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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論叢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東漢民間士人對地方社會的影響

1．感化民眾(1)感化凡庸。民間士人常以高尚之德感化凡庸平民，和美當地風俗。史書中類似的例子較多。如馬瑤，“隱于汧山，以菟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王扶，“少修節行，客居瑯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3］(p．1298);孔嵩，“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3］(p．2679)，等等(其他例子還有李弘、徐稺、馮良、周黨等人，俱見《后漢書》本傳)。這些民間士人每到一地，則使“所居俗化”、“里落化其仁讓”、“所止聚落化其德”、“子弟服其訓化”，不分老少，皆被德化，其在局部地區的教化作用之大和有利穩定政局的客觀之效，由此可見。(2)感化壞惡。民間士人感化頑劣、導其向善。例如，周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又如，一代名士郭林宗，對“性輕悍，與人報仇，為郡縣所疾”的宋果，“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再如，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采。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在最后一例，淳于恭幫助盜果者收采或伏草免驚偷禾者，多有夸張之處，但民間士人以高德自居，借此來感化不善，應實有其事。這在其他例子中亦不鮮見(如郭太、包咸、姜肱、陳寔、王丹、王烈、徐稺等人，各見其《后漢書》本傳)。后來的正史中也有類似例子，如《宋書•隱逸傳》載，沈道虔“有人竊其園萊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再如，《梁書•處士傳》載，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皆此之類。從中可見東漢民間士人高行之影子，或可視為受其影響所為而致。當然，如理解為歷代民間士人特別是真正的道隱之士“性分所至”，亦無不可。從上述例證可以看出，活躍在鄉里的漢代民間士人勸導良善、感化壞惡，收到了“不善者皆從其教也”、“改節自敕”、“里落化之”等效果，承擔著重要的教化民眾功用。這種教化雖然獨立于國家權力控制下的政治教化之外，但客觀上有利于地方社會和政治的穩定。而追溯這些民間士人的高尚德行之來源，或許與其崇奉儒家“修己以安人”、“在下位則美俗”的淑世情懷有關，亦有受道家崇尚厚道、玄德的影響在內。國外有學者將其稱為“儒家典范性隱逸”的理念，這種理念認為:“退隱的君子可以通過自身的高潔品行影響周圍的人，移風易俗，而且這些典范性隱士們大多也正是努力去實踐那些道德品行中本質的儒家理想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同時也從其他各家思想中得到啟發”，洵然確論。

2．普及教育除了以德能解決爭訟、感化民眾之外，民間士人還大力舉辦私學，普及教育，并由此形成了眾多學子隨其求學的現象。師徒關系的結合、擴充乃至壯大，使民間士人這一群體庶幾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時政的影響亦大。如史載:“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這種以學問相號召、有道義相結合、流動性極廣的民間士人團體，于公權之外樹立的威信，“分爭王庭，樹朋私里”，足以顯示出其作為民間社會力量的強勢一面。私學始于春秋末，孔子發其嚆矢，至兩漢空前發達，又以東漢為最。《后漢書卷五十二•崔骃傳》記載:“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云浮”，其數量之多可比“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東漢民間私授、私學之盛，從以下數例亦可得詳證。例如，楊厚，“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余人”;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丁恭，“教授常數百人……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鄭玄，“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等(其他例子還有王良、劉昆、洼丹、任安、張興、楊倫、郎顗、吳佑等，多見其《后漢書》本傳)。從上舉例子中可見，民間士人在山林大澤或鄉邑里巷傳道授業，莘莘學子慕名而來，“弟子自遠方至”或“遠方至者常數百人”，人數龐大，動輒成百上千，私學盛況，可見一斑。興盛的私學培養出了更多的知識分子，使民間士人也漸多起來。民間士人的增長，便于普通民眾學習知識，可以提高民眾的知識水平和開化程度，促進社會進步，提高文明覺悟。從上所見，東漢民間士人解決民訟、化民向善、弟子成群，以德性、知識、聲望為資本形成一種強大的民間力量。在傳統地方社會和政治運作中除了官方正式的公共權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之外，在民間還存著各種非正式的私人權威亦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如士人、鄉紳、游俠、族長等個體或群體以不同的優勢(德學、財富、德力、血緣等)形成某種強力，影響著民間事務和地方時政。進而言之，在傳統地方社會和政治運作中一種“公權一元，私威多元”的格局，而士人是私威因素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此，早在東漢時期，各級統治者都有意征辟舉薦他們入仕，“通過揚褒隱士，宣揚道德修養，崇尚廉潔，從而有助于教化和澄清吏治”［9］。當然，有的民間士人心動而往，參與政事，與地方時政相諧而行;但也有不少人拒絕征召，甚至不惜訴諸武力相抗，對地方政治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下文就此略加論述。

二、東漢民間士人對地方政治的影響

儒家主張，士人應當擁有剛毅獨立精神，所謂“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這一點被歷代有志之士所繼承，東漢民間士人亦然。他們通過博學高德形成一定的優勢，以道統對抗政統，以私威抗衡公權，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對當地時政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拒召不仕此類事例在《后漢書》的《逸民列傳》《獨行列傳》《儒林列傳》里記載較為集中，例如，馮冑、龐公、臺佟、高鳳、孫期、丁恭、雷義、王烈等。見于其他籍記史載者亦不乏先例，例如，王扶，“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廖扶，“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后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仲長統，“游學青、徐、并、冀之閑，與交友者多異之……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張楷，“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后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征聘，名重關西”，等等。從上述諸例可見，民間士人甘于置身鄉里甚至野林，不肯入仕，以私威對抗公權。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較復雜，有的純粹是因個人性格愛好，或懼于政治斗爭的險惡而拒絕仕宦，但更多的是介于隱仕之間，有志于淑世濟生。對于后者而論，在出處默語的矛盾心理支配下，他們有令不遵地逃避和反抗時政，只是抗爭無道當局，是不得已之舉，內心深處則充滿對有道將來、兼濟天下的渴望與期待。在積累了更高的聲望和資本，將來一有時機，就欣然入世。在古人“從道不從君”的入仕觀點看來，一時拒召不仕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從政，即這部分民間士人“退隱的本身即是對‘無道’社會的反抗，并非全然是消極避世，因而實際上也就參與了現實政治”［2］。2．抗衡長吏除了拒召不仕之外，民間士人還以其固有的知識和道德權威抗衡地方長吏，以道統對抗政統。以下有幾則較為典型的例子，如楊后，“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楊后)惡其苛暴，時耕于大澤，即委鋤疾逝。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系，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又如，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再如，逢萌“及光武即位，乃之瑯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系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在這三例中，最明顯者當屬逢萌。他僻居勞山，太守召其出山被拒后，強行征捕之，卻召到周圍民眾的武力捍衛，竟無果而終。從中得見民間士人“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傲視地方府吏之勢，灼然可睹。而另兩例，一者為楊后，他厭惡刺史苛暴之政，避而不受其謁見，即使妻子被錄系，也不肯露面。姜岐亦寧愿受官場中橋玄等人趣嫁其母的羞辱，仍堅臥不起，不做府吏。另外，當太守橋玄與姜岐關系弄僵、騎虎難下之時，“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從中斡旋，橋玄方罷休，而郡內士大夫從中諫說、求請或施壓，使執意讓姜岐入仕的郡守最終改變初衷，示以妥協。此類士中亦不乏在野為民者，足見民間士人對地方行政所具的較大影響力。以道德和學識對地方社會政治施以相當大影響，其之外還有以下幾點需要說明:以崇高的德學聲望確立一定的權威，為民理事、教化大眾、舉辦私學、普及教育，有益于地方時政。

三、余論

綜上可見，東漢民間士人依其知識和道德的優勢教化民眾，或以之來抗衡當局，彰顯其人格道義上的獨立性，客觀上對官方的政治教化有益有損。有以下幾點需要注意:其一，從現有記載看，民間士人對于時政與社會的影響方面的史料，東漢多于西漢。這一點或許可以證明，東漢更多地依賴社會性力量如民間士人，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教化來維持民間社會本身和政治的運作，故留下的記載較多。這不同于西漢多為官方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如派遣循吏、大興官學、詔令指示、派遣使者采風等)來治理民間社會。其二，東漢民間士人作為當時較強的社會勢力，對地方政治施以各種影響，與西漢時期社會權威多系于父老、豪杰或游俠的情況不盡相同。這既說明漢代各種民間力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情況各異，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間力量知識化特別是儒學化的傾向。而這與武宣之后漢王朝奉行表章六藝、尊崇儒學的治世之策有關，自從那里起，漢朝開始從“霸王道雜之”向“純任德教”、“多行寬政”轉變，直到東漢開國之主劉秀確定“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的治國之策，皆為其征。當然最根本原因是民間士人特別是隱士，本身承載的學識道德具有獨特的魅力，加之有政治力量的推崇，即“隱士是理想道德價值的表征符號，隱士建構身份的種種卓異行動，契合了社會心理對超越性的需要，于是產生了廣泛的心理共鳴。這是社會接受隱士、尊仰隱士的心理基礎。而政府搜求隱逸、擢拔賢良的政策，推動并強化了社會的尊隱風氣。隱士作為一種身份類型，被置于倫理道德體系的頂峰，在社會聲望評價方面處于常人不可企及的位置”。其三，東漢民間士人選擇隱居于鄉，不涉或少涉政治，并不影響實現其淑世從政的情懷。因為在儒家看來，為政以德，修身以德是從政的前提，治國平天下必須身修。個人一身正氣、修己敬人即是從政，所謂“政者，正也”，“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至他們認為，孝悌即是從政的王道，“孝乎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修齊治平”一體化的倫理政治是儒家泛政治論的核心，對后世士人的影響極大。東漢民間士人亦不例外，他們多以隱為仕，在自我修身與教化他人中實踐這種泛化意義上的從政。總之，從東漢民間士人的作為來看，他們掌握了相當的知識、道德和聲望資源，形成一支較強的社會勢力，與官方意志相諧或抗衡，在地方社會與政治的有序運作過程中，以其相當的影響力和權威性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作者：鞏寶平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