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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221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21年，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那就是秦王政繼承其父、祖之功業，僅用10年時間，次第翦滅了關東之韓、魏、楚、趙、燕、齊等六國，建立了空前的統一大帝國，并更名號，自稱“始皇帝”，在廣大的統治區域內推行郡縣制，并實施統一文字、車軌與度量衡的政策，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由此開創了我國歷史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盡管自西漢前期起，二千余年來諸多史家批評秦始皇是“暴君”，如西漢文帝時之賈誼就曾在著名的《過秦論》一文中指斥秦始皇“以暴虐為天下始”；但在論及他統一天下之舉時，卻用了“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之類有著明顯贊揚色彩的文字。及至明代后期的思想家李贄，甚至據此稱頌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封建時代的史家均普遍肯定他的這一功績。當代史學界從歷史科學的高度作出了更為深刻全面的積極評價。看來，古今史學界均認為秦始皇掃平群雄，統一華夏，順應了歷史潮流，推進了社會發展，是彪炳史冊的千秋功業。當然古今史學家對秦國何以能雄起于六國之上，完成統一大業的原因也作出了論斷，但多是從政治、軍事等方面進行分析，較流行的看法是秦國政治改革比較徹底，商鞅雖死，其法未敗，以及秦國軍事力量強大，兵鋒銳利，所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1]等等，不一而足。對地理環境在戰國末年統一進程中的作用則很少論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十分簡略[2]。實際上地理環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歷史話劇得以上演的舞臺。古今中外任何人類活動，不論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理環境之中萌生發展，并受到相應的影響制約。當然我們應防止重陷“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泥淖，但我們也不應走向另一極端，對地理環境加于人類社會發展方面的影響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方法，進行深入如實的論述。本文即擬就這個問題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析，并就正于各位專家；同時還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投身這一領域的研究，大家闡幽發微，從而推進這一涉及“人地關系”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能有新的發展。

一

要討論秦國之地理環境條件在統一大業中的作用，當然得先對秦國之疆域范圍有明確的認識。

秦國原是僻處今隴西一帶之西方小國，初建都于西犬丘，即今甘肅天水市西南禮縣境內。以后隨著國力的壯大，逐步東遷。西周末年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雒邑有功，始被封為諸侯，并徙都于汧，即今陜西隴縣東南，勢力進入今關中西部。秦獻公二年(前383)又遷都至今關中中部之櫟陽。至其子孝公繼位，用衛人商鞅實行變法，國力更形強大，遂成戰國七雄之一。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陽[3]，自此開始了與東方六國互爭雄長，最終建立秦帝國征程。其間曾先后北伐義渠，南滅蜀、巴、宛、郢，東向奪取了河東、太原、上黨及函谷關外之周國舊地。至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時，秦國疆域已北抵秦昭襄王所建長城(由今甘肅臨洮經陜北吳旗、靖邊、神木等縣，至內蒙古準格爾旗之十二連城)，南包巴、蜀，東逾函谷關。也就是占有黃土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個地理單元之大部及其東緣部分區域。應該說，這一國土范圍，地域廣闊，形勢險固，而且地理環境優越，自然資源豐富，宜農宜林宜牧，對秦國之統一大業提供了良好的物質保證。

二

對于秦國在統一前占有的國土相對于其他六國所具有之優越性，兩漢時之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與班固均分別做出了一致的論定。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也寫道：“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兩相比較，司馬遷所稱“關中之地”顯然有誤，班固所稱之“秦地”則符合實際。從行文上看，司馬遷在對“關中之地”進行總的評價前，在先述及關中之后，接著又述及了巴蜀，之后又述及了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實則已籠蓋了“秦地”，所以也只是筆誤而已。兩位大史學家結論實際上

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史記》、《漢書》兩部權威性著作做出的一致結論，充分顯示了秦國在經濟上已對東方六國占據了明顯的優勢，這對秦始皇的最后統一之舉顯然具有重要作用。古人早已識及“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道理，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后盾，要進行長期的征戰，并最終取得戰勝六國的勝利是肯定不可能的。而秦國之所以能達至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既得益于商鞅變法改革及各項發展生產的舉措獲得的成功，應該說也得益于秦地自然環境之優越。這些優越性具體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中平原與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北、南兩“天府”為秦國經濟的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中平原與成都平原地形平坦，水源充沛，土地肥沃，宜于耕作，所以戰國時皆被策士們贊譽為“天府”[4]。特別是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鄭國渠兩大水利灌溉工程后，農業生產有了更大的發展。關于都江堰，正如《史記•河渠書》所言，“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關于鄭國渠，上文更說到“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將鄭國渠建成后的作用直接與“卒并諸侯”之統一大業相聯系，足見對該項工程評價之高；但這兩大農業區對秦國之統一事業發揮了重大作用，卻也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2.天水、隴西、北地、上郡所處之黃土高原及四川盆地西部邛、筰山區，山原廣闊，水草豐美，為畜牧業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秦國王室之先祖非子居西犬丘時即以“好馬及畜，善養息之”而為西周孝王所看重，后受命于關中西汧渭之間主管畜養馬匹，并使“馬大蕃息”[5]。可見秦王室本善畜牧，對畜牧業自很看重。秦始皇時烏氏縣(在今寧夏固原縣南)的大畜牧主烏氏倮，畜養的馬牛多到以山谷計量，他因此受到格外優待，位比封[6]。秦國之國土范圍內既有遼闊肥美宜于畜牧的草原，加上秦王室的重視獎勵，秦國畜牧業之發達自在六國之上。這樣就能源源不斷地為秦軍提供進行車戰與馬戰的畜力，大為增強軍隊的機動性與攻擊力。這也當是秦國在統一戰爭中銳不可當，能克敵制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3.秦國之山地丘陵森林密布，物產豐富。

秦國境內除平原、高原外，山地丘陵面積也很廣大。內中如秦嶺、巴山、隴山及四川盆地四周之山地、丘陵海拔高度本不高，又處在暖溫帶與亞熱帶之氣候區，所以森林密布，動植物與礦產資源豐富。如關中就被贊頌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秦嶺北坡，即被描述為“有戶、杜竹林，南山檀柘”[7]；天水、隴西之隴山，被稱為“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8]；而巴蜀、廣漢等地，也是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9]，盛產卮、姜、竹、木之器[10]。

秦國境內之山地丘陵還多礦產資源，如玉石、丹砂、銅、鐵等均為其大宗。藍田的美玉，涪陵的丹砂，當時即名重一時。《漢書•地理志》曾記載鄭、雍、夏陽、隴西、漆、沔陽、臨邛等地設有鐵官，它們均在秦國疆土內，其附近必具冶鑄之資源與條件。

秦國疆域內之山地丘陵，富有林木礦產資源，既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生養之道，又為冶煉兵器、制造戰具提供了有利條件。這對秦國后期進行統一戰爭無疑也大有幫助。

上述自然環境方面的優越條件，盡管東方六國中有的也具有，但比較而言均不如秦國優厚齊全。有這樣優越的自然環境與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秦國政治改革成功，秦人經營得法有效，秦國之經濟實力自當凌駕于東方六國之上，也使秦國具有了統一天下的充足條件。

三

上節所論各點皆屬于微觀地理環境特征范疇，史實表明秦國的優勢是明顯的；若再從宏觀地理環境之形勢論，秦國之優勢也是超乎東方六國之上。

首先從我國地貌之大勢論起。我國地處亞洲之東部，西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東臨太平洋，地貌上由三個階梯構成：青藏高原自是第一級階梯；由青藏高原東緣向東至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線，包括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四川盆地、云貴高原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第二階梯；自第二級階梯再向東至海濱，是第三級階梯，主要由寬廣的平原與低丘陵組成，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與江南丘陵屬于這個階梯。戰國七雄中，韓、趙、魏、楚、燕、齊等六國均在第三級階梯上，惟有秦國國土分布在第二級階梯上。這種地理分布上之地貌形勢之格局，就使得東方六國面對秦國有翹首仰視之感，而秦國面對東方六國則呈君臨俯視之態。加上秦國東部邊界，或有江河峽谷限隔，或有高山雄關控扼，使其更具有了易守難攻的氣勢。所以統觀戰國時期之戰爭史，可以看到東方六國的軍隊，極少攻入秦國國境之內，幾次組織的多國聯軍，也僅是到達函谷關前叩關而還；反倒是秦國的軍隊頻頻東進南下，進攻韓國、趙國、魏國、楚國，甚至遠攻齊國、燕國，而且屢屢取勝，多有斬獲。并終于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與銳利的軍鋒，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滅韓國起，時隔4年，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滅楚，次年滅趙又滅燕，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滅齊，統一全國，前后時間不過10年，其勢如摧枯拉朽，風過草偃。正是基于這一史實，西漢初年議及建都大計時，婁敬即鄭重地向劉邦建言道：“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也，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1]。劉邦在征詢了張良的意見，獲得肯定的答復之后，當機立斷，即日起駕，西都關中。而以后的史實表明，正是因選擇在關中之長安建立都城，才使得西漢王朝得以東平諸侯王的多次叛亂，北卻匈奴族的進攻，東通漕運，西辟絲路，不僅鞏固了政權，而且經濟文化盛極一時，使我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發展至一個高峰時期。清初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曾寫道：“陜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陜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所論很有見地。

其次從秦國疆域內兩大區域之相互關系論。秦國國土之主體自當是關中及緊鄰之黃土高原。不論從政治區劃，還是從自然地理特征看，均是一個自成體系的地理單元。然而要真正形成宏觀地理形勢上的優勢，僅這一地理單元仍嫌不夠。與之同屬我國地貌結構第二階梯上的四川盆地，往往是其必要的補充，兩者互為屏障與輔翼，聯成一體，就會形成更大的控馭天下的力量與十分穩定的政治地理結構。秦國之所以能順利地鯨吞六國，實得益于此。秦國獨具慧眼的戰略家司馬錯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就在朝廷上明確陳述道：“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12]。秦惠文王也認識及此，采納了他的建議，迅即派司馬錯于當年率兵滅蜀，繼而又滅巴，從而形成了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的“秦地”，即包有關中、成都平原與黃土高原、四川盆地的區域聯合體。這樣既使秦國無肘腋之患與后顧之憂，又可在我國中心部位形成一條指向東部平原區的完整及強有力的壓力線。也正因為這樣，戰國時蘇秦與西漢初張良等謀略家，在論及關中之地理形勢時，均要提到“南有巴蜀”，“北有代馬”以及“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表明這幾個區域之間在政治地理上，也即地緣政治上已密不可分；合者互利，分則有害。這兩個區域間之匹配，不僅秦國掃滅六國的進程證實了它的實際作用，在以后我國好幾個關鍵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屢證不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晉初與隋初，其疆域也大略相當于秦地之范圍。西晉與隋朝也是憑依這一宏觀地理形勢，自北方派步騎兵，自四川盆地派舟師合擊長江中下游的孫吳與陳朝，均相繼取得勝利。對于西晉軍隊征伐孫吳的軍事上出人意表的成功，唐朝詩人劉禹錫在《西塞山懷古》詩中曾詠道：“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西晉、隋王朝與秦王朝統一歷程如此相似，看似巧合，實則有其必然規律，其中也都與它們疆土所具有的宏觀地理形勢優勝有關。諸葛武侯北伐中原先取關隴之戰略決策，蒙元先降吐蕃，滅大理，攻四川，再擊敗南宋，統一全國的軍事進程等，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強調宏觀地理形勢是否有利不能走向極端。對于這一點，古人也早有深邃的認識。還是西漢文帝時之賈誼，在《過秦論》中論及秦末陳涉，率謫戍之眾，竟能推翻強秦統治時，就說到“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現代學者更是明確宣示，地理環境狀況，不論微觀地理特征，還是宏觀地理形勢，都不是決定戰爭勝負與事業成敗的惟一決定因素。所以對類似問題的研究還當采取綜合辯證的觀點，方可得出真正科學的結論。

四

十分有意思的是，我們這里所討論的秦國之疆域，均在今天我國按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所劃定的西部地區，也就是相對我國東部與中部較為落后的地區。那么這里就產生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為什么現在這一生態環境頗為惡劣，經濟發展也較落后的區域，歷史時期卻曾十分優越、先進?后來又是因為什么原因以及如何逐漸變得落后的?這些當然是值得我們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史與社會史領域的專家學者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對其探究所得的成果，不僅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而且對當前我國正大力推進的西部大開發的宏偉事業也將具有重大的“有用于世”的現實意義。其學術意義是多方面的，其現實意義也是多方面的。從認識的角度論，可促使人們進一步增強對當前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必要性與重要性的認識，認清西部大開發不僅在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全面持續發展方面具有作用，而且還在維護我國政治穩定方面具有作用。從運作的角度論，可從研究成果中使人們對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治理等工作從歷史上獲得啟示和智慧，幫助人們制定更為科學合理并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方略、規劃與措施。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剛才我在談及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時，提到考古學家也負有重大責任，這不是無根據的。就拿在座各位來說，大家都是秦漢考古專家，特別是在秦兵馬俑考古發掘與研究方面更做出了舉世公認的成績。通過大家大量的實證性研究，不僅豐富了人們對秦國與秦王朝物質文化和社會狀況的認識，還加深了對秦地之地理特征及其對秦國、秦王朝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之認識。這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對秦國、秦王朝歷史地理研究，對我們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所承擔的研究任務，都有直接關系。如張仲立研究員所撰寫的《秦俑一號坑沉降與關中秦代氣候分布》一文[13]，就為認識秦代關中的氣候提供了最直接翔實的論據。所以在此衷心希望考古學家與歷史地理學家能進一步加強協作，在兩門學科的結合部上推出具有創新性的成果來。

注釋：

[1]《荀子•議兵篇》。

[2]范文瀾在所著之《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版)之第一篇第五章第四節“秦統一的原因”中對地理環境的作用有所論及，但很簡略。

[3]秦國都城遷徙之具體過程，可參閱徐衛民著《秦都城研究》一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戰國策•秦策一》《華陽國志•蜀志》。

[5]《史記》卷五《秦本紀》。

[6][10]《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7][8][9]《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11]《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

[12]《華陽國志•蜀志》。

[13]載《秦文化論叢》第四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