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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衛偉單位:山西省植物保護植物檢疫總站
《管子•度地》更將水、旱、風霧雹霜、厲、蟲并列為“五害”,指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治蟲被列入治國的高度。
把耕作栽培技術和害蟲防治結合起來,是戰國時代治蟲上的一大創造,《呂氏春秋•任地》說:“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這樣就能取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既能消滅雜草,又能防治蟲害的效果。此外,他們還認為,在栽培上如采用適時種植,就能使大麻不被蝗蟲為害,大豆不被蟲害侵擾,從而避免蟲害的發生,也反映了中國的治蟲技術從“治”向“防”方向的發展。
東漢時王充在《論衡•商蟲》篇中指出,蟲害發生同溫濕度等環境條件有密切關系,“蟲以溫濕生才”,“谷干燥者,蟲不生;溫濕人壹人曷,蟲生不禁”,這種從環境條件來考慮和認識蟲害發生的原因,在防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漢代對病蟲害的防治已從農作物擴大到桑樹,從大田發展到倉庫,并已有蟲子蟲方(黏蟲)、蝎(桑天牛)等病蟲的記載。防治方法也有了進步,創造了“塹道作坎、榜驅內于塹坎”的掘溝捕蝗法,用馬糞或附子汁漬種的播前種子處理法,這也是最早用藥物防治害蟲的記載。
北魏時期,病蟲害的防治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據《齊民要術》記載,防治病蟲的技術有劁麥法藏麥種,用牛羊骨誘殺瓜類蟻類,選用抗蟲品種,用水漚、火河區的措施防止木材生蟲等。唐開元四年(716年),山東發生大蝗災,姚崇在治蝗中倡導,根據“蝗既解飛,夜必赴火”的生活習性,創造了“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的開溝誘殺捕蝗法,為中國古代治蝗史寫下了光輝的史跡。
宋代,中國開始制訂治蝗法,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八月頒布的熙寧詔書和宋孝宗淳熙時(1174年—1189年)頒布的淳熙放,是中國歷史上最早頒布的兩個治蝗法規。這兩個法規分別對治蝗的要求和獎勵辦法作了具體規定,后者還規定了懲罰辦法,從而將治蟲工作用法的形式規定下來,表明到宋代,中國在治蝗工作上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對于蔬菜、花卉害蟲的防治,油劑、硫磺、石灰等已用于治蟲。中國種桑養蠶的歷史悠久,元代對桑樹害蟲已總結出了一套防治方法。
明清代是中國精耕細作技術深入發展時期,與其相適應的,中國古代的治蟲技術也獲得了全面發展。在農業防治上,大田生產開始采用清除雜草防蟲法,同時還出現了輪作換茬防蟲法;徐光啟提出了消滅蝗蟲滋生地以根治蝗災的設想;在藥物防治上,發明了砒霜除蟲,《農桑經》內有世界上使用砒霜除蟲的最早記載;同時還創造了煙莖除螟,并創造了一些治蟲的器械,如專治稻苞蟲的蟲梳、專治黏蟲的滑車等??梢哉f,中國傳統的治蟲技術至明清代已較為完善。我國是世界上發現和應用害蟲天敵最早的國家。
早在3000年前,《詩經》中就曾記載“螟蛉有子,蜾贏負子”,記述了胡蜂類捕捉蛾類幼蟲的現象,這是對天敵記述最早的文獻。人類利用生物防治害蟲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公元304年左右,晉代的《南方草木狀》一書曾記載了在柑橘園中利用赤黃色蟻類(黃狗京蟻)防治柑橘害蟲,此蟻連巢放于柑桔樹上,可以捕食多種害蟲。
明代李時珍在《本草鋼目》一書中記述了蜘蛛的捕食性,他在書中寫到:“此蟲設網一面,物觸而誅之,知乎誅其不義者,取曰蜘蛛”;2400年前,我國勞動人民發現了家蠶僵病,其后又有微粒子病的記載;太湖沿岸桑蟥盛發區,群眾早有利用死蠶死繭浸汁噴殺桑蟥的方法;明清代,勞動人民還創造了養鴨治蟲技術。保護害蟲天敵也受到了人民的重視,《新五代史》中已有隱帝乾佑年間(949年—950年)因鴝鵒能食蝗蟲,下令禁捕鴝鵒的記載。此外還有“保護田禾,禁捕青蛙”的禁令,還有招引家燕在室內筑巢的習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