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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問題產生的經濟背景和法律背景

在國際貿易發展之初勞工問題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并沒有引起普遍的關注。論文百事通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國際貿易日益自由化，整個世界日益處于相互聯系之中，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反過來又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在很多方面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同步進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由于各國之間經濟利益的不平衡，矛盾和沖突的不斷產生，諸多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分化、某些地區人權的削弱等也隨之出現，而勞工問題與貿易關系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產生。

國際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產生的社會化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勞工問題主要是勞工標準問題便在其中。20世紀初期，工人工作條件惡劣，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和公平，協調勞資關系，成立了國際勞工組織，其首要任務是制定和促進國際勞工標準。

WTO的成立奠定了經濟全球化世界格局的基礎，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各方面矛盾日益明顯，特別是近幾年來，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斷指責發展中國家憑借其較低的勞工標準獲取出口價格競爭優勢，對發達國家進行“勞動力傾銷”。而且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摩擦的一個新焦點。

首先將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掛鉤的是美國，從1890年開始，美國便禁止進口囚犯生產的產品，1930年又將禁止進口的范圍擴大到所有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1953年美國又建議關貿總協定采取更一般的手段來處理包括囚犯勞動在內的不公平工作條件問題。1973年到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中美國又倡議建立類似的多邊協議，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反對而沒能通過。

1996年12月在新加坡的WTO首屆部長級會議上，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將“核心勞工標準”作為新議題被明確列入宣言的23個內容之中。宣言指出：“我們再次承諾，遵守國際承認的核心勞工標準我們相信，通過增長和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而促進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有助于這些標準的改善。我們拒絕勞工標準作為保護主義目的作用……”[1]該宣言實際上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成員方承認勞工標準是一個“問題”，并承諾應予解決。在這次會議上，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做出很大讓步，也付出了很高代價。1999年12月，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WTO部長級會議上，勞工標準問題再次引起激烈爭論，由于發展中國家成員方與發達國家成員方的尖銳對立和在自由貿易等一些重大問題上無法達成妥協，談判破裂，結果西雅圖會議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這次會議后，各成員方都認識到了在國際貿易關系中勞工標準問題的嚴重性。在2000年2月19日閉幕的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十屆大會上，發展中國家對勞工標準達成了重要共識，拒絕把勞工標準納入國際貿易制度中，強調發展中國家必須團結協作，共同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安全”和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而發達國家也在進行緊密磋商，力求協調立場統一行動，向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施加壓力。在當前世貿組織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勞工標準等社會條款問題，勞工標準也必然對未來多邊或雙邊關系產生巨大影響。

下面將主要從勞工問題中最為突出的勞工標準問題入手進行分析。

二、勞工標準的含義

什么是勞工標準？其從法律意義上講即勞工權利。國際勞工標準一般指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公約和建議書，以及其他達成國際協議并具有完備系統的關于處理勞動關系和與之相關的一些關系和原則。國際勞工組織（ILO）在1998年國際勞工大會上通過的《基本勞工權利原則宣言》將勞工標準明確規定為四個方面的“核心”權利：結社自由并有效承認集體談判權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強迫勞動；有效廢除通童工；消除就業歧視。其從經濟學角度考慮還可以看作勞動力成本，即勞動力價格。一國對勞動權利的保護即勞工標準的保護可以直接影響一國的生產成本，從而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價格優勢。[2]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勞工標準問題的不同立場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對勞工標準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發達國家極力主張將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掛鉤，其理由如下：

;首先，發展中國家無視基本勞工權利大量使用童工，并強制勞動、報酬低下，且工作環境惡劣；出口加工區規避有關勞工立法；工人集體談判力量薄弱等等。因此應該將“社會條款”納入公平、公正的世界貿易體系，以消除以上類似的不尊重人權的非人道行為。

其次，發展中國家低勞工標準導致發達國家目前嚴重的失業狀況。發展中國家大量低勞工標準商品的輸入，給發達國家的相關產業造成沖擊，減少他們國家內部就業機會，使發達國家一些非熟練工人面臨失業的危險。在很大程度上使發達國家業已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更加嚴峻，比如工資增長乏力，失業率過高，救濟和津貼以及其他一些福利支出擴大，政府財政負擔加重，社會不安定因素隨之增加等。

而且各國勞工標準不一，會加大勞動力國際轉移的壓力。由于發展中國家對工人生活及工作條件缺乏應有的保護，低工資導致熟練工人乃至高級知識分子紛紛涌入收入高、待遇相對好的發達國家。由于發展中國家低工資的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大量輸出，等于是把本國就業機會讓給發展中國家。

而發展中國家卻從其本國利益出發，有其不同的態度：

他們認為，發達國家多次提出將國際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的目的，在于以人權、平等、貿易為借口限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實行新的貿易壁壘。由于曾經被普遍采用的諸多非關稅壁壘早已無秘密可言，且常常會成為“眾矢之的”不能多用。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發達國家看中了勞工標準所具有的復雜性、隨意性及多樣性的特點，將勞工標準變為一種較隱蔽的新的非關稅壁壘，用以抑制發展中國家的迅速發展。這種企圖一旦真的付諸實踐，則必然對現今的貿易格局與秩序構成一系列隱患甚至危害，將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則很容易引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重新抬頭和濫用。廣大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以尊重人權為借口要求將國際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推行全球性勞工標準以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權狀況，是其努力推行貿易限制的借口。如果發達國家確實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改善人權狀況，就應該首先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而不是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制裁。

如果說發展中國家低勞工標準導致發達國家企業投資者由國內轉向國外，導致發達國家失業增加，那么發達國家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限制本國企業向發展中國家投資，而不應該采取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制裁的辦法。發達國家這種既要利用發展中國家低工資、低成本以增強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又要將本國投資者的投資限制在國內的想法過于自私。這樣做不僅不符合各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的事實，而且還會無視各國的比較利益，破壞自由貿易的國際環境。

四、從兩者的未來發展趨勢看“勞工標準”出臺的可能性

近年來，發達國家的政府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是否需要就最低勞工標準達成全球性協議，即是否應該制定出“統一的勞工標準”，同時通過WTO或其它機制在國際層面上加以強化。雖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問題上仍然存在著較大分歧，但是畢竟在應該將勞工和國際貿易相聯系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只不過是在勞工標準和國際貿易相聯系的方式及時間上等問題上存在著較大分歧。

勞工標準涉及到廣泛的社會利益，受到許多政治、經濟因素的制約，世界貿易組織只是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多邊體制，其對勞工問題的關注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圍內。但是國際社會對于將哪些勞工公約包括在世界貿易組織社會條款之中存在這深刻的分歧。必須結合社會、經濟和法律等因素來綜合衡量。將勞工標準納入世貿體系，以貿易制裁為手段來保障核心勞工標準的實現，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愿望，也與世貿組織的宗旨相吻合。然而不論是WTO還是ILO，都沒有強制執行全球勞工標準的授權。一國的勞工標準取決于它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階段，甚至包括民族傳統、宗教信仰、自然條件和法律環境。各國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階段、水平等情況不同，因此很難制定一個統一的勞工標準。

然而，核心勞工標準的實施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應建立多層次的、適用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勞工標準。正如ILO所強調的：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不應成為違反結社自由、集體談判、強迫勞動、童工就業和職業歧視等核心標準的理由。[3]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1999年瑞士達沃斯召開的第29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契約（GlobalCompact）的倡議。安南關于全球契約的倡議再一次從全球的高度強調了遵守核心勞工公約重要性，他認為在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勞工標準已經是而且必須繼續保持作為國際議事日程中的優先任務。全球契約運動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它的出現再一次表明：核心勞工標準作為人權和勞工權利的基本準則，已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因此，我們不能囿于狹隘的國際貿易——勞工標準的分析框架，把勞工標準問題還原成單純的貿易問題，僅以貿易利益的多寡得失來評判勞工標準問題。尤其是，目前我國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不論是眾多社會問題的解決，還是經濟發展自身問題的解決，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勞工標準問題。總之無論是解決國內問題，還是應對相關國際問題，無論從面臨的社會問題出發，還是從貿易利益的角度出發，核心勞工標準的推廣和實施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五、我國關于勞工標準的對策分析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勞工標準與國際貿易問題已成為WTO面臨的新挑戰。盡管目前勞工標準未被正式納入WTO議題，但在未來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中勞工標準問題很有可能成為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討論議題，國際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也將會成為必然的趨勢，因此我國應及早作好準備。一些歐美發達國家對勞工標準問題不僅從法律上進行強化，而且越來越多地將勞工問題與貿易利益掛鉤。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世界貿易中很難避開勞工問題。隨著SA8000的推行，我國的企業已經面臨很大壓力。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勞動權益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一旦正式將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將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國應密切關注這一問題的發展動態，積極做好應對準備。

首先，面對國際貿易中勞工問題的爭論，既要看到其合理性一面，又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我們應認識到對勞工問題的重視，是社會發展的表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貿易應遵守基本勞工標準，成立工會、反對強迫勞動、反對童工、要求同工同酬等這些都是勞工的基本人權，我國不僅贊同而且應積極順應。重視勞工問題在另一個層面上是國家、社會和企業不容忽視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還要認識到發達國家試圖利用WTO和雙邊協議實施共同勞工標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目前制一個統一的、國際認可的勞

工標準，是貿易與勞工標準掛鉤的主要問題。由于各國生產力水平和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同，人為地制定一些標準來消除差異，在理論和實踐中都行不通，相反可能會助長貿易保護主義從而形成新的貿易和社會壁壘，造成對國際貿易的阻礙，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因此，我國既要反對無視各國的發展現狀在WTO中實施統一勞工標準，又應積極與各國協商尋求一個合理的解決途徑。

其次，從主動的角色去積極研究國際勞工標準問題，而且完善我國勞工立法、不斷改善勞工狀況。

國家應積極研究國際勞工標準在當前國際貿易發展中的新動向，組織科研力量專門研究勞工標準

問題；積極研究我國勞工標準與國際的差距，如何有效與國際標準接軌；加入WTO后勞工標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及勞工標準的理論和應對政策，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綢繆。我國有關勞工標準的立法主要體現在《憲法》、《勞動法》等法律中。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以及全球化趨勢的出現，我國有關勞工立法的缺點也逐漸顯露。特別是在強迫勞動方面，我國勞動法還沒有明確規定不得強迫勞動。而現實生活中，一些私人老板采取高壓手段強迫勞動，有些借口勞動合同未滿，強迫勞動者在惡劣條件下勞動，這些都與國際勞動公約的基本思想相違背。鑒于我國勞工問題中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我國在與發達國家進行勞工談判的同時應該積極主動腳踏實地地完善國內勞工立法，強化其執行機制，真正做到改善本國勞工狀況，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這樣才能在談判中處于較有利地位。

再次，在改革中發展經濟。

加快我國國內企業的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國內產業升級換代，提高出口產品的熟練勞動和知識技術要素的密集程度；盡快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技術密集型產品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積極引進SA8000社會責任認證制度。全球首個社會責任的認證標準SA8000已于1997年8月出臺。截至2003年8月，全世界36個國家共259家企業組織獲得認證（包括我國42家企業組織）。[4]SA8000是企業通往國外的"通行證"，一旦全球正式將勞工標準與貿易掛鉤后，企業就不會因此受阻而暢游在世界經濟的大潮中。因此，我國企業切不可坐以待斃，必須順應國內經濟改革的發展，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一不可逆轉的趨勢。新晨

最后，增強與發展中國家的交流與合作，阻止發達國家變相推行貿易保護。

共同的利益基礎應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爭取在同發達國家談判中處于較有利地位，盡量保護自身利益。此外，還應加強與聯合國貿發會議、國際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交流與溝通，宣傳發展中國家在勞工標準問題上的立場與觀點，以爭取這些組織的理解與支持。同時，在全球化進程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聯合發展中國家，從全球經濟發展的良性一體化角度出發，阻止發達國家在推進國際貿易自由化過程中變相的利用勞工標準來推行新的貿易保護。

參考文獻：

[1]施用海：《應對新貿易壁壘》/104/2002-12-26/12

[2]段淑靜：《關于貿易與勞工標準問題的探討》，《管理科學文摘》2003年第11期

[3]周少青：《論三重框架下的勞工標準問題》，《河北法學》2004年第11期

[4]周國銀、張少標：《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實施指南》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