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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論叢雜志》2014年第三期

被喻為魏晉時最美的男子“衛叔寶”，可見曹學佺之風神秀逸不凡，非一般人可比。此等才華與風貌俱佳的青年才俊，單純從選拔人才方面來講，假如被錄為會試科元，倒也名副其實。但曹學佺最終沒能成為狀元，而且連張位曾承諾過得入館選一事也落空。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曹學佺并沒能真正得到張位或其他閣臣們的舉薦和提攜，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五之“讀卷官取狀元”條，記載的乙未科取狀元及館選等事宜，當年和曹學佺同科狀元朱之蕃，即是由當時的工部右侍郎沈思孝所取。沈思孝與張位等內閣大臣皆為同年，彼此相厚善，因此，朱之藩便順利成為狀元，進入館選，正所謂“從來非相公屬意，則本房分考力薦，未有外寮得與者”［4］(卷十五《讀卷官取狀元》)。此事正可以說明，張位并未把曹學佺作為自己派系成員提攜和栽培的意向。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曹學佺授戶部主事，后改任潞河倉曹一職。從其被分配的職務看，時任內閣大學士、加進吏部尚書的張位應該也沒有特別關照。此外，曹學佺在這一時期成集的《潞河集》及《掛劍篇》，師友唱和往來的題材占了很大比例，卻唯獨未見與張位有關任何信息。這說明踏入仕途之后，曹學佺與張位之間關系仍然是比較疏離的。雖然后來曹學佺也有兩首和張位唱和的詩即《桃花嶺次韻奉呈相公座師二首》，是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游歷江西時所作，此時張位已經被罷相閑居江西5年。但這兩首詩中未述及師生交往狀況，我們很難據此得出二者的關系比居京師期間更為密切的結論來。以上種種信息提醒我們，曹學佺居京師期間，和張位內閣的關系應該是較為疏離的。但因為二者之間畢竟還存在一層座師與門生的關系，所以，我們可以將其定位為游離在張位內閣邊緣地帶的人物。如果僅僅是因為與張位之間的師生關系，在當時還不太激烈的黨爭中，倒也不至于即被歸入張黨一系。曹學佺被他人視為張位黨，主要原因還在于張位被罷相之后，對其表現出極大的同情，而且還“追送舟次，為庀輿馬、糗糧甚悉”。張位居內閣期間，由于積極爭取和擴大內閣權限，不但與六部同僚關系緊張，最終也引起了神宗皇帝的反感。張位被罷相離京之時，昔日門生同僚皆莫敢往視，曹學佺偏偏就是在這樣的時局下獨自出頭為張位送行，以致令張位深感愧疚，感嘆“何相報之篤也”。曹氏此舉或許僅僅是為了尊師重道②，但卻最容易引起張位異黨和神宗帝反感，最終被歸入張位黨一系不足為怪。既然不屬于張位黨派，那么是否即可將其視為焦竑一系呢?翻檢曹、焦二人這一時期作品，并未發現任何交游信息。二人相交是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以后，即雙方被貶謫至南京的那段時間，因文學雅集活動而往來頻繁。另外，在丁酉科舉案件中，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曹學佺對焦竑進行彈劾或辯護的任何文獻記載。由此可以推測，在科舉案發生之時，曹學佺與焦竑的關系狀態應是相對疏離的。

既然曹學佺與張、焦兩大陣營的關系都比較疏離，如果沒有確鑿證據，后來坐張位黨受到貶謫就可能承擔了莫須有的罪名。那么，令其被牽涉進此場科舉案無法脫身的關鍵證據又是什么呢?有必要關注曹學佺與科舉案中牽涉的第三列人物的關系。根據項應祥和曹大咸的疏文，被提出作為試卷“險怪不經”例證的舉子一共有9位:曹蕃、吳應鴻、張蔚然、鄭棻、汪泗論、丘夢周、趙士麒、鄭宏才、趙名言。9位舉子的資料在后世文獻中記載并不多，有的只是在這場科案中被提到過③。考察曹學佺與位舉子之間的關系，發現有張蔚然一人與曹學佺來往較為密切。張蔚然博涉多聞，精于易理，曾以程朱道學，與當時黃汝亨、沈守正齊名，著有《易義分編》《三百篇聲譜》等經學著作。其論詩也較為通達，著有詩話《西園詩麈》一卷，頗受時人首肯①。

在曹學佺官居京師期間成集的《潞河集》中，有記載與友人雅集之詩《季春望日，集于鮑莊，載游言別，悲喜并焉，爰述長篇以紀其事。在席者:吳允兆、周叔宗、張去華、黎慎之、張孟奇、阮太沖、陳道源、馮女金、吳陽居、張維誠、王種民、張克鳴、邱伯幾也》［5］(卷十七)，此次參加集會的人員名單中即提到了張蔚然。另，曹學佺同鄉友人董應舉《長溪張侯德政碑記》一文中曾提到:“張公維誠，令長溪三年，士民大歡，條其德政三十一事于石……吾于戊戌歲見侯文字于曹能始之邸，知其有立也。”［6］(卷十三)“戊戌歲”，即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此時丁酉科舉案剛剛落幕。根據董應舉記載可知，曹學佺與張蔚然在丁酉科舉案發生前后的那段時間，已經有詩文來往，可視二者為文字交。丁酉科舉案之后，兩人也一直保持較密切的聯系，張蔚然在為曹學佺晚年所編纂的《五經困學》作序文，又自稱門人弟子，可見二人后來是亦師亦友的關系。在現存和丁酉科舉案相關的文獻中，并沒有記載曹學佺和張蔚然有何種關聯。但仔細翻檢曹學佺本人作品可發現，其62歲時所作《靖藩長史長溪郭公墓志銘》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公之縣父母師為武林張維成。維成固不佞萬歷丁酉歲畿闈所取士也，說者以為衣缽相承云。”［7］(卷三)這篇墓志銘是曹學佺為福建長溪郭姓友人所作。張蔚然在重新參加科舉取得功名后，曾擔任過三年長溪縣令，所以，曹學佺在文中稱張蔚然是郭姓友人的“縣父母”。根據這則材料，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丁酉科舉案中被彈劾的舉子張蔚然，實際上正是由曹學佺所錄取。這也從一個側面也更加坐實了焦竑被冤枉和打擊的歷史事實。

錄取張蔚然一事，便成為曹學佺與丁酉科舉案無法脫離干系的關鍵證據。所以，在丁酉科舉案結案兩年之后，張位異黨才會又以此案為借口，將其貶謫至南京。通過上述考察可知，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對曹學佺因丁酉科舉案受到貶謫一事的記錄，在一些細節上不夠準確的。曹學佺與當時處在權力中心的張位、焦竑等人保持疏離狀態，可能是緣于其剛直孤傲的學者秉性，又或者僅僅是一種初入官場的生存策略，但最終還是卷入黨爭的漩渦。丁酉科舉案發生的當年，曹學佺由于并非黨爭的中心人物而僥幸逃過一劫，但在案件結束兩年之后又因此事被貶謫，則具有了幾分在劫難逃的意味。晚明變幻莫測的政治黨派爭斗，令置置身其中的人如履薄冰，像丁酉科舉案中焦竑等人是屬于被刻意冤枉的，但像曹學佺則只是無意卷入而又無法逃脫的無辜犧牲品而已。詩人不幸詩家幸，曹學佺從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被貶謫至南京，冗官南京近十年。在此期間，曹學佺歷覽金陵名勝，廣交游于金陵的文人俊士，同時組建了金陵詩社，宴游雅集，賓朋過從，將主要精力用于結社倡和，著書立文，成為金陵詩壇的核心人物。一時間，金陵文壇“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最終形成了有明一代，聲名遠播的“金陵之極盛”的文壇繁榮局面。

作者：孫文秀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后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