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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森林草原為契丹人建筑居所提供材料

居所的建造受生態環境影響最為明顯，住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樣式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密切相關。建筑材料的選取多受生存地域自然資源的制約，帶有鮮明的區域生態環境的特征。契丹人建造居所的用料主要是毛氈和木材。如《遼史•營衛志》記載契丹皇帝行宮“：皇帝牙帳……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窗槅皆以氈為之……基高尺余，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也就是說，契丹人的帳篷以木材做框架，以氈子覆蓋整個帳篷，所以毛氈和木料是契丹人建造穹廬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契丹境內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為契丹人提供了豐富的生存資源。浩瀚的草原上牧養著不可勝數的馬牛羊駝，這些動物的皮毛為契丹人制造毛氈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莽莽森林為契丹人建造帳篷、氈車提供了豐富的木材資源。毛氈是草原環境的產物，是長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為御寒防潮的需要而發明的，反映了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下草原游牧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毛氈是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必備材料，史籍中直接將契丹人的穹廬記載為氈帳或氈屋，足以證明毛氈在建造帳篷中的重要性。契丹人的帳篷四壁與幕頂都用毛氈覆蓋，有的甚至“以氈藉地”。廣袤草原上成千上萬的帳篷需要大量的毛氈，而契丹人牧養的不可勝數的馬、牛、羊、駝為他們制造氈毯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正如文獻記載：“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每群不下千匹。”“羊以千百為群，縱其自就水草，無復欄柵，而生息極繁”。[10]173早期契丹人在生活中用獸皮當鋪蓋御寒，但獸皮不耐用，毛易脫落，使用起來不方便，于是人們把動物的毛加工成經久耐用的氈子，以更好地抵御風雪和嚴寒。毛氈的制作過程比較簡單，“毛、絨加水，反復搟壓，粗毛與絨毛粘結在一起就成了氈，俗稱‘搟氈’。搟氈同搟面差不多，工具只有一根木棒。它的制作工藝最為簡單，用途卻十分廣泛，使用價值比毛毯有過之而無不及。氈子的出現，應該早于任何一種毛織毯”。[11]毛氈的使用是契丹人對特定的生存環境的一種順應，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們抵御風雪嚴寒最好的建筑材料。氈子因為在契丹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且需求量大，所以遼國對氈子的控制和管理很嚴格，如遼興宗重熙十一年（1042）六月就下了“禁氈、銀鬻入宋”的詔令。除了氈子外，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另一重要材料就是木材。契丹人的帳篷、氈車都需要大量的木材，這些木材皆取自當地的森林，遼境內分布著廣袤的森林，這莽莽森林為契丹人建造帳篷和家具提供了豐富的木材資源。

二、為避風取暖，穹廬門戶東向

契丹人的居所無論是穹廬還是城邑絕大多數都坐西朝東，門戶皆東向。“遼俗東向而尚左”的習俗終遼一代鮮有變化。文獻記載：“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12]也就是說，契丹人氈帳的門戶初始時期就是東向的，盡管受漢文化的影響契丹人在草原上興建了宮室，但依然保留了契丹人門戶“東向”的習俗。如遼初曾建西、東、南、北四樓，“其城與宮殿之正門，皆向東辟之”。[9]7趙士喆有詩云，契丹“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面面來”。[4]191對契丹人門戶東向的習俗宋朝使臣多有記載。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薛映使遼至上京臨潢府看到城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氈廬亦皆東向”。[4]514五十九年后，1075年沈括使遼，此時雖已是遼代后期，但是門戶東向的習俗依然未改。沈括當時在慶州永安山親見了遼道宗的行宮：“有屋，單于之朝寢、蕭后之朝寢凡三，其余皆氈廬，不過數十，悉東向。”[6]124門戶東向是契丹人對其生存環境的順應與調適。契丹人所生活的塞北草原地區，冬季漫長嚴寒，正所謂“胡天八月即飛雪”，白雪皚皚，滴水成冰的塞外北國使契丹人的生存環境比較嚴酷，與嚴寒抗爭成為他們維持生存的首要任務之一。特別是草原上的生產力比較低下，當時的契丹人無法征服自然，只能被動地順應其生存區域內的自然環境。他們在茫茫草原的游牧過程中漸漸地意識到太陽是最能夠給他們帶來溫暖的自然景物，日出則溫，日落則寒，于是在建造住所的時候就以太陽的出沒定其屋廬的方向，并且久而久之契丹人對給自己帶來溫暖的太陽傾注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形成了東向拜日的習俗。正如史籍所記載：“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13]所以契丹國俗就有“凡祭皆東向，故曰東祭”。另外，契丹人生活的區域除了高寒外，還多風多沙，特別是嚴冬時節由于該地區受到西伯利亞強冷空氣的影響，常常刮著強勁的西北風。為了避開呼嘯的西北寒風破門而入，契丹人選擇朝東的背風方向開門，正所謂“氈帳望風舉，彎廬向日開”。這也正是契丹人對其生存環境的順應，即“向陽可以避開草原上漫長冬季凌厲的西北風和狂暴的飛雪”。

三、順應生活環境的室內設計

契丹穹廬內的設計史籍中沒有詳細的記載，但通過零星的記載也可以大致了解其居所的室內設計情況。契丹氈帳中的家具主要是為適應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而設計的，即所有家具便于搬遷、安裝和拆卸。根據文獻記載，契丹人氈帳內的主要家具是床和榻，因為床榻便于拆卸和搭建，適用于經常移動的帳蓬。《遼史•百官志》中有專門的管理床榻的機構床幔局。宋雍熙三年（986）契丹于越耶律遜寧迎戰北宋，宋叛將賀令圖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耶律遜寧“據胡床”罵之。[15]這種“胡床”可以折合，形似今天的“馬扎”，攜帶非常方便。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遼圣宗統和二十六年（1008)，路振使遼至中京(今內蒙古寧城縣大明城)，看見蕭太后“方床累茵而坐”。宋人程大昌記載遼道宗在達魯河鉤牛魚情況時也說：“虜主與其母皆設帳冰上，……其床前預開冰竅四。”除了床以外，史籍中還記載契丹人睡榻。榻比較矮且長，可坐臥，比床更方便實用。后唐姚坤“謁見阿保機，延入彎廬……阿保機與妻對榻引見坤”。阿保機皇后述律平“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遼景宗耶律賢少弱多病，皇后主政，“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床榻間，拱手而已”。乾統六年（1106），王鼎“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這些記載說明，契丹穹廬內榻是主要的家具之一。隨著漢化程度的加深，也有一些契丹人過上了農耕定居生活，于是隨之而來的室內設置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即由床榻改為火炕，據考古發現，“在德德烏蘭艾萊格古城(克魯倫河沿岸)，還發現了火炕遺址。同毗鄰民族一樣，契丹人也使用火炕”。生活在東北地區定居的契丹人在室內搭建火炕，能更好地抵御嚴寒。由此可見，契丹人生存區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生態資源條件決定了他們的居住方式，逐水草遷徙注定了契丹人居無定所，故契丹人順應生存環境選擇了便于拆卸和安裝的氈帳為家。北方地區氣候高寒多風，為了更好的避免寒風的侵襲和最大限度地享受陽光帶來的溫暖，契丹人在設計氈帳時充分考慮到了氣候特征，將氈帳門戶東向。契丹人氈帳的建筑材料都來自境內的自然資源，茫茫草原上發達的畜牧業為他們制造毛氈提供了充足的皮毛資源，而森林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制造氈帳框架的木材資源，這充分證實生存區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是造就一個民族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

作者：夏宇旭 王小敏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