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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燃眉的各種全球性環境危機，環境保護已然成為國際立法的必然趨勢和首要任務。伴隨著人類自身環保意識的增強、自發性的環保運動的開展，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之初國際組織的介入，拉開了“環境新時代”的序幕。1972年6月5日，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境保護的全球會議———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催生了一個因應現實的新的法律部門———國際環境法。然而，由于國際環境法是一個年輕的法律部門，所以有人認為，“國際環境法”這個概念并非名副其實，極力否定國際環境法是“已經形成體系的獨立法律部門”。國際環境法的屬性究竟是什么呢?本文試以此為主線展開分析，闡述觀點并加以論證。

一、國際環境法的價值取向

國際環境法的產生與發展不是偶然的，她是伴隨著人類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對人與自然關系正確掌握的基礎上，為應對全球性環境危機而建立起來的規則體系。我們只有明晰了環境問題的實質以及環境保護的終極目的，才能對國際環境法形成準確的認識和理解。其一，要尊重自然的生存權。必須看到，自然不是機械、沉寂的，而是充滿活力、與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統一體。實際上，物質的統一性表明，人類只是大自然中平等的一員，大自然不僅對人類有工具價值，也有自身的價值，人和自然都要尊重客觀法則。學界也正是在研究了人類與自然關系中的客觀法則后，建立起環境倫理觀念的。進言之，自然也有其生存權，不可隨意地加以否定，這便是環境的倫理基礎。人類將道德關懷擴展到其他生物和整個生態系統，實際上就是關注自身存在的利益、幸福和命運，是人類最有意義的嘗試。當人類能以反映人與自然的正確的倫理關系來指導其道德生活時，人類將會獲得更大的自由。而且，倫理不僅是一種觀念，同時也是一種現實的力量。通過秉承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觀，以代內、代際公平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核心，在當代和未來世界中，借助一定的社會結構，可以對既有的環境道德產生抵消作用，進而推動人類發展行為模式的根本轉變。因此，必須明確，環境的國際保護就是整個人類的最高利益，是任何其他利益所不能抵觸的。保護環境，是全人類———不分種族、不分地域、不論信仰、不論貧富———所有地球人應該履行，必須履行的義務。［1］其二，要知曉人類的共同利益。人類的共同利益，或者說是“整體利益”，并非各國兼有之利益，而是特指不能夠將其分配給哪一個特定國家的，是各國之間不可分的“集體的利益”，是不能歸屬于某個國家或特定國家之間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屬于國際社會的(人類整體)的集體的“整體利益”。

國際環境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和改善國際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前者包括最大限度的減少不可更新資源的消耗、保護地球的生命力和多樣性等等;后者包括維護人類健康，改善人類生活水準，促進國際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社會的進步，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顯然，國際環境法是屬于為人類共同利益而制定的規則。［3］可見，人類與自然在本質上是一種共存共榮的關系，換言之，環境問題實質上就是人類自身的存續問題。因此，要保持環境的和諧健康與持續發展，就必須依靠變革。而人類的意識尚未達到使人類自覺行為的境界，法律在這種變革中擔任著重用角色。國際環境法的誕生，無疑是促進和保障這種變革的催化劑，她以其新的理念、新的原則、新的措施、新的制度為實現人類的共同事業、共同福祉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國際環境法的特殊性

國際環境法是國際法的一部分，除了具有一般法律屬性及國際法的共同屬性之外，其自身也有著一些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特點:如她的公益性、邊緣綜合性、科學技術性;她的法律淵源不僅包括環境保護的國際條約、國際習慣、一般法律原則，還包括某些國際宣言或決議;她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國際組織，還包括個人。應該說，這些特點展現了國際環境法的個性，但并不削弱她作為法的基本屬性。尤其是在國際環境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上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特殊性，這大多是由于國際社會紛繁復雜的矛盾和沖突所決定的，并不能以此來否定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與強制性。

例如，作為國際環境法淵源之一的國際環境條約在其形式及內容上具有其特殊性。它們大多采取框架條約———議定書的模式。通常先就環境保護的某一問題簽訂框架條約，做出原則性的保護規定，然后將具體的事項通過議定書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規定，一般不對所調整的國際關系中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及有關的環境保護措施一次規定得全面而又具體。這種“框架”形式的優勢在于，一是有利于就重大原則問題在締約國之間達成一致，不至于因一些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而影響合意的最終形成;二是有利于條約的修訂，框架模式下，締約方可以單獨對議定書和附件所規定的非重大原則條款進行修訂，這并不影響整個條約的效力。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維也納保護臭氧層公約》等均屬這種情況。甚至還有一些條約如1972年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由于國家或地區之間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導致的差異，不能在公約中將遺產保護措施規定的十分具體和明確。那么，上述情況是否有損這些條約的法律強制力呢?對此，筆者認為，國際環境條約在形式上所展現的特殊性是針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而做出的靈活處理，如果認為這是國際環境條約在某些條款中強制性和明確性的弱化，進而否定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效力，其實是不合適的。條約即是法律，某項規則一旦以條約的形式加以規范，就具備了國際法上的意義，并在此基礎上具有約束力。它不同于可有可無的建議或口號，也有別于可供當事國自由選擇的任意性規范，而是具有明確和重要法律意義的法律規范。國際環境法是年輕的法律部門，原則的規范作用對其來說是巨大的!大量的框架條約雖未制定具體規則和方法，但卻是國際環境法的基本法律文件，不能因此弱化其法律性，體現在框架條約中的基本原則和有關制度在國際環境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當然，國際環境法并不會停留至此，而是要爭取更大的發展。在國際公約中，目前的“框架”、“原則”階段只是一個必經的過程，最終是要為各國設定環境保護法的具體義務。此外，國際宣言或決議在國際環境法領域具有特殊的意義。從國際環境法誕生伊始，國際組織就以其特殊的職能發揮著重大作用，成為國際環境法重要的主體之一。

因此，在國際環境法領域內，國際宣言和決議的法律效力尤為突出和重要。其一，某些綜合性國際環境宣言、聲明具有較高的號召力，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可以說對國際事件的影響力不亞于條約，如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1982年《內羅畢宣言》、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002年《可持續發展宣言》中的一些原則，反復體現在各環境公約的條文當中形成了一種累積的法律效力，成為指導國際談判與實踐的基本原則，是國際環境保護綱領性的法律文件。其二，對于國際組織依據條約做出的決定，如國際捕鯨管制委員會根據《國際捕鯨公約》于1982年做出的《關于禁止商業性捕鯨的決定》、《防止因傾棄廢物及其他物質而引起海洋污染公約》(1972)的成員國協商會議于1985年制定的《關于禁止對海洋傾棄核廢料的決定》、《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締約國大會于1989年制定的《禁止非洲象牙產品貿易的決定》、聯合國安理會1991年做出的《關于確認伊拉克由于入侵科威特而引起的環境損害負有賠償責任的決議》等國際文件的法律效力源于有關條約，它們的目的是執行、補充或修訂有關條約，是條約效力的體現，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件。可見，盡管《國際法院規約》未將國際組織的決議等法律文件列為國際法的淵源，歷史上也有很多人認為國際組織的決議和宣言屬于建議的性質，但我們認為，在國際環境法中，國際宣言和決議是“確立國際法規范的輔助手段”，是一種促進國際環境法“進一步發展的潛在性規范淵源”，是國際環境法的淵源。［5］筆者要強調的是，“法”只有是與非的區分，國際宣言和決議也只能是以“有法律拘束力的”和“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來區分。“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宣言和決議”就是法，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宣言和決議”可以說是法的發軔階段，對于國際習慣的形成和國際條約的產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卻不能稱之為“法”。因此，屬于國際環境法淵源的國際宣言和決議應當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那一部分。

三、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

法是公正的化身，不是一個可以量化的范疇，法就是法，不應存在軟硬之分，一法不會比另一法更具法律性!某種規則稱之為法，必須具有強制性和約束力，否則只能被認為是禮讓、道德或道義、建議或標準。在立法和實踐中，凡沒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規則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規則。［6］針對國際環境法而言，她是國際法的新部門，與國際法一樣，國際環境法是“法”———這是不容置疑的!盡管，仍有國際法學者認為，與國內法相比，國際法是較弱的法律。這實質上是由國際法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7］因為國際法既沒有具有一般權力的國際立法機構，也沒有能夠執行法律的國際行政機關，國際法院也沒有全面的、強制性的管轄權，國際法依賴的是世界各國的自覺遵守。國際環境法作為國際法的分支部分，顯然也具備了上述特征。同時，與國際法的其他領域面臨的問題一樣，國際環境法缺乏有效的監督與控制機制，為此，該法律部門往往被認定具有“脆弱性”。然而，我們認為，不能因為國際法或者說國際環境法的這一特性而否認其作為“法”的性質，更不應利用這一特性而弱化其作為“法”的拘束力。假設國際法擁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強制機構來保證其實施，那便不再是國際法而是“世界法”，這就徹底否定了國家主權。因此，國際環境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要求各國秉承全球環境理念進行國際合作，自覺遵守和執行相關法律法規，因為保護環境是人類共同的利益。由于國際法強制實施的手段不多，因此國際法的實施一直被學者們認為是國際法的一根“軟肋”。

在眾多的國際條約中，國際環境條約的實施狀況明顯要好于其他類型的條約。原因是國際環境法除依賴一般國際法的實施手段之外，還采取了一些獨特的內部化實施機制，即通過組織締約國定期舉行國際會議、定期提交報告、相互監督審查報告、根據報告討論資金、技術援助的具體辦法等各種方式來實施條約規定的權利義務的方法和制度。國際環境法還將在條約的執行上有新的發展和突破。［9］尤其是關于“國際環境條約的不遵約機制”理論的提出，對敦促和幫助締約方履行國際環境條約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作為國際環境援助制度的強化與補充，該機制必將為國際環境法的順利實施提供切實可行的保障。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燦鈴教授在中國社科論壇暨第十二屆國際法論壇上的發言中所強調的，不遵約機制是人類環境保護事業發展進程的重大創新，更是承載國際環境法走出發展困境的破冰之船。總之，國際環境法是國際法主體，主要是國家(但不限于國家)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而發生的國際交往中形成的，體現它們之間由其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的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方面的協調意志的，調整國際環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體。［10］凡與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有關的國際關系，不論它屬于國際政治關系、國際經濟關系還是屬于其他領域的國際關系，都在國際環境法的調整范圍之內。“環境保護無國界”，各國在國際環境領域的合作，必須以國際法的一般規則為基礎。國際法是真正的法，國際環境法也是“法”!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全球公益權，為保護和改善全球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為人類進行環境活動、解決環境問題，為跨界損害的歸責與賠償，國際環境法責無旁貸!

四、結語

毋庸置疑，“法”必然是權利、義務與責任的統一，如果是“指南”或“建議”，即使沒有遵守也不會被課予法律責任。［11］也就是說，一種規范一旦稱之為“法”，必定具有權威性和規范性，并在此意義上具有約束力。國際環境法是“法”，盡管她在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的個性與特點，但并不影響她的法律約束力。作為調整國家及其他國際法主體之間為保護、改善和合理利用環境資源而發生關系的各種有拘束力的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綜合體系，國際環境法是在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各種因素錯綜復雜的變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獨立的法律部門。她以國家的共同制定或認可作為立法方式，以國家單獨的或集體的強制措施作為實施的保障，是適用于國際社會的法律。因此，從屬性而言，國際環境法是屬于為人類共同利益而制定的法律規則，是國際法的一個新領域、新部門，是國際法進步和發展的必然產物。

作者：劉繼勇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