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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工業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迅速增加,在水資源總量有限且基本穩定的情況下,農村水環境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經濟的增長、資源環境的利用與破壞和水環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使我國農村水環境問題越來越凸顯。
1人的因素
人和環境組成了世界系統,社會是人同自然完成的本質統一(馬克思1844年)[1]。目前對農村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農村水環境問題主要是次生環境問題,即人類引起的農村水環境問題。因此分析農村水環境問題的原因首先要先從人的因素入手,即引起環境問題的人的行為,而人是有意識的動物,分析人的行為先要分析的人思想;其次,個人的行為并不能對區域環境帶來顯著的影響,農村水環境問題是人群的行為引起的,因此分析農村水環境問題首先要分析人類的思想與觀念。
1.1發展觀念問題:發展等于經濟增長
可以說,直到目前為止,人們仍然認為發展就是經濟增長。特別是地方政府部門,在各種政績考核體制的約束下,促進經濟的增長成為全國各地爭相比拼的內容。以GDP為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考核對象,推動了地方之間的經濟機制形成,實現了宏觀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是國民福利的增長,其應等于經濟增長扣除損害國民福利的因素。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GDP的計算并沒有考慮國民福利的增減,而僅僅考慮最終產品的價值,因此在GDP增長的同時,伴隨著的就是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社會矛盾激化等(趙峰2010)[2]。經濟增長是以資源消耗為基礎的,因此就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與資源高速消耗(能源、礦產、木材、耕地、水等)同時并存的現象。水資源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必需要素,理所當然也成為快速消耗的對象。這樣的發展觀決定了經濟效率高的將優先獲取資源的使用權,水環境的生態、社會等效用往往要讓位于經濟效率。農村的經濟產值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在現有經濟增長衡量指標下顯然非常低。這就導致出現生態補水在用水比例中非常低;農村可利用的水資源數量不斷減少,農業用水比重不斷下降的情況。物質守恒定律告訴我們,水資源的利用量決定了排放量,在污染治理成本有礙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水污染也就成為必然,并將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而不斷加劇。
1.2價值觀:進入市場交易的才是資源,才有價值
水環境的大量污染破壞還與現有水環境的價值評估體系有關,在現有的價值觀體系中,特別是市場價值評價體系中,只有進入市場交易的才是資源,才有價值。在實踐中,那些開發、利用、污染水環境的人類行為才是有價值的,這就導致了只有不斷地加大水資源開發、利用,進而不斷增加對水環境的污染才能創造“價值”,而水環境的很多功能是無法用現有市場體系評估價值的,例如水環境的生態功能、審美功能等。因此在各種利益的驅使下,不斷增加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污染物排放越來越多、水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水環境的生態功能等其他功能不斷削弱就成為了必然。
1.3科學觀:認識、改造、征服自然的水平和能力
人類對科學追求的動力一開始就是來源于認識、改造、征服自然,在滿足人類自身需求這一目的下,人類不斷地提高著認識、改造、征服自然的水平和能力是科學水平高低的衡量標準。保護、協調自然的科技由于不能直接滿足人類的需求,科研創新動力遠不及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衡量科技水平高低也就成為衡量認識、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水平和能力。
一方面,不斷有提高開發水資源(如地下水開采)、利用水資源(如水電站建設),控制水資源(水庫建設、人工增雨、人工驅云)等技術被研究成功并運用;另一方面,如何保護水資源、治理水環境的技術明顯滯后于前者,導致人類改造水環境的能力遠遠強于治理水環境的能力,表現為污染水環境的能力要遠遠強于治理水環境的能力(例如紫金礦業污染事故),破壞水環境的能力要遠大于保護水環境的能力(例如墨西哥灣原油泄漏事故)。
1.4消費觀:物欲主義
隨著財富的增加,每個人擁有的資源量也在不斷增加。理論上分析,人類達到溫飽階段時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已經滿足自生的生理的基本需求。然而,人類并沒有止步于滿足自身的生理需求,不斷追求更多的財富,擁有更多的資源成為每個人獲得更多心理滿足的手段,這就是人類的消費觀,即物欲主義。我們消費不是依據生理需求,而是根據不斷高漲的物欲主義,這種心理需求導致的結果是資源不斷地被透支,在農村水環境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水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加,污染排放量快速增長,農村水環境承載力不斷下降,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削弱。
2農村水環境本身的特性
2.1水環境具有公共性
水環境具有比較典型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一種公共品。兩千多年前的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在其《道德經》中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闡述了水善于利益萬物,而不爭私利,居處眾人所厭惡的地方這一公共特性。農村水資源更為分散,使用分布也更廣,因此水資源使用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擁擠成本與城市相比更接近于零,即非競爭性更強;農村水環境不能由任何個人獨享,任何人的使用都不會排斥其他人的使用,并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要高于城市,因此其非排他性也更強。正如哈丁在《公共地悲劇》一書中充分描述的,具有公共性的土地最終導致悲劇性結局,水環境作為一種公共品,特別是農村水環境,其公共特性更為典型,也出現了哈丁所描述的現象,即都以利己為出發點,個人的最優決策組合卻成為群體的最劣決策。在現實中表現為幾乎所有理性主體都在加大對水資源的開發使用和污染力度,獲取盡量高的個人經濟效益,而同時農村水環境也在以相同的速度遭到破壞。
2.2農村水環境具有外部性
與農村水環境相關的行為都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別是在其公共性強以及流動性強、覆蓋面廣等水自身的特性,農村水環境行為的外部性很強。外部性是經濟主體(包括廠商或個人)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在存在外部性的情況下,制度經濟學已經證明了亞當·斯密所描述的市場經濟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真的不見了,現行的市場經濟的調節能力失效。我國農村水資源的各種開發、利用、污染和治理等行為都具有十分明顯的外部性,但在經濟發展被等同于經濟增長,甚至是國內生產總值(GDP)時,農村水環境相關行為的負外部性得不到有效遏制便成為必然,特別是農村水環境的污染成本相對于城市而言更低的情況下,各種對農村水環境產生負外部性影響的行為不斷增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3農村水環境管理制度建設滯后
系統論告訴我們要把環境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發展問題看成一個大系統的若干子問題,通過研究構建系統整體的協調機制來建立系統的最佳結構和發展模式。農村水環境也是一個大系統,不能僅僅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只有綜合研究與農村水環境相關的經濟行為、社會行為,才能綜合地、徹底地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制度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行為需要有制度來規范,構建完善的制度是解決系統性問題的最佳途徑。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從制度著手,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目前,我國農村水環境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滯后性,表現在:“九龍治水”是我國一個遠古的傳說,但也形象地反映出當前全國流域管理上存在的“多頭管、分散治”的弊端。一件事多個人或多個部門管,結果一人一個意見,誰也管不好,這是“九龍治水”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然而在我國的農村水環境管理方面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而這也僅僅是我國農村水環境管理制度建設滯后的一個方面。
(1)農村水環境基礎設施嚴重滯后。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目前我國農村的水利設施大部分是20世紀50、60年代修建的,1978年實行農村以后,鮮有進行大規模的水利設施修建,只有小規模的修修補補,總體情況是大量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往往造成雨水少則旱,雨水多則澇的局面;農村的水環保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我國縣級及縣級以下地方基本沒有污水處理廠,農村生產、生活廢水直接排入河道,在農村現在已很難找到較為干凈的河流。
(2)農村水環境法律法規不健全。目前我國與水相關的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水行政許可實施辦法》、《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城市供水條例》、《生活飲用水衛生監督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取水許可和水資源費征收管理條例》、《水資源費征收使用管理辦法》、《水行政處罰實施辦法》、《水行政許可聽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文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汛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供水條例》、《關于防治造紙行業水污染的規定》、《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城市地下水開發利用保護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河道管理條例》等,還有各個部門和地方的相關法律,但是這些法律都鮮有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特別是面源污染的相關規定,或是有提到,但是針對性和操作性都不強。
(3)農村水污染監管能力低下。目前農村水污染監管基本是靠村集體自發進行,鄉鎮基本沒有專門的環保機構和隊伍,現有的城市等環保監管部門又難以覆蓋廣大的農村,造成農村水污染幾乎沒監管的局面。
(4)農民環保意識不強。我國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在城市已得到明顯提高,但是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農民對環保意識仍然非常淡薄,對水污染對生活生產的危害認識不足。農民權益在受到侵害時通過法律等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也比較薄弱。
3對策建議
農村用水作為社會最主要的水資源需求者和消耗者之一,進行農村水環境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于保護農村水資源、緩解水資源對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的約束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3.1協調社會生產與生態生產之間的關系
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要協調好農村水環境生產與農村社會生產及對農村水環境有需求的城鎮社會生產。
3.2改變社會生產方式
長期而言,總量控制無法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需要尋找其他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的渠道———改變社會生產方式。
3.2.1改變人類的思想觀念
人類的行為是由人類的思想控制的,要改變社會的生產方式,先要改變人類的思想:
(1)改變發展觀。要認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不等于經濟的發展,更不是社會、生態的發展,改變以經濟總量增長來衡量經濟發展的觀念,進一步樹立經濟、社會、生態綜合發展的觀念。
(2)改變價值觀。認識到農村水環境的價值,重新評價農村水環境對整個社會所起的作用,重視其生態功能、審美功能。
(3)樹立正確的科學觀。將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與保護資源、改造環境與保護環境同等對待,要認識到科學不僅僅是改造環境的能力,更是維護和保護環境的能力,要認識到任何科學技術都有其兩面性,在看到科技的正面性的同時,要預防其負面效應。
(4)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朔镉髁x,要將節約消費、儉樸生活作為一種生活美德。
3.2.2改變人類的行為方式
(1)改變資源分配方式。改變以經濟價值來分配資源的方式,要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生態等“三生”綜合效率來分配資源。
(2)構建客觀的價值評估體系。將各種要素按照其真實的稀缺度和作用綜合起來評估價值。英國經濟學家科斯論證了只有把產權界定清晰,具有外部性特征的各種行為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根據產權理論界定農村水環境的產權主體,建立能夠反映農村水環境價值的評估體系,提高農村水環境利用的效率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3.3開展節水型新農村社會建設
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多予少取支持農村開展節水型新農村建設。改變農村粗放型生產的模式,推廣節水技術,做好農業節水、生活節水和生產節水3個方面的工作,建設節水型新農村。農業方面,轉變傳統漫灌等粗放型農業經營方式,采取管灌、噴灌技術。在生活方面,應用財政補貼等形式推廣使用節水龍頭,更新自來水輸水管線,減少因管線老化破裂造成的隱浪費。生產方面,對用水量大、供水比較集中的工業企業進行節水技術改造,提高水的重復利用率。
3.4加強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建設
水環境是一種公共品,公共產品理論告訴我們其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對于公共品,要求其在生產時必須有公共支出予以保證;在經營管理方面,必須由非盈利組織承擔。在環境保護領域中解決環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性,不可能靠市場自發解決,政府對此必須起主導作用,而科學合理的管理體制則是避免“政府失靈”的必要條件(宋國君、馮時、王資峰、傅毅明2009)[3]。
基于這樣的理念,建議成立政府水環境管理機構、村委會水環境管理機構、農民合作組織水環境管理機構的“三級”農村水環境管理機構。以村委會水環境管理機構為執行主體,經費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
3.5制定農村與鄉鎮水環境規劃
科學發展,規劃先行。要根據水資源的情況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對農村與鄉鎮的水環境做出規劃,對農村與鄉鎮水環境做出全面的長遠的發展計劃,使水環境與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而對自身活動和環境所做的空間和時間上的合理安排。用水環境規劃指導人們進行各項環境保護活動,按既定的目標和措施合理分配排污削減量,約束排污者的行為,改善生態環境,防止資源破壞,保證環境保護活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最小的投資獲取最佳的環境效益,促進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6鄉鎮工業污染的管理
鄉鎮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迅速增長,主要污染物在全國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中的比重不斷加大,已成為環境保護的突出問題。對于鄉鎮工業污染的管理主要要做好4個方面的工作:①調整鄉鎮工業結構,促進鄉鎮工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減少鄉鎮工業單位產值的用水量;②根據水環境的特點調整工業布局,重點是高污染行業,并要使行業之間實現均衡和互補;③控制污染源,從點源方面跟蹤控制污染源;④防止污染轉嫁,防止不同行政區域間轉嫁污染或企業向社會轉嫁污染治理責任,水的特性決定了污染轉嫁的易發性,防止污染轉嫁對解決農村水環境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3.7推廣生態農業,防治農藥化肥的污染
運用生態學原理,在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指導下,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建立多層次、多功能的綜合農業生產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