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力巖畫地理環(huán)境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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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依據(jù)所能檢索到的歷史文獻和地方志資料，對于群力巖畫的記述主要是民國時期編撰的《依蘭縣志》和《寧安縣志》中對群力巖畫做過簡單的記錄。1921年的《依蘭縣志》中記載:“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寧安縣志》中記載:“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牡丹江)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天氣晴朗，人多見之，惜不知為何代何人遺跡。”民國時期的《依蘭縣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寧安縣志》3年。《在依蘭縣志》對群力巖畫記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非字也”。而《寧安縣志》則進一步記述為:“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在記述巖畫的地理位置時，《依蘭縣志》將其誤記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其實群力巖畫所處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區(qū)，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寧安縣志》則明確記述了字兒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xùn)|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謂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離今寧安市200里，呼爾哈河，即忽爾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爾哈河?xùn)|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則說明了當時從今寧安市，或清代寧古塔副都統(tǒng)衙門通往依蘭(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為主。今群力巖畫恰在距今寧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處在由寧安市通往依蘭的牡丹江水路之要沖。由此看來，《寧安縣志》較之《依蘭縣志》而言，對于群力巖畫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巖畫著色方面的記述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出當時撰寫《寧安縣志》的作者曾經(jīng)對群力巖畫的現(xiàn)場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否則對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巖畫的道路、巖畫的著色的色彩都不會如此準確。然而，《依蘭縣志》在對群力巖畫的記述中，卻有著更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這段文字是與描述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歷來撰寫群力巖畫的考證與考察的文章中均沒有提到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認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引用《依蘭縣志•金石條》關(guān)于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的記述，而遺漏了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說，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釋義為石碑:墓碣殘碑、斷碣，屬于刻石中的一種形制。《后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漢代以前的刻石沒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獨立的自然石塊上，后人將刻有文字的獨立天然石塊稱作“碣”①。目前有關(guān)《依蘭縣志》中記述的“字兒砬子”附近的這塊碑碣，至今為止也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調(diào)查。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了字兒砬子上的這幅群力巖畫，而忽視了對這塊碑碣的調(diào)查和研究。遺憾的是牡丹江因為蓮花水庫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經(jīng)由原來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來的群力巖畫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現(xiàn)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現(xiàn)在去尋找群力巖畫附近的那塊碑碣也是徒勞的。因為那塊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卻已經(jīng)被江水淹沒了。如果我們繼續(xù)審讀群力巖畫山腳下的那塊碑碣的話，似乎可以對其文字進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號的話，那么在東北地區(qū)古代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中尚沒有發(fā)現(xiàn)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渤海國只使用過“永德”年號，也無“永和”年號。在中國歷史上卻多次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③。然而，這些在歷史上使用過永和年號的政權(quán)卻與群力巖畫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無關(guān)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達的到底是何意，碑碣與群力巖畫有何種關(guān)系呢?恐怕這永遠是個不解之謎。但是，從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巖畫的話，似乎可以擴大對群力巖畫含義研究的更有意義的視野。總之，《依蘭縣志》所記載的群力巖畫附近有一塊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樣的事實，應(yīng)該值得我們關(guān)注，即使是為時晚矣也不應(yīng)無視它曾經(jīng)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fā)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xù)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diào)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huán)境與狀態(tài)。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zhì)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nèi)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fā)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qū)，由上、下分區(qū)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qū)。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nèi)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chuàng)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shù)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對國內(nèi)外的學術(shù)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qū)規(guī)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zhì)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fā)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nèi)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nèi)與我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jù)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chǎn)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chǎn)生在渤海—靺鞨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fā)現(xiàn)，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yǎng)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yǎng)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nèi)考慮群力巖畫發(fā)現(xiàn)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guān)注的。“群力屯巖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yǎng)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chǎn)生時代早，構(gòu)圖較完整，是‘養(yǎng)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fā)現(xiàn)，使黑龍江右側(cè)支流‘養(yǎng)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fā)現(xiàn)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yǎng)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cè)支流‘養(yǎng)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tǒng)。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cè)各支流‘養(yǎng)鹿’巖畫聯(lián)系在一起，便構(gòu)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yǎng)鹿’巖畫的全系統(tǒng)。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3］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nèi)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nèi)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jié)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fù)所著的《中國巖畫發(fā)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fā)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nèi)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shù)的目的”［4］。陳兆復(fù)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nèi)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lián)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diào)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jīng)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qū)，尚待學術(shù)界繼續(xù)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chuàng)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fā)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shè)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nèi)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jīng)發(fā)表過的有關(guān)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jīng)濟技術(shù)協(xié)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jīng)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lǐng)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nèi)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lián)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shù)”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jīng)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jīng)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cè)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zhì)疑:多數(shù)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fā)現(xiàn)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fā)現(xiàn)，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nèi)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fā)掘，很可能找到相關(guān)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nèi)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guān)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總之，牡丹江群力巖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jīng)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qū)r畫的內(nèi)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shù)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jīng)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chǔ)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guān)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shù)界存在著爭議。依據(jù)上述學術(shù)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tǒng)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xù)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tǒng)治中心區(qū)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fā)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shù)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qū)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shù)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yīng)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jù)。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jù)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jié)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tǒng)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fā)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yǎng)鹿”巖畫，可以依據(jù)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大量養(yǎng)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群力屯巖畫屬于黑龍江‘養(yǎng)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jù)。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yǎng)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xù)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yīng)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tǒng)，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jù)上扎實得多。”蓋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jié)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jù)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nèi)∩w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guān)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yīng)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shù)、養(yǎng)鹿習俗、漁獵業(yè)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tǒng)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jù)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jù)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tài)，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guān)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總之，以上五種有關(guān)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fā)現(xiàn)。
(二)筆者對群力巖畫年代與族屬的新認識群力巖畫的命名要予以規(guī)范化。筆者認為，其稱謂應(yīng)該為“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因為群力巖畫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huán)境的特點，就是孤零零地處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懸崖上。牡丹江是這幅巖畫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則是臨近巖畫最近的村屯，具有人類傳承意義的常住居民的聚落點的含義。從嚴格意義上講，群力巖畫，既不是崖畫，也不是崖壁畫，更不能稱之為摩崖壁畫。群力巖畫還不能脫離牡丹江這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巖畫”是比較完整和確切的。蓋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發(fā)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的題目，就是充分考慮了群力巖畫的命名需要規(guī)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稱謂省略了黑龍江省的行政區(qū)劃地名，這一點筆者與蓋山林的認識是一致的①。此其一。關(guān)于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我則認為:如果從宏觀意義上看，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應(yīng)屬于西漢中期至公元5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恰恰是挹婁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屬當屬于挹婁或勿吉。若是從更加具體和細微處觀察，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時代當為西漢末—東漢初年，此時挹婁人雖臣服于夫余，卻正在為逐漸擺脫夫余的壓迫而積蓄力量。當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麗人一味爭奪遼東之時，挹婁人則在牡丹江流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權(quán)，建立完備的制度。誠然，在長期受到夫余人壓迫的同時，挹婁人不斷接受由夫余人轉(zhuǎn)嫁而來的漢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婁人的文化中應(yīng)該存在著表現(xiàn)出強烈漢朝文化影響的因子和特征，我們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就可以領(lǐng)略到這種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葉茂的大樹的那種流行于西漢時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的人物主題畫面的風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漢朝盛行的繪畫風格和當時的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尚左、尚右之習俗是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的姿態(tài)或姿勢也與漢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龍江流域右岸用紅色顏料實體涂抹的陰影法技術(shù)，在挹婁與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賓縣所發(fā)現(xiàn)的紅色顏料涂抹的人物圖案陶片，距離其東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不過180公里，這正是夫余與挹婁人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區(qū)域。另外，在賓縣的慶華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繪制在陶器上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其年代為戰(zhàn)國至西漢，此其四。關(guān)于挹婁含義的解釋，目前有兩種觀點，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認為:挹婁在滿語中解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據(jù)如何?或許是因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說明了鹿與人的關(guān)系密切。從三只鹿的姿態(tài)和形象上觀察，其中的兩只鹿是動態(tài)的，一只鹿則是靜態(tài)的。靜態(tài)的鹿就處在二人端坐的下方，這是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場面，恐怕與圖騰或某種儀式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如果把“挹婁”解釋為“鹿”的含義的話，恐怕鹿在當時屬于挹婁人的重要圖騰崇拜。無獨有偶，鹿在漢朝也具有神獸和圖騰的廣泛意義。如果群力巖畫中的鹿的圖案是一種圖騰，那么此種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與挹婁人的含義，以及漢朝的鹿崇拜有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性，二者相互認證，證明了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為西漢的觀點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綜上所述，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當是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挹婁人所留下的一幅極具神秘色彩的宗教意味的巖畫圖案。無論從巖畫的涂抹陰影法的技術(shù)，還是具有漢朝席地而坐、寬袍大袖、尚左的習俗、帷幔襯托的背景、巖畫所處的石龕形狀，以及巖畫中的鹿紋圖案、挹婁人“鹿”的含義、賓縣出土的紅色彩陶人物陶片、慶華遺址出土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等等，都充分說明了牡丹江群力巖畫既不是原始社會，也不是唐宋時期的渤海、更不是遼金女真人的產(chǎn)物，而是距今2000多年西漢末年挹婁人的神秘圖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寓意，則是一幅祭祖貢獻犧牲祭品時，祭祀即興施行法事的隆重場面的縮寫。群力巖畫所處的這塊山崖峭壁的整體，被當作挹婁人的靈石崇拜，并與其祖先崇拜有著密切關(guān)系的靈魂安息之處。聯(lián)系到《依蘭縣志》中曾經(jīng)提到，在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山腳下，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有一帶字的墨書碑碣，恐怕這是解釋牡丹江群力巖畫最重要的線索，遺憾的是這塊碑碣已經(jīng)被上漲近10米的江水漫淹，很難再找到這塊碑碣的蹤跡。
作者：王禹浪單位：大連大學中國東北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