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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研究學(xué)刊雜志》2016年第3期

摘要：

明前期臺閣文人推崇杜詩，其對杜詩的闡釋集中在忠君憂國之憤慨、不為世用之悲苦以及詩歌中的激烈感情等方面，但這與臺閣詩學(xué)中發(fā)為治世之音、感情平淡閑雅等要求沖突。臺閣詩人對此矛盾避而不談，仍以“性情之正”為標(biāo)簽推崇杜詩，究其原因，是限于臺閣詩學(xué)思想中對性情的約束，不敢直面重視杜詩中的真情。

關(guān)鍵詞：

臺閣詩學(xué)；杜詩接受；性情之正；性情之真；明前期

明永樂至成化間臺閣體逐漸占據(jù)主流文壇，內(nèi)容歌功頌德、風(fēng)格膚廓啴緩的臺閣體盛行一時。在尊唐尤其是尊盛唐的背景下，作為“正宗”“大家”的李白、杜甫之詩，尤其受到臺閣文人的重視。胡儼曾作詩寄曾棨云:“李杜詩篇今古豪，只緣體裁具風(fēng)騷。昆侖萬折歸滄海，到底方知出處高。”①而李、杜相比，杜甫更受推崇，《讀杜詩愚得》《杜律虞注》《杜律演義》等杜詩注本先后刊刻，臺閣文人多將杜詩直接置于《詩經(jīng)》之后的崇高位置，如楊士奇稱:“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絕出，而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后。”②劉球則曰:“蓋先生之文辭冠于唐，超越于六朝兩漢，卓然成一家于《三百篇》之后。凡習(xí)為詩者，皆知其然。”③蕭儀亦稱:“詩自《三百篇》之后，老杜一人而已。”④可見對杜詩推崇之甚。然臺閣文人對杜詩的闡釋，多言其忠君憂國與不為世用，而非其在文學(xué)意義上的成就。已有學(xué)者指出:“相較于明初詩壇相對多元的杜詩解讀路徑及其體現(xiàn)的審美趣尚，尤從永樂以來，伴隨功用主義的顯突與臺閣文風(fēng)的泛起，杜詩受到不少臺閣文士的青睞，而他們偏向其中‘時政’意識及‘性情之正’內(nèi)藴的揭橥，重在標(biāo)舉與正統(tǒng)意識更相符合的實用典范。”⑤臺閣文人出于功用目的推崇杜詩的“時政”意識，又強調(diào)其“性情之正”，但杜詩里忠君憂國之憤慨、不為世用之悲苦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激烈情感，與臺閣詩學(xué)思想中發(fā)為治世之音、感情平淡閑雅等“性情之正”相矛盾。臺閣文人忽略矛盾仍以“性情之正”為標(biāo)簽而推崇杜詩，是不敢承認(rèn)杜詩中的真性情。

一、杜詩闡釋:忠君憂國與不為世用

臺閣文人關(guān)于杜詩內(nèi)容的闡釋，首推其忠君憂國之旨。黃淮為單復(fù)《讀杜詩愚得》作序指出:“其鋪敘時政，發(fā)人之所難言，使當(dāng)時風(fēng)俗世故，了然如指諸掌，忠君憂國之意，常拳拳于聲嗟氣嘆之中。”⑥又云:“杜子美走川峽，而懇乎忠愛之情，屢見詩篇。”⑦胡儼《閱杜詩漫述》曰:“倉皇侍從時，流落艱虞際。百年朋友交，萬世君臣義。”⑧杜甫忠君憂國之意屢發(fā)于詩，且能在危難之際侍奉君主，君臣之義在詩中萬世長存。景泰元年(1450)薛瑄與友人游杜甫草堂時指出:“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dāng)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余，其忠君一念，烱然不忘，故其發(fā)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⑨指出千載之后讀者尚能對杜詩產(chǎn)生共鳴，是因杜甫困頓危難中不忘君王，仍是強調(diào)杜詩“憂國愛民”之意。杜詩號稱“詩史”，唐人孟棨曰:“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dāng)時號為‘詩史’。”瑏瑠“詩史”主要指反映了社會轉(zhuǎn)折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強烈寫實性的長篇敘事詩，可以以安史之亂前夕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兵車行》《麗人行》，安史之亂后的《北征》“三吏”“三別”等為代表。這些詩歌不僅詳細記載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事實，更重要的是藴含了作者強烈的感情，又因它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以敘述為主，帶起抒情、議論的長篇巨制，在藝術(shù)上具有獨特的成就瑏瑡。但臺閣文人亦將“詩史”簡單地理解為忠君憂國，成化五年(1469)劉焊序《玉笥集》云:“漢魏而唐，作者不一，獨杜子美之詩謂之‘詩史’，以其忠君愛國之誠懇也。”瑏瑢何喬新甚至說:“如元微之之雄深，韋應(yīng)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其詩非不美也，然夸耀煙云，無關(guān)政體。求其愛君憂國者，唐之杜甫而已。觀其《杜鵑》之詩，忠愛之心見于言外;《北征》之詩，憂國之意見于終篇。又豈可與浮靡者例論耶?”瑏瑣以內(nèi)容是否“忠君憂國”為評判標(biāo)準(zhǔn)，而其他詩人雄渾雅澹、靡麗華藻之風(fēng)格雖佳，但因“無關(guān)政體”被否定，由此將杜甫視作唐代最優(yōu)秀的詩人。

杜甫表現(xiàn)“忠君憂國”意旨的詩歌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亦由此轉(zhuǎn)盛入衰。而臺閣詩學(xué)思想最重視“治世之音”與“亂世之音”的區(qū)別，周啟評李杜之詩云:

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是孰使之然哉?情發(fā)于聲故也。詩之為音，《三百篇》不可尚矣。漢魏而降，由唐為盛。李翰林當(dāng)開元之盛，故其辭多供奉;杜少陵屬天寶之亂，故其辭多羈旅。然二公愛君憂國之心，溫柔敦厚之旨，殆所謂圣于詩者歟?

李白在開元、天寶之際曾詔入長安，獲賜“翰林供奉”，后改為翰林供奉學(xué)士，其職責(zé)即作為文學(xué)侍從創(chuàng)作“雅樂大章”瑏瑥，周啟雖統(tǒng)稱李白、杜甫“愛君憂國”，但李白在開元盛世的“供奉”之辭當(dāng)之無愧地稱為“治世之音”，而杜甫在安史之亂的“羈旅”之語，反映出當(dāng)時政治混亂、朝廷衰敗，則顯然是“亂世之音”。臺閣文人認(rèn)為詩歌能體現(xiàn)政治盛衰，韓雍云:“惟詩成文之音，可以觀世而知政者也。《詩》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而其風(fēng)俗之美惡，教化之隆替，功德之盛衰，皆可考焉。”瑏瑦韓陽曰:“文章關(guān)氣運盛衰，歌謠知俗尚美惡……蓋有唐、虞三代盛時之政治，則唐、虞三代盛時之遺響可以復(fù)焉。”瑏瑧詩歌反映世道升降、政治盛衰，有盛世之政治，才能有盛世之詩歌。對于杜甫“忠君憂國”之詩而形成的“亂世之音”，臺閣文人或以“變風(fēng)變雅”為之辯解，如楊士奇云:“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后，蓋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愛君憂國、傷時閔物之意，往往出于變風(fēng)、變雅者，所遭之時然也。”瑏瑨童軒亦曰:“杜詩《北征》《詠懷》《苦戰(zhàn)》《冬狩》等作，要之得于變雅之體居多。”瑏瑩但“變風(fēng)變雅”實際仍是“先王之澤”浸潤的結(jié)果，如梁潛《雅南集序》稱:“詩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嘗少也。《三百篇》風(fēng)雅之盛，足以見王者之澤。及其變也，王澤微矣。然其憂悲歡娛，哀怨之發(fā)，詠歌之際，尤能使人動蕩感激，豈非其澤入人之深者，久猶未泯耶?”瑐瑠變風(fēng)變雅之所以能感動讀者，其主要原因是“王澤”深入人心，久猶未泯。若以為安史之亂背景下杜詩出于變風(fēng)變雅，是“王澤”深入人心而未衰的表現(xiàn)，顯然過于牽強。概言之，臺閣文人強調(diào)杜詩之“忠君憂國”與其推崇的“治世之音”自相矛盾。

杜詩中不僅有愛君憂國之意旨，更有對自身遭遇不幸的哀嘆。臺閣文人亦注意到這一點，胡儼《閱杜詩漫述》曰:“殷勤稷契心，漂泊生涯寄。”瑐瑡指出杜甫詩中不僅有稷、契之賢臣忠心，亦或寄托生活飄零困頓之感慨。李賢曾和杜律兩卷并自序曰:“吾非詩人也，特憐子美之才不為世用，而坎坷終身，郁郁不遂之懷，往往發(fā)泄于詩。”瑐瑢杜甫在開元盛世時科舉不利，長安干謁十年卻未能謀得滿意的一官半職，安史之亂中又被叛軍擄走，后四處漂泊，一生在饑?yán)Я麟x中掙扎。生平遭際如此坎坷，故詩歌中發(fā)泄“郁郁不遂之懷”實屬人之常情。臺閣文人多言杜詩中不平之氣與感情強烈，如金實在《贈鄧先生宗經(jīng)歸潛山詩敘》中稱:“詩所以言志也，《風(fēng)》《雅》以降，莫盛于唐，而少陵又唐之集大成者。然遭時喪亂，流離困苦，故其聲率多痛心疾首。”瑐瑣杜甫一生流離困苦，發(fā)為詩歌，自然是哀痛之音。莫士安《陶情稿序》亦云:

詩不古若者，時使之然也。……至唐而作者相繼，理氣漸平，而意趣有余，不惟關(guān)氣運之盛衰，抑其因性情之發(fā)而見之言者，未有不自鳴其幸不幸者也。杜子美兼有眾長，一時之執(zhí)，孰與并馳?而平生得失之機，獨于《鄭虔醉時歌》吐出肺腑，有云:“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當(dāng)時此言不思而得，實神之先啟歟!

莫氏認(rèn)為唐詩興盛最重要的原因是能“性情之發(fā)而見之言”，在詩中抒發(fā)自己幸與不幸的遭遇。杜甫贈鄭虔《醉時歌》中感慨其懷才不遇，生活困苦，實則抒發(fā)自己“杜陵野客人更嗤”的悲苦遭遇，可謂感情激烈。莫士安尤推崇“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一句，認(rèn)為是抒發(fā)詩人不幸的神來之作。質(zhì)言之，臺閣文人并未否定杜詩中不為世用的“郁郁不遂之懷”、痛心疾首的哀痛之音，相反卻多持贊揚態(tài)度，認(rèn)為這才是杜詩與眾不同并流傳千古的原因。

永樂后經(jīng)濟恢復(fù)，政治穩(wěn)定，在臺閣館臣眼中是“海內(nèi)宴安，民物康阜”瑐瑥的“洪宣盛世”景象。遠離喪亂流離之苦，加之自身又多是志得意滿、平步青云的館閣重臣，在鳴盛頌世詩學(xué)理念下自然對“不遂之懷發(fā)泄于詩”加以否定。臺閣文人強調(diào)“治世之音安以樂”，對詩歌中有悖治世的“怨怒之情”多持批評態(tài)度，如王英《李紹白決別詩序》曰:“后世作者雖多，樂則放，哀則傷慘，貧賤則怨怒，至死則呼號怨憤，其言非出于正，辭雖工麗，其何足以感動于人哉!”瑐瑦指出哀樂貧賤時所作傷慘怨怒之詩，即使言正辭工亦不能感動人。他在《涂先生遺詩序》中又說:“詩本于性情，發(fā)為聲音，而形于咨嗟嘆詠焉。有美惡邪正，以示勸戒，敦彝倫、興孝敬、厚風(fēng)俗，莫先乎詩。……后世不然，亡風(fēng)雅之音，失性情之正，肆靡麗之辭。憂思之至，則噍殺憤怨;喜樂之至，則放逸滛辟，于風(fēng)何助焉?”瑐瑧對于感情上的憂思、喜樂均持否定態(tài)度，一以“性情之正”為詩歌準(zhǔn)則。柯潛在《春闈倡和詩序》中亦指出:“然詩者，心之聲也，必其心無愧怍，則形于詩皆敦厚和平、悠揚廣大之音。而傳之于后，足以見君子群居，有從容道誼之樂為可慕也。否，則為委靡、為哀怨，甚而流于肆以哇，皆適為譏笑之資，雖傳無益，而況未必傳耶?”瑐瑨委靡、哀怨之作不僅不能流傳后世，反而成為他人譏笑之資。概言之，王英等人所言，均指詩人要心態(tài)平和溫厚。再如景泰中周瑛入試春官，館于周璋之所，曾與之論詩云:

蓋詩所以歌詠乎性情者也，性情理則詩無不理矣。昔成周盛時，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女婦，皆沐浴文武清化，而一時肺腑洗滌殆凈，故其見于詩者，或溫厚和平，或端莊嚴(yán)肅，藹乎治世之音也。三代以還，不足以語此矣。……主人(周璋)朗誦其作十?dāng)?shù)章，皆飄然如孤鶴橫空，不可捫摸。瑛嘆曰:“兄詩之豪，一至此耶?”主人曰:“詩不患其不能豪，患其不能馴耳。蓋高抗矯激之音，不若夷平和厚之為得也。”問其所自入，曰:“自理性情始，要使胸中如碧潭浸秋月，無一毫煙火氣，而后詩可言也。”

詩之性情要用“理”約束，才能符合“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要求，周瑛甚至要求胸中“無一毫煙火氣”然后才可言詩。而杜詩中無論是忠君憂國還是不為世用，均會產(chǎn)生激烈憤慨之情，顯然與臺閣文人所要求的感情平淡、意志閑雅相矛盾。莫士安所贊頌杜甫窮困潦倒、懷才不遇時所作《醉時歌》，不僅不符合“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更做不到“無一毫煙火氣”，正是臺閣文人所追求的和平溫厚之反例。

二、杜詩推崇:從性情之正到性情之真

臺閣文人對杜詩“忠君憂國”等意旨的闡釋，雖與“性情之正”詩學(xué)思想矛盾，但仍將杜詩冠以“性情之正”的標(biāo)簽并大加推崇。如前引黃淮《讀杜詩愚得后序》云:“其鋪敘時政，發(fā)人之所難言，使當(dāng)時風(fēng)俗世故，了然如指諸掌，忠君憂國之意，常拳拳于聲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瑑瑠認(rèn)為因忠君憂國之意屢發(fā)于詩，故能合乎《詩經(jīng)》遺意，而得“性情之正”。楊士奇則直接忽略安史之亂下的“亂世之音”，其《玉雪齋詩集序》曰:“若天下無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fā)而為治世之音，則未有加于唐貞觀、開元之際也。杜少陵渾涵博厚，追蹤風(fēng)雅，卓乎不可尚矣。”瑑瑡只講貞觀、開元之太平盛世，不言天寶后安史之亂中杜甫所作之詩，所以杜詩是“治世之音”。王直更直接將“感憤激烈”也歸作“性情之正”的表現(xiàn)，其《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詩序》云:

開元、天寶以來，作者日盛，其中有奧博之學(xué)、雄杰之才、忠君愛國之誠、閔時恤物之志者，莫如杜公子美。其出處勞佚，憂悲愉樂，感憤激烈，皆于詩見之，粹然出于性情之正，而足以繼《風(fēng)》《雅》之什。至其觸事興懷，率然有作，亦皆興寄深遠，曲盡物情，非他之所能及。

性情之正要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但王英言“憂悲愉樂，感憤激烈”亦是出于性情之正，其自相矛盾之處顯而易見，但臺閣文人卻對此多予以回避，或斷章取義，或模棱兩可，推崇杜詩只言“性情之正”。

臺閣文人多言杜詩之法律、矩度，亦將其歸為“性情之正”。如陳敬宗指出:“杜子美之作如長江巨浸，渾涵，不可窺其涯涘。然其言皆時政所關(guān)，有憂國愛民之心。君子學(xué)之，無非防范于規(guī)矩尺度，而流連光景、淫哇靡麗之言，不得雜吾心胸之中。雖不能造其精微，然亦不失其為正也。”瑑瑣其中的“規(guī)矩尺度”，即指詩歌內(nèi)容關(guān)乎時政，憂國愛民，而非留連光景、無病呻吟之作。黎近《杜律演義序》亦曰:“詩至于律，其法精矣。唐之工于律者萬家，其渾噩深永，獨推少陵。雖馳騁變化于繩尺之外，終從容微婉于矩度之中，蓋得六藝之遺風(fēng)，不失性情之正者也。”瑑瑤言杜詩之馳騁變化雖多，但終歸于矩度之中，其“矩度”指感情中正平和，不偏激。陳敬宗、黎近所強調(diào)的杜詩之“矩度”，其實質(zhì)仍是“性情之正”。對杜詩“性情之正”的闡釋，楊士奇《杜律虞注序》最為明晰:

律詩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fā)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后，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于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于開元、天寶之際，當(dāng)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余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云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fēng)，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雕鎪鍛煉，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于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皆無復(fù)性情之正矣。瑑瑥

楊士奇論杜律“性情之正”，著眼于“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從心所欲不踰矩”。“法律”即律詩與古詩之區(qū)別，古詩未有“法律”之束縛，而皆發(fā)乎真情且和平委婉，是“發(fā)乎情，止乎禮義”之表現(xiàn)，與陳敬宗等人所云“矩度”意思相近。但楊士奇涉及“性情之正”更重要一點乃“從容自然”，這不僅是指與“叫呼叱咤以為豪”相對的感情平和、風(fēng)格自然，更有自然抒發(fā)感情之意，而非后世詩人刻意雕琢辭藻之作。

闡釋杜詩突出“自然”，并非永樂后臺閣文人首創(chuàng)，早在明初劉基論杜甫詩就曾云:“言生于心而發(fā)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fā)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凄愴憤惋，雖欲止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發(fā)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瑑瑦劉基親歷戰(zhàn)亂后，方知杜詩中感情之真，其所強調(diào)的“出乎自然”，實質(zhì)是指杜詩性情之自然、真實流露，比楊士奇所論更加清楚。羅倫在《蕭冰厓詩集序》中進一步說:“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愾，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關(guān)于民彝物則之大，視《風(fēng)》《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后世之詩例視之哉?”瑑瑧羅倫雖然仍在強調(diào)“本乎情性，止乎禮義”，最后還加以“庶乎禮義之正，關(guān)于民彝物則之大”的約束，但將“性情之正”變?yōu)椤靶郧橹妗保m只有一字之差，已不自覺地將杜詩“本乎性情之真”的真實內(nèi)容表達了出來，其對杜詩推崇的真實原因至此昭然若揭。臺閣文人不斷闡釋與贊賞杜詩之忠君憂國與不為世用，不是因杜詩止乎禮義的“性情之正”，而是因其發(fā)乎真情的“性情之真”。臺閣文人在杜詩評價中的各種矛盾，根源亦在于對杜詩中的真性情不敢直接承認(rèn)，對“亂世之音怨以怒”的否定，無法解釋杜詩之忠君憂國;對詩歌情感溫厚和平的要求，又不能否定杜詩感情之憤慨強烈。“性情之正”是臺閣文人核心詩學(xué)思想，一則要求“發(fā)為治世之音”，體現(xiàn)盛世政治，為頌世鳴盛服務(wù);二則要求“發(fā)乎性情，止乎禮義”，約束作者自身性情，做到胸中無煙火氣，從而約束詩歌中的激烈情感，形成溫厚和平風(fēng)格，“性情之正”詩學(xué)思想是頌世鳴盛、雍容典雅的臺閣體產(chǎn)生興盛之理論依據(jù)。永樂至成化間臺閣文人無論詩歌接受還是詩歌創(chuàng)作，多以“性情之正”為標(biāo)準(zhǔn)，但“性情之真”說亦偶有論及，如王直云:“詩之所詠，本于父子、夫婦、兄弟者多矣。述倫誼之重，性情之真……”瑑瑨成化后臺閣體退出主流文壇，

“性情之真”說更多為世人所接受，如弘治元年(1488)陳獻章《送李世卿還嘉魚序》云:“醉則賦詩……積凡百余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瑑瑩弘治三年(1490)狀元錢福《墨莊詩集序》曰:“昔人謂臺閣之文豐潤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詩尤甚。蓋性情之真見也。”瑒瑠弘治十五年(1502)汪舜民《用拙齋存稿序》亦稱:“古人之詩與文，根乎性情之真，發(fā)于義理之正，雖若拙而不工，簡而不華，然玩之而味永，索之而意長。”瑒瑡雖亦多加“義理之正”來約束，但已敢于強調(diào)“性情之真”，注重詩文之真情，顯示出成化以后詩學(xué)思想的變化。

作者:湯志波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