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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立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司法理念的意義

追求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司法理念的確立，是我們期待生態文明型社會“存在著或者能夠實現一種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義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調整和規范，可以達到或接近于這種目標”。這種對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對法律信念的堅守即是對法律的信仰。這種信仰會在法律制定、執行和司法過程中幫助人們做出與法律精神相符合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并在人們的價值判斷或行為選擇發生偏差時起到規制、矯正作用。確立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眾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價值和意義，增強其遵守和維護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內驅力。對立法者而言，生態文明意識與法律精神的溝通融合，或者說生態文明意識的法律性內化，會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態保護紅線相關立法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對執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確立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司法理念會促使其在著眼于合法性的同時，自覺關注生態上的合理性，保證生態保護紅線相關法律的嚴格執行。這樣在各方的合力下，發揮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積極作用，推動環境正義的實現。

二、建立健全生態保護紅線的法律保障制度體系

1生態保護紅線法律保障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第一，保護優先，兼顧發展原則。生態保護紅線是保障我國生態安全的“底線”，必須明確強調保護優先。當開發活動會損害紅線區域的生態功能時，應以生態保護為重，寧可放棄一定的經濟利益，也要保障紅線區域生態功能的完整與穩定。但不能越生態保護紅線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著生態保護紅線范圍內不允許有人類活動，對紅線區域的生態功能和性質沒有不利影響的開發活動是可以進行的，能夠改善生態環境的活動更是應該鼓勵和支持。第二，預防與治理并重原則。“預防”是生態保護紅線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質，也是生態保護紅線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則是指如果紅線區域劃定時已經存在一定的生態破壞或者環境污染，那么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對其進行治理和恢復。環境具有整體性特征，如若在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后僅僅著眼于預防，忽視紅線區域內已經存在的環境問題，就可能造成紅線區域環境質量的整體下降，甚至生態功能的喪失，使紅線的劃定失去意義。第三，科學規劃，差異管理原則。我國不同地區的生態環境差異顯著，因此必須科學規劃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工作，對不同類型的紅線區域采取差異化管理。圍繞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生態脆弱區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的思路是科學規劃原則的重要體現，既避免了列舉式標準面對地區差異時的不適應性，也避免了定義式標準難以操作的問題。同時，科學規劃還應注重與已有保護區、地區規劃的銜接，重視跨地區協調制度的設計。差異化管理應當以科學規劃為基礎展開，體現“分類管理和分級控制的差異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原則。社會整體理性來源于個體理性的交流、融合與相互矯正，由此產生的理性共識是法律權威的根本源泉。公眾參與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礎，也是法律得以有效執行和維護的基礎。如果排斥公眾參與，即使最為巧妙的法律制度設計也必將淪為一紙空文。信息公開是對公眾知情權的保障，也是公眾參與的基礎。只有當公眾對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時，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參與到相關工作之中。第五，權責明確，損害擔責原則。權利和義務應當是相對的，有責無權，責任履行將趨于懈怠；有權無責，則容易造成權利濫用。尤其對于行政機關，當政府落實生態保護紅線不力，甚至故意違反相關制度時，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權責明確，特別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員“無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僥幸心理，才能從源頭上阻斷違法行為的積累，避免積重難返進入惡性循環，保障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得到切實推行。

2生態保護紅線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修改與退出制度。劃定是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實施的基礎，主要包括紅線布局和范圍確定兩個方面。對于布局問題，應當首先厘清不同區域的生態功能，在統籌已有規劃的基礎上加以確定。而范圍問題，則應著重考慮生態緩沖區的劃定。穩定性是生態保護紅線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應當對生態保護紅線的修改與退出作嚴格限制。只有在確需修改或紅線區域已徹底喪失生態服務功能時才能進行，且應由統一管理機關審批，并以尋找替代區域、不減損整體生態服務功能為原則。第二，生態保護紅線的差異化管理制度。我國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依照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敏感區、生態脆弱區三種分類進行，明確了不同紅線區域生態敏感度和生態服務功能的差異，為分類管理和分級控制提供了依據。在分類劃定的基礎上，根據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性質，制定與之相適應的生態保護標準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嚴格的活動準入規則，對于符合生態保護紅線區域功能定位的活動，要嚴格執行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區域環境影響評價的限制審批制度。第三，生態保護紅線的監測與監管制度。對紅線區域生態狀況的監管極其復雜，想要準確了解區域生態狀況，必須動態掌握水、空氣、土壤、生物等諸多環境要素的狀況及其相互關系，所以對生態保護紅線的監管必須依賴于環境監測。環境監測需要獨立性，以保證監測結論的客觀準確；環境監管也需要獨立性，以保證監管的切實有效；而監測是監管的基礎，因此，應當建立監測與監管緊密結合的獨立監管平臺，形成以技術為支撐、獨立性為保障的監測與監管制度。第四，生態保護紅線的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制度。針對當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開職責、申請信息公開困難重重的狀況，生態保護紅線的信息公開制度應當建立對政府信息公開不力的追責機制。對依法應當公開、依法申請公開而不公開的，追究相關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并依法代為公開。在此基礎上，加強環保法律知識的宣傳，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保障公眾對生態保護紅線的劃定、管理、監管等過程參與的有效性，使公眾的意見建議真正對行政機關的決策產生影響。第五，生態保護紅線的越線追責制度。生態保護紅線一旦劃定，就不能任意觸碰和僭越。越線者，無論是公民、法人、其他組織還是行政機關，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要求生態保護紅線制度建立民事責任、刑事責任、行政責任相互銜接的法律責任體系。尤其對于另外，為避免“拍腦袋”決策對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應當建立終生追責制，使相關責任人承擔無限責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發揮環境標準在生態保護紅線中的支撐作用生態保護紅線需要環境標準的支撐生態保護紅線的復雜性。第一，不同于針對單一要素的紅線制度，對生態環境狀況的評估需要動態考慮空氣、水、土壤、生物等環境要素的狀況及其相互關系。第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存在差異，決定了“一刀切”式的環境標準很難適用于所有紅線區域；更困難的是調整地區間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紅線區生態保護的整體性。總之，生態保護紅線兼有要素的復雜性和區域的復雜性，構成了一張橫向與縱向、靜態與動態相互交織的聯系網絡，形成了其復雜性的特點。生態保護紅線的約束性。法律的強制力是生態保護紅線約束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到生態保護紅線約束性的轉化需借助環境標準完成。因為立法資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規往往只對違法行為及其法律責任作出原則性規定，同時授權主管部門或地方政府制定標準，作為具體明確判別合法與否的技術依據和技術方法。在環境保護領域，這一技術依據和技術方法即為環境標準。生態保護紅線的相關法律需要在環境標準的支撐下實現對行為性質的判斷與量度；同時，法律的強制性通過環境標準傳遞到生態保護紅線中，使生態保護紅線的約束性得以實現。

3環境標準對生態保護紅線的支撐現狀

41年來，我國環境標準“發展豐富了保護生態環境的依據、行為規范和技術方法，在明確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引領環境乃至經濟社會管理，‘倒逼’產業技術進步、結構優化，提供環境監測、評價、監督、管理等工作基礎性、技術性工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但也存在著滯后性、缺乏系統觀念、地區針對性不足等問題，尤其是生態環境標準的缺失，使環境標準對生態保護紅線難以形成有效支撐。滯后性主要體現在滯后于環境保護理論的發展。40多年來，從濃度控制到總量控制，從點源控制到綜合管理，從污染者付費到肇因者負擔，從誰開發誰保護到受益者補償，從末端治理到源頭控制再到全過程控制，理論的更新推動著環境保護法學的不斷完善。環境標準作為法律與司法實踐的關鍵連接點，卻嚴重滯后于環保理論的發展。這一情況突出體現在污染物控制上，雖然我國在污染的全過程控制方面進行了很多探索，環境標準對全過程控制的支撐卻明顯不足，大量環境標準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階段。缺乏系統觀念主要體現在管理體制和制定思路兩個方面。管理體制上，我國現行生態環境管理體制復雜，缺乏有效的管理戰略和政策系統，導致環境標準之間缺乏協調性，不同類型環境標準常常無法銜接，甚至相互抵觸。制定思路上，現行環境標準的制定過于重視技術標準，而忽視對制定目的的考量，“從技術標準為出發點制定而形成的環境標準體系難免顧此失彼，雖然體系龐大但難以有一條一以貫之的主線和靈魂”，造成了環境標準體系的零散，難以發揮體系的合力。地區針對性不足主要體現為地方環境標準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資源決定了國家環境標準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環境標準對其進行補充。地方應以國家環境標準為基礎，根據自身情況制定針對性標準，實現對地區生態的有效保護。但在現實的環境標準制定中，“以GDP論英雄”滋生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常常使地方環境標準表現出一種難以克服的“惰性”——不顧地方實際情況和需要，一味照搬國家標準。生態環境標準的缺失。我國現行環境質量標準主要針對單一環境要素，這種模式固然有其優點，但也存在著忽視生態環境整體性的問題。某一區域水體、空氣、噪聲、土壤等環境要素質量的達標，并不必然表示該區域生態環境的狀況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現行環境標準不可能對影響生態環境的所有環境要素都作出規定，僅通過相互分離的環境要素監測對生態環境狀況進行評估，割裂了要素間的關聯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強化環境標準對生態保護紅線的支撐

第一，體現環境保護理論的發展，支撐綜合管理和全過程控制。環境問題的顯現、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環保實踐的檢驗推動著環保理論的發展，而這一發展同樣需要通過環境標準轉化為環保工作的真實效能。最新的環保理論認為，環境保護的實質是綜合性的環境管理，既包括對污染物排放、開發活動和環境質量的監管，也包括對生態功能的監測與保護，其中對污染物排放的監管應當實行全過程控制。因此，應當制定相應的環境標準，對環境綜合管理和污染全過程控制進行支撐，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強系統觀念。管理體制上，對現有生態環境管理部門進行整合，針對環境標準的制定進行統一規劃和協調。建立專門化的環境標準制定體系，細化部門職能，確立部門間溝通合作機制，最大程度地保證制定體系的高效運轉及不同環境標準間的協調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視技術性的同時，加強對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為本，關注對生命健康權和環境生態功能的保護，以是否會危害人體健康或損害生態功能的完整性作為確立環境標準指標的依據。第三，加強對地方環境標準的規制。要求地方環境標準的制定與當地GDP相掛鉤，GDP越高則地方環境標準應當越嚴格，克服地方環境標準的“惰性”，使地方官員無法以粗放型經濟活動、對環境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或對環境生態的破壞來換取GDP的上漲。同時，與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制度及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制度相配合，更好地發揮地方環境標準對生態保護紅線的支撐作用。第四，建立生態環境標準體系。參照我國現行環境標準體系，生態環境標準應包括生態環境質量標準、資源開發生態保護標準、生態環境基礎標準和生態監測方法標準，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蝕模數、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徑流年內變差等指標，且不同類型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具有差異性，因此需要積極推進相關基礎研究的發展。生態環境標準注重對區域環境生態功能的考察，可以對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的生態狀況進行動態化評估，同時避免了限定人類活動類型、數量、范圍等靜態規制方式與環境承載力具有彈性之間的矛盾，因而可以為生態保護紅線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三、結語

紅線，亦即底線。《環境保護法》修訂案將生態保護紅線寫入法律，反映了我國環境保護形勢嚴峻，已到了“退無可退”的境地；也體現了國家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堅定決心。環境法視域下探討生態保護紅線如何落地，必須將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司法理念、生態保護紅線的法律保障制度體系、環境標準三者有機結合起來，以司法理念推動生態保護紅線的深入人心，以法律制度保障生態保護紅線的不可僭越，以環境標準保證生態保護紅線制度的可操作性，形成觀念、法律、科學三位一體的保障體系，使生態保護紅線能夠真正落到實處，護航美麗中國。

作者：趙星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