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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子》與《齊民要術》各具特色的生態農業思想

《管子》與《齊民要術》二書雖然都強調農業生產要尊重自然規律，對自然資源要做到“取之有度”、“以時禁發”，但由于二書的性質及其寫作時代背景的不同，二書的生態農業思想也各具特色。

(一)自然資源的保護與開發

《管子》力倡要加強對農業自然資源的保護力度。《管子》認為人皆有趨利的本性，“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無擇也”(《形勢解》)。如若對民眾趨利的行為放任不管，必然會導致對農業自然資源的過度索取。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最終將會危及人類自身的需要甚至生存。因而，《管子》主張對人們索取自然資源的活動進行必要的限制。《管子•七臣七主》篇提出了四時之禁的建議:“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谷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勿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這“四禁”中有不少具有生態意義，如春天不要砍伐樹木、夏天不要射殺鳥獸正是為了使動植物在生長發育期不受損害。《管子•禁藏》篇總結道:“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谷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認為只要遵循天地之則，就可以實現農業生產的豐收、國家的繁榮昌盛。

《齊民要術》則力倡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對農業自然資源積極地進行開發和利用。《齊民要術•耕田》篇引魏文侯語“民春以力耕，夏以強耘，秋以收斂”，強調人們要在遵循天時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齊民要術•序》引《仲長子》曰:“……太公封而斥鹵播嘉谷，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意為通過采取積極措施，原本貧瘠的鹽堿地可以變為盛產谷物的沃土;通過修建水利工程，原本干旱缺水的土地可以煥發出更高的農業生產力。更為突出的是，《齊民要術》提出人們可以創造條件，使農業生產滿足人們的不時之需。如《伐木篇》講到人們在伐取非時之木時可以“水漚一月，或火煏取干，蟲皆不生”。這樣就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做到尊重自然規律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協調統一，并最終滿足人們自身的需要。

(二)生態系統的維護與利用

《管子》意識到農業生產不是孤立存在的，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上文所述，講到《管子•七臣七主》篇曾提出“四時之禁”，此篇還提到“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這“四者俱犯”的后果中雖然有不少荒誕神秘成分的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與消極后果之間關聯性的認識還是有一定高度的。因而，《管子》主張君主要重視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管子•國準》篇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認為“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禽獸眾也。童山竭澤則者，君智不足也”，把毀壞自然生態系統、過度索取自然資源的君主譏為弱智之君。《管子•輕重甲》篇記載管仲之語曰:“為人君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更是把自然生態系統的維護提高到君主能否“為天下王”的高度來看。

相比《管子》，《齊民要術》不只強調要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更要求人們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生態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的關系，實現農業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和諧統一。《齊民要術》把農業生產置于整個生態系統之內，既關注生物與環境、不同生物之間的相生相利的關系，也注意到其相斥相克的關系。《齊民要術》對如何充分利用生物與環境、生物之間互利共生的關系以及避免相斥相克的發生多有研究。例如:《齊民要術•種谷》篇曰:“地勢有良薄，(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山、澤有異宜。(山田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也。)。”依據土地的肥沃程度和類型的差異，選擇不同的種植時機和適宜的農作物品種，這就充分考慮到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協調統一。《齊民要術•種桑、柘》篇曰:“歲常繞樹一步散蕪菁子。收獲之后，放豬啖之，其地柔軟，有勝耕者。種禾豆，欲得逼樹。(不失地利，田又調熟。繞樹散蕪菁者，不勞逼也。)。”充分利用動植物之間相利關系，一舉多得。《齊民要術•種榆、白楊》篇曰“榆性扇地，其陰下五谷不植”，注意到榆樹“扇地”的特性對谷物種植的不利影響。此篇還注意到榆樹“其于地畔種者，致雀損谷”，地畔種榆樹還會召來雀鳥，影響農業收成。因而，《齊民要術》強調人們在從事農業生產時，必須注意生物之間相克的關系。

(三)生產方式的粗放與集約

《管子》重視農業生產技術的重要性，主張對掌握先進農業生產技術之人進行獎勵。如《山權數》篇提出“民之能明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蓺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厄，曰某谷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對于“能明曉農事者”、“能蕃育六畜者”、“能樹蓺者”、“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袬者”、“民之知時者”，“民之通于蠶桑者”，皆賞賜一斤黃金八旦糧食。之所以要對他們進行賞賜，是因為他們掌握著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這些農業技術對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限于彼時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水平，發展農業生產主要還是要依靠擴大土地種植面積。因而，《管子》一再強調通過加強對土地的開墾來發展農業生產。《管子•權修》篇曰:“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強調要對土地進行大規模的開墾。甚至認為“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權修》)，把擁有廣闊土地國家的貧困歸因于沒能對土地進行充分的開墾。可見，《管子》雖然已經意識到農業生產中先進技術的重要作用，但限于彼時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仍認為大面積開墾荒地才是發展農業生產的最重要手段。

《齊民要術》則重在強調通過采用先進生產技術來提高單產。《種谷》篇引諺語曰:“頃不比畝善”，并指出其含義“謂多惡不如少善也”。也就是說，《齊民要術》倡導的是集約經營。集約經營是對粗放式經營的一種反動:粗放式經營一味地追求通過擴大耕地面積來發展農業生產，為此，大面積的森林被過度砍伐、廣闊的草地被過度墾殖。短時間內，這種做法確實起到增加農業收獲的作用，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不但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更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要想提高單產，首先必須采取措施來提高土壤的性狀和肥力。《齊民要術》認為人們可以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之上，通過生產活動來改良土壤性狀，從而達到提高作物的產量和品質的目的。如《種谷》篇指出:“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實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指出“鋤地”不僅僅只是除草，而是可以通過這種做法使生土變熟土，從而提高谷物的產量和品質。此外，《齊民要術》還列舉“地薄者糞之”(《齊民要術•種麻》)等諸多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為了充分而合理的利用既有的耕地，《齊民要術》還提出了輪作、復種、間作、種植綠肥作物等諸多生產方法。《齊民要術》明確指出谷子、水稻不宜連作，連作則雜草、稗子猖獗;大麻不宜連作，連作會有莖葉夭折的病害。《齊民要術》中還提到了多種種植綠肥的方法。如《齊民要術•耕田》篇提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這些做法，不但提高了土地的生產效率，有利于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客觀上還起到了生態保護的作用。

二、小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管子》、《齊民要術》都主張發展生態農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二書都強調農業生產必須要尊重自然規律，對農業自然資源要做到“取之有度”，“以時禁發”。但由于時代背景的差異，二書也的生態農業思想也各具特色。《管子》的生態農業思想重在強調對自然資源的保護，而《齊民要術》則重在強調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對自然資源進行充分而合理的開發利用;《管子》雖然意識到農業生產也是整個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但卻還未能掌握如何利用生態系統各要素間的關系來服務于農業生產。《齊民要術》則意識到生態系統各要素間的相生相利、相斥相克的關系，并對其加以充分利用，使農業生產在不破壞原有自然生態系統的前提下滿足人們的需要;《管子》雖然也意識到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在發展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但限于彼時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擴大土地開墾面積仍是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途徑。《齊民要術》時代，農業生產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故而其所倡導的主要是依靠先進農業生產技術來提高農業單產的集約型農業。

作者：康傳勇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