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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促進了中部地區大城市區域城鎮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作為在大城市城鎮體系構建中的聯系紐帶，遠城區在中部地區城鎮化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武漢市的遠城區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城鎮化演進的特征，然后從微觀、中觀、宏觀的不同層面解析其動力機制，其中微觀層面為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中觀層面為內部經濟要素和外部經濟聯系驅動，宏觀層面為政府宏觀政策調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進武漢市遠城區人口城鎮化健康發展的路徑。

關鍵詞：遠城區；城鎮化；動力機制；武漢市

黨報告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發揮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相關戰略的實施將帶動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而遠城區與大城市經濟、社會聯系的密切度高，受大城市輻射、接受力強，同時與農村關系密切，對帶動所轄農村地區快速城鎮化、健康城鎮化發展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目前武漢市城鎮化水平發展較快，但遠城區與中心城區、遠城區內部之間卻存在著明顯差異。基于此，本文以武漢市遠城區為研究對象，研究目前其人口城鎮化的現狀特征，再試圖從微觀、中觀和宏觀機制三個層面探討遠城區人口城鎮化演進的動力機制，進而提出促進人口城鎮化健康發展的路徑。

1概念界定與研究范圍

對于大城市周邊地域空間的界定，國內并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大多學者提出了類似的概念，認為城市外圍地區指處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影響下，位于城市行政區界邊緣的地區[1-3]。而城市遠城區包括了城市近郊區、近郊縣等概念，是主城區行政邊界以外的臨近地域，是城市化地域核心以外的城市邊緣地帶，是主城區向外延伸拓展的重要都市層[4]。依據上述研究，本文界定中心城區為江岸區、江漢區、硚口區、漢陽區、武昌區、青山區和洪山區7個行政區劃，遠城區為蔡甸區、江夏區、黃陂區、新洲區、東西湖區和漢南區6個行政區劃，并將該6區作為本文研究對象。

2城鎮化現狀特征

2.1遠城區與中心城市、遠城區之間城鎮化水平相差較大

表1顯示，武漢市中心城區7區除洪山區城鎮化率為96.75%，其余均為100%；而遠城區6區城鎮化率均值約為56.6%，遠城區與中心城區城鎮化水平差距較大，城鄉二元分割的特征比較明顯。同時，在遠城區6區內，城鎮化水平差距也較大，6區城鎮人口比重在38%~65%之間，處于城鎮化發展中期階段。其中，城鎮化水平最高的東西湖區與城鎮化水平最低的蔡甸區相差27%。受到武漢中心城區不同程度的經濟帶動發展，遠城區呈現出不均衡發展的城鎮化水平特征。同時，區內各街道城鎮化率相差較大，以黃陂區為例，前川街城鎮化率遠遠高于其余各街道。

2.2半城鎮化現象突出

用單一指標測算的城鎮化率只是總量統計指標，并不能反映其內部結構，也不反映社會認同和管理體制的進步[5]。目前我國城鎮化發展中“半城鎮化”盛行，非農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有一定差距，勞動人口與總人口的城鎮化轉移存在著很大的不對稱，城鎮化發展的“數量”和“質量”差距較大。圖1顯示，2010年武漢遠城區6區城鎮化率和非農化率均低于武漢市平均水平，其城鎮化率均值為49.28%，非農化率均值為30.52%，差值為18.76%，其中漢南區二者差值高達32.95%。半城鎮化現象突出，這也導致遠城區呈現出“村村像城鎮，鎮鎮像農村”的獨特區域景觀。

2.3人口流動趨勢差異較大

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較能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城鎮化程度。經濟發達地區對周邊地區的人口產生吸引作用，使得本地常住人口大于戶籍人口，人口呈遷入趨勢，反之則是常住人口小于戶籍人口，人口呈遷出趨勢。且流動人口占比越高，其吸引/排斥作用越強。表2顯示，東西湖區、江夏區、漢南區呈現人口遷入狀態，其中東西湖區的流入人口占戶籍人口比重達72.97%，吸納人口能力強；而蔡甸區、黃陂區和新洲區常住人口低于戶籍人口，其流出人口占戶籍人口比重分別為1.88%、14.66%與6.91%，該三區經濟發展水平較弱，對人口的吸納作用不明顯。

3城鎮化動力機制探討

3.1微觀動力機制：資本流動和勞動力轉移

3.1.1資本流入資本流動主要是指城市經濟產業轉移以及資金的積累來展現。從現階段武漢市遠城區城鎮化發展的現狀來看，城鎮化所需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公共投資以及招商引資。政府通過多渠道的投融資，推進城市交通市政等重大基礎設施（如天河機場、武漢新港等重大項目）的建設，改善城鎮投資環境與居住條件，是人口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動力。2017年武漢市遠城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年增長率大幅度提高，均值為14.9%，遠高于武漢市平均水平11.0%，成為遠城區資金來源的重要渠道。招商引資中的外商投資對促使外向經濟快速增長，提升產業結構，吸納勞動力就業具有基礎作用。近幾年來，武漢遠城區中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速，表明目前外商投資對武漢市遠城區城鎮化發展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

3.1.2勞動力轉移目前武漢市遠城區勞動力轉移形式主要有離土不離鄉型和民工潮型人口轉移兩種形式。其中離土不離鄉型主要來源于新城建設帶來的區內農村勞動力轉移，以及主城區分流出去的一部分人口。遠城區借助主城區的區位優勢和合理的價格，資本流動性較大，尤其是各大新城的建設形成多種就業機會，功能配套合理化，加快了區內區外的勞動力向各遠城區的集聚，有效地促進了遠城區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民工潮型人口轉移主要是遠城區向省外流出的人口。湖北省是人口高輸出地區，2017年戶籍人口6141.8萬人，常住人口5902.0萬人，人口流出率達3.90%。受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導致勞動力的需求差異，從而形成勞動力轉移需要，如我國的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迅速，形成對勞動力的大力需求，部分遠城區勞動力轉移到東部地區。但受流入地產業轉移等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以及外出人口“身份紅利”的提升，中部地區可能迎來人口回流，而這異地城鎮化人口回流將成為本地城鎮化的主要動力[6]。

3.2中觀動力機制：內部經濟要素和外部經濟聯系的雙重作用

3.2.1內部層面：經濟要素對城鎮化水平的拉動作用武漢市遠城區的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變遷，是推動人口城鎮化的主要中觀動力。基于此，本節應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研究武漢市遠城區人均GDP，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等經濟要素對城鎮化率的影響，定量揭示相關經濟要素與城鎮化率之間的動態聯系。選取武漢市遠城區2014—2017年城鎮化率，人均GDP，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四項數據，數據初值化后按公式（1），分辨系數ρ=0.5進行灰色關聯量化分析，得出武漢市遠城區城鎮化率與相關經濟要素之間的關聯度矩陣表。（見表3）結果顯示，且武漢遠城區人口城鎮化水平與人均GDP，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等經濟要素具有很大的同步性。在關聯度矩陣中，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和人均GDP是優勢列，關聯度分別為0.75和0.72，二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關聯度為0.56。這說明，鄉村農民非農就業率是武漢市遠城區人口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城鎮化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來自農村外部，外部的拉動力很大。

3.2.2外部層面：與中心城區經濟聯系強度遠城區城鎮化發展水平，很大程度上與中心市區的相互聯系有關，而這種聯系以經濟聯系為主。本節以武漢市江岸區為中心城區代表，研究各遠城區與其經濟方面的聯系。計算公式如下：目前東西湖區、江夏區與江岸區已形成較為緊密的聯系，經濟聯系強度分別為91.09萬人•億元/km2、46.61萬人•億元/km2，其次為蔡甸區、黃陂區，其余遠城區與江岸區的經濟聯系薄弱，聯系強度僅在10萬人•億元/km2以下。遠城區6區中，東西湖區、江夏區與中心城區較高的經濟聯系強度，為其人口非農化、人口城鎮化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而漢南區由于經濟總量小，新洲區由于距中心城區距離遠，中心城區經濟聯系對其人口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帶動作用不明顯。（見表4）

3.3宏觀動力機制：政府宏觀政策調控

3.3.1經濟促動力：支持開發區建設政府經濟促動力主要表現在支持開發區建設方面，政府設立各級各類開發區，通過提供優惠政策和基礎設施投資，促進了遠城區的經濟發展，進而推動人口城鎮化發展。武漢市遠城區中，武漢臨空港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國家級開發區，其余六個開發區均為省級開發區。同時，武漢市政府適時推出的加快遠城區新型工業化步伐，提高工業規模與實力。無論開發區的建設，還是促進新型工業化發展，均可促進就業人口向二三產業的轉換，從而增加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由上文灰色關聯分析可得，鄉村非農從業人員比重與人口城鎮化水平的關聯度很高，因此可很大程度上促進遠城區人口城鎮化進程。

3.3.2規劃控制力：規劃引導城鎮發展與建設《武漢市總體規劃（2010-2020）》提出，依托城市快速路、骨架性主干路和軌道交通組成的復合型交通走廊，由主城區向外沿陽邏、豹澥、紙坊、常福、漢江、盤龍等方向構筑六條城鎮空間發展軸。整合新城和與之聯系發展的新城組團。各新城組群是武漢城鎮化的重點發展區，承接主城區疏散的人口和功能，帶動區域一體化發展。《武漢市遠城區工業空間發展規劃（2009－2020）》提出，武漢市將在未來5~10年中加快推進遠城區新型工業化。各種相關規劃的制定為武漢市遠城區人口城鎮化水平的快速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4城鎮化健康發展路徑

4.1發展第二三產業，促進人口集聚

武漢市遠城區工業化發展尚可，而第三產業發展稍顯滯后。由上文灰色關聯分析得出，鄉村農民非農就業率是武漢市遠城區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遠城區在發展第二產業基礎上，積極完善相關配套設施，發展與第二產業配套相關的三產，通過與市域產業布局一體化、制度創新發展以及規劃編制方面引導第三產業發展，吸納遠城區人口集聚，進一步提高城鎮化水平的發展。

4.2促進“產城融合”，推動人口就地城鎮化

武漢市遠城區內的產業新區建設，應積極由“產業新區”向“產業新城”轉型，促進“產城融合”發展。對于武漢市東西湖區、漢南區、江夏區人口流入的遠城區而言，主動對接中心城區經濟輻射，分擔中心城區的部分功能，有效截留融入中心城區的部分勞動力，將本地勞動力、資源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就地城鎮化。而對于人口流出的遠城區而言，應重在本地資源的利用，發展特色經濟與相關產業，擴大招商引資來促進外商投資，吸引部分外出務工人口回流，促進人口就地城鎮化。

4.3實施政策引導，制度創新

政府行為應表現為政策引領和制度創新。武漢市遠城區人口城鎮化發展與中心城區的產業發展和“退二進三”的產業政策有較大關聯，而政策引導對于城市產業發展往往起重要作用。另外，政府應利用政策手段，依據各遠城區實際情況，制定相關產業發展策略，促使遠城區發揮各區優勢，形成特色產業，進而帶動各區域城鎮差異化發展。制度創新是遠城區人口城鎮化進程中的基礎環節，其中制度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打破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最大體制障礙。

參考文獻：

[1]陳存友,胡希軍,鄭伯紅.城郊型縣域城鎮空間結構優化策略———以長沙市望城縣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0，(3):51-55.

[2]胡志良,許倩瑛,高相鐸,等.以區域視角破解城市外圍區發展困境的規劃實踐———以天津市薊縣為例[J].規劃師,2009，(4):72-76.

[3]張鑫.邊緣性地區發展與規劃研究———以魯南蘇北邊緣性地區為例[D].北京：清華大學,2004.

[4]姜珊.武漢市遠城區城鎮化發展路徑及空間結構模式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2.

[5]郝晉偉,趙民.“中等收入陷阱”之“惑”與城鎮化戰略新思維[J].城市規劃學刊,2013，(5)：6-13,

[6]程遙,楊博,趙民.我國中部地區城鎮化發展中的若干特征與趨勢———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討[J].城市規劃學刊,2011，(2):67-76.

作者：隋蘊儀 鐘睿 單位：重慶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