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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發展中國家近代科學發展的特點及中國近代農業科學發展的道路、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6）農業科學的體系構建、南京政府時期（1927-1937）農業科學的本土化發展、戰亂時期（1938-1949）農業科學活動的變化以及民國時期的農業科學遺產等五個方面概述了民國時期中國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及其特點。

[關鍵詞]：民國農業史，近代農業科技，科技本土化，農業技術變革

科學技術的本土化，是指發展中國家接受或采納西方先進技術、并能獨立開展科學研究和自主創新技術的過程?？茖W技術后發展國家，起初只能向科技先進國家學習和引進。但是科學技術必須經過本土化改造之后，才能成為植根于本國文化之中的實用技術。對于農業科技而言，本土化改造尤為重要，因為農業生產具有最為明顯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歷史延續性。只有經過本土化改造、與當地農業生產緊密結合的農業科學技術，才能在生產實踐中獲得應用，成為指導農業生產的理論和提升農業生產水平的新技術。

發展中國家的科學技術本土化通常有兩種類型：一是通過積極主動地學習和引進來實現本土化，這種情況適用于那些具有獨立主權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二是殖民地國家和地區則常常是隨著國家的獨立、民族解放之后，才逐漸走向本土化。在中國，由于近代歷史的曲折多難，這兩種類型的科學技術發展道路都曾同時存在。本文只對民國時期在中國政府主導下的農業科學技術發展情況做出分析。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臺灣省、南滿州鐵路附屬地、偽“滿州國”以及“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廣大淪陷區所開展的農業科學技術活動，將另行撰文。

一、農業科技事業的本土化改造

在清代晚期中國開始啟動科學技術近代化的過程中，無論是啟蒙思想家還是政府的達官要員，都主張學習日本的經驗和做法。當時在中國成立的農政機構、農業試驗場、農林學堂等等，基本上都是日本的翻板。對中國而言，所謂接受近代歐美農學，最初并不是直接向歐美先進國家學習的，而是假道日本而引進的。當晚清政府決定推動“農事改良”時，日本成為中國引進歐美先進農學的“文化中轉站”。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間，中國的近代農業科學技術基本走完了從啟蒙到體制化的過程。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時，它給歷史留下了如下的新式農學遺產：

農業教育方面，高等農業學堂5所，在校生530人；中等農業學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初等農業學堂59所，在校生2272人。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還在安徽省成立了一所私立高等農業學堂，但是沒有史料證明這所私立高等農業學堂在革命的當年已經招生。此外還有一所當時的最高農業學府——京師大學堂農科，但是這個農科（1910年改稱農科大學）招生很少，1910年只招收了17名新生，1913年的畢業生人數為農學科25人，農藝化學科17人。農業教育的另一方面是農科留學教育。據不完全的史料統計，辛亥革命時，中國的農科留學生人數是：留學日本112人（其中各級農業學堂58人，帝國大學農科54人）；留學歐洲各國12人；留學美國51人。

農業科研方面，設有國立的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還有省立的如山東農事試驗場，保定直隸農事試驗場，江西農事試驗場，奉天農事試驗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清廷厘定官制時專門設立了一個“勸業道”的機構，歸督撫領導，其職責是掌管全省農、工、商、礦、交通等。因此，各省勸業道實際上也興辦過一些農事試驗場或類似于試驗場一類的機構。到辛亥革命時，全國約有各級農事試驗機構40余處?？偟恼f，盡管清末從國外引進的許多農業科技都沒有在生產實際中得到應用，但它們的興風氣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完成了近代農業科技從啟蒙到體制化的歷史轉變。[1]

晚清政府對農業科技近代化所作努力，只是初創期的“體制化”，是一種未加甄別改造的引進。它們給下一代政府留下了農學遺產，同時也留下了難題：源于西方先進國家、經過日本改造的“西洋農學”能否在中國生根成長，能否在改造中國傳統農業中產生作用，取決于對這些脫離中國實際的農學理論與技術進行全面的“再改造”。

（一）農政機構的本土化改造

1912年元旦，新生的中華民國在成立南京臨時政府時，其政府部門中設有實業部，該部兼有掌管全國農政的職責。同年中央政府遷往北京，將實業部分為農林、工商二部。次年又將工商部中的商業職能劃入農林部，名稱也改為農商部。1927年再度將農商部改組成農工部。但是這次改組不足一年北洋政府就倒臺了。

北洋政府管轄下的各省地方政府，一般都設有實業廳，縣級政府設實業科，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農政管理體系。在一些邊遠小縣，人力財力不足，政府機構不健全，其縣內的農政職能則委由教育科掌管。總之，從政府建制上看，北洋政府的農政事業還是做到了“事有專司、業有專管”的。經過這么一番從上到下的農政管理體制的“改造”，基本上實現了農政管理體系的本土化，并且融入了中國的官僚文化體制之中，為中國社會所認同和接受。在政府的組織系統中確立近代式的農政體制，是北洋政府農業管理本土化努力的歷史成果之一。此后的歷屆政府，大都承襲了這個農業管理體系。

有了一整套從中央到地方的農政管理部門之后，北洋政府也開始著手對清政府遺留的農業試驗機構進行本土化改造。作為肇始階段的晚清時期農業試驗場，它們多是生搬硬套地移植日本的模式創建起來的。由于脫離中國的農業生產實際，它們在當時沒有取得應有的業績。北洋政府除了對當時的中央農事試驗場進行改組擴建之外，還針對中國農業實際情況而新建了一些具有專業性、地域性特點的新機構，例如，在北京天壇、山東長清和湖北武昌分別設立了林業試驗場，又在河北正定、江蘇南通、湖北武昌、河南彰德等地設立了棉業試驗場，在河北張家口、北京西山、安徽鳳陽設立了家畜良種試驗場。這些農林試驗機構都直屬中央農商部，名義上都是國家級的科研機構。在當時的農業試驗風氣影響之下，不少省份也相繼改組、擴建、新建了農業試驗場。到1917年，全國共有各類試驗場113處。其中最具有本土化特點的是那些與地方農業特點緊密聯系的專業性試驗場，如棉花試驗場、水稻試驗場、麥作試驗場和茶業試驗場等等。它們都是為了解決中國農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而興辦的，是一種實用性的農業試驗場所，而不是學理性的研究機關。

（二）農業教育機構的本土化改造

應當說，民國成立初期，對教育事業是很重視的。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就任命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蔡是精通現代教育理論的教育實踐家和管理者，他一上任，就提出了許多教育改革的新主張，主持起草了1912-1913年頒布的“大學令”，當時通稱“壬子癸丑學制”。這部教育法令，是民國政府對教育事業本土化改革的宣言。在晚清時代，教育體制基本上也是模仿日本的方式，甚至高等學校的教師也大都是從日本延聘。民國甫立，即博采歐、美、日本的近代教育之長，同時參酌我國的實際，對高等教育從組織系統到教育內容進行全面改革。在這部“大學令”中，農科列為大學的七科之一，入學條件規定為中等學堂畢業后須入大學預科3年，然后入本科3年或4年。同時在該大學令中，將清代的中等農校改為甲等農校，定為4年畢業；初等農校改為乙等農校，定為3年畢業。

到1921年，教育部再次頒行“新學制草案”，并于當時呈請大總統公布，稱為“壬戍學制。”該學制參照美國的學制，規定教育系列為：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2年，初級中學和高級中學各3年，大學本科4-6年，大學?？?-4年，其?？?年者視同本科待遇。大學本科和?？凭惺崭咧挟厴I生入學。新學制還規定，取消實業學校系統，改稱職業學校，分為高等和初等兩級，高等農業職業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生入學，初等農業職業學校招收高小畢業生入學。1921年制定的學歷教育中的階段劃分和學習年限的規定，一直被延用至今。

1924年，教育部頒布“國立大學條例”，同時宣布廢除1912年的“大學令”和1913年的“大學規程”。這個條例規定，國立大學實行學位制，學生在大學內修學某個學科滿4-6年，經考試合格準予畢業者，獲得某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后可進入大學院，研究有成就者可獲得某科碩士或博士學位。同時還規定了大學校長、系科主任的職責，規定了學校須設立董事會、評議會、教授會等組織。這些制度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它表明了教育事業的本土化改造越來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

1913年，教育部頒發的《大學規程》，規定農科大學分設四門（相當于四個學部），即農學、農藝化學、林學和獸醫學。并且規定了每個學門所應開設的科目課程。例如，“農學門”本科在四年中所開設的部頒課程為：地質學、農藝物理學、氣象學、植物生理學、動物生理學、法學通論、經濟學、農學總論、土壤學、農業土木學、農學機械學、植物病理學、肥料學、作物學、園藝學、畜產學、養蠶學、家畜飼養論、酷農論、農產制造學、昆蟲學、害蟲學、細菌學、生理化學、農政學、農業經濟學、殖民學、植物學實驗、動物學實驗、農藝化學實驗、農學實驗、農業經濟實習、農場實習、林學通論、獸醫學通論、水產學通論等，共36門課程。與清末以日本農科大學課程為基礎所規定的課程比較，這時期中國農科大學所開課程增加了9門，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農業教學課程體系。

（三）農科大學教科書的本土化改造

科技本土化的核心是人才本土化。而本土化的人才必需在本土化的教學環境及本土化的教學內容中培養。但是，當時中國的農業教育存在許多問題。著名農學家沈宗瀚先生[2]回憶其母校北京農業?？茖W校1915年前后的教學情況時，這樣寫道：“外籍教授對中國情況茫無所知，自不待言。即使中國籍的教授，多系日本留學生及京師大學堂農科畢業生，教學中多摘譯日本課本為講義，購用日本動植物標本以代本國實物，農場實習不過播種、除草、施肥、收獲等普通簡單工作，教授與學生對于中國農業認識甚少，遑論研究改良?！倍菚r的農科學生“幾乎均為城市子弟，對于實地農情，極少明了?！盵3]這種情況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業學校中非常普遍，它反映了新舊教育思想并存、新舊學制交替的時代特點。針對農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不少農學家紛紛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和改進的意見。

當時任南京東南大學農科主任的鄒秉文教授[4]提出，農科大學應當承擔四項基本職責：一為造就農民領袖及研究專家；二為研究解決農業上的困難問題；三為實行農業推廣事業和農村成人農業補習教育；四為提倡襄助改良中國農業及農村生活的組織。[5]

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的董時進教授[6]更進一步指出：“高等農業教育應當培養出多方面的專門人才，如農業技術人才、農業教育人才、農民領袖人才、農業行政人才、農業經營人才（如縣知事）?！睘榱藢崿F農業教育的目標，他認為必需切實改變農業教育脫離中國農業實際的狀況，改變多數教員都由日本、美國教師以及由近期從國外留學歸國的留學生擔任的狀況，改變在教學上生搬硬套地直接翻譯外國農業教材的狀況，必需提倡農業學校教師開展中國農業理論方面的探討和農業科學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以期推動中國農業的進步。[7]

在本土化教學科研風氣的推動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的農業教育家和農業科學家，開始傾力于編寫切合中國農業實際的大學教科書。1920年代公開出版的農科教材和教學參考書有：鄒秉文等《高等植物學》、陳煥鏞《植物學》、胡步青《應用植物學》、葉元鼎《農業化學》和《種煙學》、王陵南《高等果樹園藝學》、章之汶《植棉學》、朱鳳美《植物病理學》、蔡邦華《昆蟲學》、周汝沆《作物學》和《稻作學》、侯過《測樹學》、曾濟寬《造林學》、鄧植儀等《土壤學》、溫文光《果樹園藝學》、趙烈《家蠶生理學》、謝醒農《實用生絲檢驗學》、顧青虹《養蠶法講義》和《人工孵化育種學》等。各大學自編自用的教科書，目前已無法匯集了。但從以上所列之出版教材情況看，當時中國農科大學已經在教材本土化方面取得了開創性的業績,有的已經達到較高的學術水平。例如,上面提到的鄒秉文、錢崇澍、胡步青等編寫的《高等植物學》，被認為是中國學者編寫的第一部植物學教科書，書中厘定許多植物學名詞，如將此前所稱之“隱花植物”改為“孢子植物”，“顯花植物”改為“種子植物”，“羊齒植物”改為“蕨類植物”等等，都受學術界認同，定為植物學專用名詞，沿用至今。此后直到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之前，經各地出版機構發行的由中國教授編寫的農科教材種類達到100余種。至此，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針對中國地域情況、適合中國教學需要的大學農科教材體系。[8]

二、作物育種技術的本土化改造及其成果

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在中國各農科大學任職的教員通常都是只教書授課，不從事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研究工作。這是因為，中國農業大學初創時，教員很少，教學任務非常繁重。根據政府教育部規定，大學教員每周必須授課24學時，一個教員要能完成額定的教學任務，必須同時開設很多門課程，例如一個專攻動物飼養學的教授，他可能除了自己的專業課程之外，還同時要教作物育種學、植物保護學等。大學教授們已經沒有時間精力來從事科學研究了；二是當時學校的經費缺少，無法為教員添置必要的研究設備和試驗用品，教師們只好安于教課，維持現狀。三是當時的一些專業農事試驗機構，既然缺少經費又缺少人才，更無科研學術積累，無法開展切實的農業研究。就連號稱國家級的北京農事試驗總場，竟委任一位沒有受過現代農業科技訓練的中國“末代狀元”劉春霖為場長，農業研究機構的研究創新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9]

當時任南京金陵大學農科主任的過探先教授[10]撰文提出：“吾國最初之農業教育設施，教者缺乏實地之經驗，故不得不空襲東西之舊說，國內又絕少農事之研求，足供教材之選擇，故不得不翻譯國外之課本；學者亦毫無真實之目的，只求進身之階梯，故實習則敷衍塞責，謀業則困難倍多，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有來由矣?！敝袊罅垦悠竿鈬r學家來任教講學，也存在許多問題。正如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唐啟宇[11]所指出：“然而殊方之士，異域之人，對于吾國背景與環境，無深到的認識，若與其謀大綱大策有確切之貢獻，是屬不智，此為國人應行解決之事，可以自求解決者也?！盵12]1915年前后正在北京農專就讀、后來成為中國著名農學家的沈宗瀚教授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吾國）大學設立農科則始于清末北京京師大學堂，學生來自各省，聘請日人教授，用日文講義及日本圖表標本講解學理，對于中國農業問題殊少實地研究?！?/p>

創辦農業大學和興建農業試驗機構，其目的就是為了改良農業生產，提升農產品質，改善人民生活。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之一就是開展有針對性的、切合農業生產實際的科學研究工作，以其研究成果貢獻于社會，推廣于農民，使之成為推動農業進步的現實生產力。如果國家供養的農業專家學者，都只知道在課堂上使用外國翻譯過來的洋教材教授學生，而對于國家的農業狀況、存在問題和解決辦法等等漠不關心，茫無所知，則他不僅沒有承擔起農業改良的歷史重任，而且他所培養的學生也只能“紙上談兵”，沒有改良農業的知識本領。長此以往，則國家的復興就永無希望。許多懷有報國大志的農學家都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深入農村社區，開展農業調查研究，在農業技術本土化歷史進程中做出了開創性的業績。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農村凋零，農業落后，農民困苦。問題千頭萬緒，作為農學家，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學識專長，推廣先進農業科技，提高農業產量和品質，解決億萬人民“穿衣吃飯”的困難。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農學家們的科研選題，大致都圍繞棉花和糧食作物的良種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配套技術研究而開展起來的。

（一）美國棉花的引進與“風土馴化”

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興起，對棉花原料的需求急劇增長。而中國原先栽種的棉花品種纖維短，品質差，不能適應近代式機器紡織的需要。于是朝野人士從不同途徑多次引進了美國的優良棉種。但是美國棉花不能適應中國的風土氣候，導致栽培上出現品種嚴重退化，品質下降，以至于最初的幾次引進均未成功，出現了“良種不良”的情況。于是，如何對引進的美國棉種進行馴化和提純，成為中國棉業發展的關鍵問題。1914年，著名實業家張謇出任農商部長，他立即批示在河北正定、上海、武昌、北京等地設立了四個直屬農商部的棉業試驗場，以試驗、馴化、選擇美國棉種為主要任務。事隔5年的1919年，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出資成立民間性質的“植棉改良委員會”，并在寶山、南京設立棉業試驗場。各產棉大省也成立了專門的棉業研究機構。此外，位于南京的東南大學和金陵大學的專家教授也參與了棉花選種研究。到30年代初，中國成立了擁有現代科學設備和管理機制的中央農業實驗所，以及此后不久成立的中央棉產改進所，為中國棉花育種研究增加了科學力量。經過近20年的科學選育，集中了大批棉業專家，在中國南北各地設置數十處試驗種植點，對從美國購進的31個棉花品種進行嚴格的馴化栽培和選育，先后選育出適合黃河流域種植的“斯字棉4號”和適合長江流域種植的“德字棉531號”作為當時的推廣品種。1940年，再次從美國購入一個新棉種“岱字棉”進行馴化試種，經過近5年的選育提純，育成“岱字15號”良種，比此前推廣種植的“斯字棉4號”和“德字棉531號”更為優良，成為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的主要種植品種。[13]

在推廣種植經過改良、適合中國不同區域栽培的良種棉花之后，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棉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棉花產量從良種化前的700萬擔增加到1450萬擔，產量增加了一倍。而且所產棉花纖維品質大幅提升，適應了機器紡織的質量要求。

（二）水稻良種選育技術本土化改造與應用

水稻是中國主要糧食作物，因此水稻育種也成為近代農學家的研究重點。與棉花的引種馴化、選育推廣的方式不同，近代的水稻育種是將基于生物遺傳學原理的育種技術應用到中國原有水稻品種上，使之成為具有高產、優質、適應性強的新品種。中國近代水稻育種家主要采用了三種育種技術，并在育種實踐中，結合中國水稻品種的生長特點及栽培習慣對這些源自西方的育種技術作了改進，

原頌周教授被認為是中國近代運用遺傳學原理開展水稻育種的首創者之一。他于1919年利用南京高等師范的試驗農場，對當地栽培的以及從其它地方征集而來的10個水稻品種進行了品種比較試驗和選種改良。這次嚴格按照水稻育種學的原理和方法所進行的育種試驗，整個過程從1919年開始，歷經6年，至1924年秋，育成了“改良江寧洋秈”和“改良東莞白”兩個品種。經長江中下游地區推廣試種，產量及品質均優于當地原栽品種。自此開始，各地的南方地區的許多大學和農事機構都加入了水稻育種的試驗工作。1933年至1936年間，曾由中央農業實驗所主持，開展了對2031個水稻品種在全國范圍內同時進行品種比較試驗，選出良種89個，其中表現最優的“南特號”早熟水稻品種，在當時及此后30年間都是中國南方稻作區推廣的重要品種。

近代中國水稻育種方法，主要采用了美國康乃爾大學作物育種家洛夫（H.H.Love）教授所創立的“純系育種法”，一個新品種的育種周期至少7年，即：第一年“單穗選擇”、第二年“單行試驗”、第三年“二行試驗”、第四年“五行試驗”、第五年“十行試驗”、第六年“高級試驗”、第七年“繁殖推廣”。經過中國水稻育種家的多年應用，認為這種原于美國的育種方法，不能完全適合中國的育種實踐，一是育種周期長，育成一個新品種需要7-9年；二是此方法適合美國的水稻栽培的“直播法”，而中國習慣上采用“移栽法”；三是中國水稻成熟期易倒伏，單穗選種有困難。針對這種情況，著名水稻育種家、廣州中山大學丁穎教授創造了“小區移栽法”來代替了洛夫的“純系株行法”。丁穎教授[14]的辦法在育種周期上將洛夫的7-9年縮短為4-5年，而且適應了中國水稻栽培的移栽技術特點。這次育種技術的改良，再次說明了從國外引進的技術，需要經過本土化改造的過程，才能適應中國的農業文化環境。

丁穎教授主持的廣州南路稻作試驗場，于1927年開展了水稻雜交育種研究。他利用在廣州郊區發現的野生稻與當地的農家品種進行遠緣雜交，經6年選育，育成了包含有野生稻基因的水稻良種“中山一號”。此后，丁穎教授又采用印度野生稻與廣東地方品種“銀粘”雜交，育成一個特大穗型的品種，單穗稻粒達1300多粒，故取名“千粒穗”。中國育種家在借鑒學習外國雜交育種經驗和技術的同時，也十分注重結合自己實踐進行本土化創新。如通過遮光覆蓋處理，控制水稻植株光照長度，以便在一年中實現繁種加代，縮短育種周期；應用光照長短解決水稻雜交父母本植株花期相遇問題，提高雜交成功率。這些育種技術的改進，使中國的育種技術在實踐中獲得了發展。據統計，20世紀上半期，中國各地開展水稻育種的大學和研究所共17家，育成經過鑒定推廣的水稻新品種300多個，其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大面積推廣的品種就有10余個，對中國的糧食增產起了很大的作用。[15]

（三）近代面粉工業的興起與小麥良種選育

與水稻以南方為主產區相對應，小麥是黃（河）淮（河）平原及西北地區的主要糧食作物，特別近代使用機器加工的面粉業興起以后，市場對小麥的需求急劇上升，為了增加小麥產量和提高小麥品質，中國育種家順應時代需要，運用近代育種技術，自20世紀初期開始，進行大量的小麥育種科學研究。

南京的金陵大學是最早開展小麥育種的機構。該校于1914年南京郊區的麥田中發現一個表現優異的小麥植株，當即摘回，以后連續8年采用“純系穗行育種法”對其進行提純和選擇，至1922年最終獲得了一個符合育種目標的優質小麥良種，取名“金大26”。這是中國近代采用科學育種技術培育成功的第一個小麥良種。受此次成功的鼓舞，金陵大學自1925年起，先后在華北地區各省設立了8處小麥試驗場，先后培育出一批小麥良種。其中由沈宗瀚教授主持育成的“金大2905”是當時中國種植面積最大的新式小麥品種。

南京的另一所著名大學——中央大學也是近代重要的小麥育種機構。1920年該校獲得了上海面粉廠商協會的經費資助，大力開展小麥育種試驗，育成早熟高產品種“江東門”等一批良種。1930年后，該校又從國內外引進征集了1000余個小麥品種進行品比試驗栽培，從中選出了優良品種“中大2419”。該品種原產于意大利的“孟它那”（Mentana），中央大學教授金善寶對它進行12年的馴化選擇培育，育成了適合長江中下游地區栽培的優良小麥品種。新中國成立后，該品種是中國小麥的主要栽培品種。

地處中國陜西的西北農林?？茖W校（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前身）也是近代的小麥育種的重鎮。1930年代，該校育成“武功27”小麥良種。特別值得介紹的是，該校教授趙洪璋先生自1942年起，將當地小麥“螞蚱麥”、及金陵大學育成的“金大2905”、美國小麥“Quality”、意大利小麥“VillaGlori”等四個小麥品種進行復合式雜交選育，至1948年育成一個適合西北地區種植的優良小麥品種“碧螞一號”，這是新中國在西北地區推廣種植面積最大的小麥品種。[16]

三、農業科技本土化的歷程

上述的中國近代棉花品種馴化栽培和稻麥良種選育成果，顯示了科學技術對農業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證明了科學技術及其物化成果的“地域和文化”特性。一個國家不可能依靠全盤引進他國的現成技術而實現科學技術的進步。這其中關鍵的一個步驟是對引進技術進行適應性的“本土化改造”。日本在引進吸納西方科學技術的過程中，也經歷了類似的“本土化”問題，因此有的日本學者提出“技術風土論”，這正是對日本現代化發展的最深刻的歷史總結與歸納。

中國近代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先生在分析19世紀以來中國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原因時，尖銳地指出：“第一是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于知識的高低?？茖W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了，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里作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紀中年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后而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盵17]蔣先生又說：“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盵18]

為了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歷史局面，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前半期的近百年間，中國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代農業科學先驅者的努力與奮斗。

第一代是舊式的士大夫知識分子，他們本身沒有西方近代農學的素養，沒有接受過西方近代的教育，但他們清楚地感受到了中國農業的落后?！八麄冎皇菑牟煌瑏碓吹姆稚⒌闹R信息中，依稀地感覺到西方農學的先進。因此，他們所介紹的西方農學，是一種表象化的農業技術，或者說是一種被物化了的技術，比如農業機械和作物良種等等。他們還沒有揭示農業科技與整體科技文化之間的關系，沒有揭示近代農業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關系，沒有揭示農業科學技術內部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結構。”[19]

第二代是早期學成回國的農科留學生。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代農學事業的開創者。他們在農業教育、研究、推廣等領域，奠定了近代農學的學術基礎。他們幾乎都參與了中國的農業教育研究機構的創建直至大學科系課程的開設，留下了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業科技史上“第一”，如第一個創辦了某個專業，第一個開設了某門課程，第一個編寫某部教科書，等等。但是，由于當時中國各項農業科技工作都處于初創階段，國內的實驗式農學體系還未建立，因此這一代人主要是將國外的農學知識介紹引進到中國來，他們主要利用翻譯過來的教材培養學生，科研上也多是照搬國外的做法，既少獨創，又少切合中國實際?？傊诮r業史上，第二代農學家承擔了承上啟下的歷史責任。

第三代是國內培養的農學人才為主，加上少數從國外學成回國的農科留學生。這一代人承接了前輩的工作基礎，無論在科研上還是人才培養上，都做出了較大的成績，尤其是他們在推動農業科技的本土化應用方面，在培養了解中國農業國情的專業人才方面，都寫下了近代農學事業中輝煌的篇章。需要特別提到的是，第三代中國農學家在他們的事業認為黃金時期，很不幸地遇到了長達8年的日本侵華戰爭和緊接著的3年中國內部的解放戰爭。他們在戰亂的顛簸流離的艱苦環境中依然執著地堅持教書育人，堅持科學研究，把農業科學的“接力棒”親手送進了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