社區參與文化還未成熟。一些城郊村（例如金華的葉店）基層管理組織運用傳統的宗祠文化資源和經濟激勵手段，團結村民和促進參與，以增強其公共責任意識。然而，只能吸引中老年婦女參加，實際成效非常有限。因而，建設一個具有較高價值認同、情感歸屬的新型社區，促進公益導向的社會參與和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城郊村城鎮化和農民公民意識培育需要思考的重要內容之一。

2.農村工業化啟動的內生城鎮化與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公民意識的發展。首先，經濟發達遠郊村農民生活水平和職業生活已經“城鎮化”，伴隨著市場經濟而發展起來的民間商會組織等非政府組織不斷出現，吸引了村民積極參與。同時，由于形式上農民身份的保留，使得村落共同體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聯盟并未解體，農村經濟合作社、村集體組織的各類文娛活動、老年協會等吸引了農民的參與。村民自治依然受到關注，不管是個人接觸、利益表達，還是公共事務參與，都是三類村落中最為活躍。公共生活參與的踴躍孕育了村民較高的政治效能感，并促進了參與意識、維權意識的發展。其次，經濟發達遠郊村與城市距離較遠，無法像城郊村農民那樣方便享受城市文化生活設施，但因其生活水平較高，現代通訊技術發達，使其業余文化生活主要依靠網絡、電視等傳媒消遣，網絡新聞接觸和電視新聞接觸在三類村莊中最為頻繁。對網絡的頻繁接觸雖有利于其政治效能感、法治意識、維權意識和參與意識的養成，卻不利于其公共責任感和民主權利意識的生成。最后，由于催生經濟發達遠郊村城鎮化的內生力量主要是私營企業或集體企業。此類企業依靠能人運用傳統血緣宗法關系進行融資、組織生產和開拓市場，帶動村民致富，其文化色彩和行為習慣依然遵循傳統鄉土人情社會的人際交往規則，血緣宗法關系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并未弱化，雖然因經濟發達吸引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但主要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農民”，基于契約交往的陌生人社會并未形成。因而，經濟發達遠郊村的老年協會、農村經濟合作社、宗教信仰組織的社會參與具有濃厚的血緣性，農民熱衷于個人接觸，利益表達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不僅如此，商品經濟的發展侵蝕了傳統“重義輕利”的價值觀，追名逐利的市場邏輯破壞了傳統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公共責任意識的正面影響，以血緣性為紐帶的社會參與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越積極，反而越不利于其公共責任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的形成。

3.外出打工推動的低水平城鎮化與經濟落后遠郊村農民公民意識的發展。首先，農村工業不發達，地理位置偏僻的經濟欠發達遠郊村既沒有經歷城市擴張帶來的城鎮化，也難以發生內生城鎮化，人口外遷導致“基層民主空心化”。外出務工人員就業在城市，政治參與權利在戶籍所在地農村，職業與政治權利的分離使其既無法參與打工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也因缺乏時間和精力參與戶籍所在地的公共政治生活。同時，村委會成員因缺乏農村精英參與，其素質結構不盡如人意，村落的村民自治組織運作不正常，村級的民主監督流于形式，即使留在村落的村民也無法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政治參與的缺乏導致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政治效能感、維權意識和參與意識在三類村落中最低。其次，經濟發展水平落后，新農村建設成效低，公共基礎設施差，電視、網絡等現代通信技術普及率低，信息傳播方式落后使其媒介接觸在三類村落中最低。傳媒作為現代城市文化和政治文明的有效傳播載體，無法有效地提升其維權意識、參與意識和政治效能感，但也避免了因較少受網絡新聞接觸面影響其公共責任意識。最后，外出打工農民雖然工作在城市，但大多數局限于受教育水平和職業技能，人際交往圈子主要局限于農民工，維持著農民的人情交往原則，家族和宗族的力量相對較強。同時，由于缺乏資金和人力，村集體很少組織燈會、花會、秧歌隊等文娛體育活動，有的村落并未成立老年協會、經濟合作社等社會組織，有的即使成立也未能有效發揮作用。村民的娛樂往往是打牌、聊天、看戲，或者是聚眾賭博，社會參與的缺乏使得參與意識和維權意識落后。當然也避免了參加宗教信仰活動和老年協會活動對公共責任意識的負面影響。此外，不管是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還是留守的農民，都把村落當成“精神家園”，對村落的歸屬感很強，傳統的集體主義精神依然滋養著經濟欠發達的遠郊村農民，使得其公共責任意識在三類村落中最強。綜上所述，在不同農村城鎮化發展類型下，公益導向的社會參與、有序政治參與和現代傳媒文化接觸各有缺失，導致了農民公民意識發展的差異，而法治環境的缺失則是共同點。因而，加強法治社會建設，推動公民參與，不僅是新型農村城鎮化建設的著力點，也是推動農民向現代公民轉變不可缺乏的重要環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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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秀英、戴春林：《公民意識結構研究》，《心理科學》2009年第3期。

作者：章秀英 章劍鋒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