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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促進我國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協調發展，進而促進水產業的整體發展，文章基于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機制，通過建立耦合協調度模型和評價指標體系，定量分析二者的發展水平和協同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從經濟、生態和社會角度，水產養殖和捕撈具有相互作用和共同發展的聯動機制；根據綜合評價指數和耦合協調度的計算，2007－2016年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發展水平總體向好，協調等級從極度失調向初級協調轉變，二者協同效應增強；水產養殖和捕撈的關系是動態的，須把握“度”，促進二者協調發展。

關鍵詞：水產業；水產經濟；耦合協調度；協同效應；資源環境

引言

水產養殖和捕撈自古并存。我國于1949年后以水產捕撈為主導，20世紀50年代“養捕之爭”顯現，繼而提出“養捕并舉”，直到70年代確立“以養為主”的方針，這一系列變化源于供需關系，同時表明二者的動態關系［1］。楊正勇等［2］提出水產養殖技術和制度的滯后導致養殖質量和種類下降，制約產業發展，且破壞生態協調；秦宏等［3］構建海水養殖生態經濟系統，通過定量評價全面分析海水養殖的發展階段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而提出優化對策；同春芬［4］認為無節制地索取資源制約海洋漁業發展，提出人－海和諧理念，旨在促進海洋漁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楊正勇等［5－6］闡述水產捕撈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即“以人為本”，進而在集權垂直管理模式的基礎上，論證合作管理促進水產捕撈業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同春芬等［7］針對由“過度捕撈”轉為“過度養殖”的情況，提出改進漁業管理模式和發展生態型漁業，即由“投入控制”轉為“產出控制”。已有研究的重點多為水產養殖或捕撈，而將二者作為有機整體的較少。本研究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借鑒物理學概念，基于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機制，通過建立耦合協調度模型和評價指標體系，定量分析二者的發展水平和協同效應。

1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機制

耦合是指系統通過相互作用進而相互協調的動態關系，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即二者的聯動機制。從經濟角度來看，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優勢取決于成本。我國最初以水產捕撈為主，隨著水產養殖效益的提高，養殖產量提升20倍，而捕撈產量提升不足5倍。盡管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發展速度不同，但各項指標都在發展中有所提升。從生態角度來看，水產養殖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等環境問題，當過度養殖導致水體難以自我凈化或處理污染成本過高時，即會趨向水產捕撈。而水產捕撈雖對環境影響較小，但過度捕撈導致水產資源減少甚至滅絕，從而破壞生態系統。從社會角度來看，水產養殖不能滿足全部社會需求，即對于某些品種和規格，以捕撈形式獲取自然生長的水產品價值更高。因此，為整體提高社會福利，水產養殖和捕撈須共同發展。

2耦合協調度模型和評價指標體系

2．1耦合協調度模型和協調等級

耦合度即系統相互作用的程度。水產養殖和捕撈是相互制約和相互補充的耦合系統，可通過耦合協調度反映二者的協同效應［8－9］。本研究借鑒物理學的容量耦合概念，建立多個系統的耦合度模型，并由此建立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度模型：式中：C為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度；u1和u2分別為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綜合評價指數。結合已有研究成果，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式中：D為耦合協調度；T為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綜合協調指數，即二者發展水平對耦合協調度的貢獻；α和β為待定系數，根據水產養殖和捕撈評價指標占比均值確定，取α＝0．7，β＝0．3。借鑒旅游和交通的協調等級劃分標準［9］，確定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協調等級（表1）。

2．2評價指標體系和綜合評價指數

根據相關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本研究構建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評價指標體系。水產養殖的評價指標包括10項，其中產量和產值指標包含海水養殖和淡水養殖；水產捕撈的評價指標包括8項，其中產量和產值指標包含海水捕撈、淡水捕撈和遠洋捕撈。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08－2017年）。采用熵值法［10］，在評價指標平移化后，依次計算評價指標的占比、熵值和差異系數，最終計算評價指標權重（表2）。采用線性加權法計算綜合評價指數，計算公式為：式中：uij為第i個系統的第j個評價指標的值，是對原始評價指標進行無量綱處理后的標準化值；wij為評價指標權重。

3發展水平和協同效應

根據評價指標體系和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2007－2016年我國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綜合評價指數和耦合協調度（表3和圖1）。

3．1發展水平

2007—2016年水產養殖和捕撈的發展水平總體向好。①水產養殖方面：2007年各項評價指標值為歷年最低，因此發展水平最低；2014年飼料產值、藥物產值、漁船功率和從業人員數量4項評價指標值均低于2013年，因此發展水平略微降低；2016年有9項評價指標值高于往年，因此發展水平為歷年最高。②水產捕撈方面：2007年各項評價指標值為歷年最低，因此發展水平最低；2014年各項評價指標值較高，且從業人員數量的指標權重最大，因此發展水平為歷年最高；2015年和2016年有所回落，表明發展水平受到制約。

3．2協同效應

2007—2016年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協調度穩中有升，協調等級從極度失調向初級協調轉變。具體可劃為2個階段：①第一階段為2007—2010年的失調階段，表明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協同效應較弱，原因在于二者發展水平較低，且布局有較大改善空間；②第二階段為2011—2016年的協調階段，表明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協同效應增強，但協調等級仍較低，亟須進一步提高。

4結語

我國人口眾多，對水產品的需求非單一的水產捕撈即可滿足，水產養殖順勢發展。水產養殖在發展初期產生環境污染等問題，但可通過改進技術和完善制度等逐漸解決，而捕撈也應合理開發利用水產資源。本研究實現耦合機制在水產業的拓展應用，根據對水產養殖和捕撈的耦合協調分析，二者整體發展態勢向好，且協同效應逐漸增強。水產養殖和捕撈的協調發展是動態的，其中“度”的把握受水產品市場需求和海洋資源環境承載力等很多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在發展理念和定量分析方面有所探索，但評價指標選取和數據獲取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性，未來仍有較大研究空間。

參考文獻

［1］桂建芳，張曉娟．新時代水產養殖模式的變革［J］．長江技術經濟，2018，2（1）：25－29．

［2］楊正勇，郭燦華，陳清源．我國水產養殖業內因致污的研究［J］．生態經濟，2002（10）：44－46．

［3］秦宏，葉川川，張瑩．海水養殖生態經濟系統狀態評價研究：以山東省為例［J］．經濟問題，2017（9）：100－105，113．

［4］同春芬．海洋漁業社會的和諧發展［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8）：7－8，13．

［5］楊正勇．合作管理促進捕撈業可持續發展的效率機制：基于交易成本視角的分析［J］．太平洋學報，2009（3）：78－85．

［6］楊正勇，李晟．捕撈業可持續發展之管見［J］．漁業經濟研究，2008（5）：19－23．

［7］同春芬，黃藝．我國海洋漁業轉產轉業政策導致的雙重困境探析：從“過度捕撈”到“過度養殖”［J］．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1－7．

［8］丁紅梅．旅游產業與區域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實證分析：以黃山市為例［J］．商業經濟與管理，2013（7）：81－87．

［9］王永明，馬耀峰．城市旅游經濟與交通發展耦合協調度分析：以西安市為例［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1，39（1）：86－90．

［10］朱喜安，魏國棟．熵值法中無量綱化方法優良標準的探討［J］．統計與決策，2015（2）：12－15．

作者：苗利明 楊正勇 張迪 單位：上海海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