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抗戰文化研究的展望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回顧

（一）史料收集卓有成效，初成體系。30多年來，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師范大學、廣西日報社、廣西黨史研究室、廣西地方志辦公室、廣西桂林圖書館、桂林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桂林博物館、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今發展研究中心）、桂林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研究機構和部門，采取歷史文獻征集、口述實錄、實地調研等多種方式，收集整理并出版了一大批桂林抗戰文化史料，涉及文化城盛況、重要文化活動、文化大事、文化機構、旅桂文化名人、報刊雜志等諸方面，成為桂林抗戰文化研究領域學術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出版資料類圖書32部，其中，文化城概況類圖書史料11部，以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廣西桂林圖書館編的《桂林文化大事記》（1987）、廣西社會科學院主編的《桂林抗戰文藝辭典》（1989）、魏華齡主編的《桂林抗戰文化史料》（1995）、李建平主編的《抗戰遺蹤———廣西抗戰文化遺產圖集》（2005）、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編著的《豐碑———桂林抗戰紀實文物史料圖集》（2008）最為全面；文藝專題類圖書史料8部，其中較有影響的有：丘振聲、吳辰海、唐國英編的《西南劇展》（上、下冊，1984），丘振聲、楊蔭亭主編的《歐陽予倩與桂劇改革》（1987），杜宣主編的《駝鈴聲聲———新中國劇社戰斗歷程》（1991），楊益群編的《抗戰時期桂林美術運動》（1995），李建平編著的《抗戰時期桂林文學活動》（1996）。新聞出版類圖書史料有5部，其中以龍謙、胡慶嘉編的《抗戰時期桂林出版史料》（1999）最為詳實。此外，還出版了一批桂林文化名人史料、重要文化機構史料以及抗戰時期桂林文藝期刊和社會科學資料目錄索引。這些基礎性的抗戰文獻資料收集工作，為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提供了系統可靠的史料依據。

（二）學術氛圍活躍，研究成果豐碩。隨著1988年廣西社會科學院發起成立廣西抗戰文藝研究會（1996年改名廣西抗戰文化研究會）、1993年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會的相繼成立，由此改變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個體研究桂林抗戰文化的局面，一批來自駐桂高校、文化機構的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加入到桂林抗戰文化研究領域中來，抗戰文化研究陣地開始拓展，區內外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對桂林抗戰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形成普遍共識，學術氛圍日趨活躍，研究成果不斷推出，可謂成果豐碩。在學術研討方面，1993、1995、1998、2001年先后舉辦了4次廣西桂林抗戰文化學術研討會；同時，組織召開了桂林抗戰文化資源調查與開發（2002），紀念西南劇展60周年（2004），紀念張曙誕辰100周年（2008）等系列專題研討，研討領域涉及愛國主義與桂林抗戰文化、桂林抗戰文化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化、中國共產黨與桂林抗戰文化、抗戰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以及重要文化事件、文化人物對桂林文化城的貢獻等方面，促進了學術交流。在學術成果方面，推出了一批專著和論文。據不完全統計，出版專著達25部以上。其中，魏華齡的《桂林抗戰文化城史話》（1987），蔡定國、楊益群、李建平合著的《桂林抗戰文學史》（1994），劉泰隆的《歷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魯迅研究精華探索》（1998），魏華齡的《一個獨特的現象：桂林文化城》（2003），張紅的《抗戰中內遷西南的知識分子》（2004），李江的《抗戰時期大后方戲劇主潮論》（2005），王小昆的《桂林抗戰音樂文化運動》（2005），雷銳的《桂林文化城文學研究•小說研究》（2007），黃紹清的《桂林文化城文學研究•詩歌研究》（2007），李江的《桂林文化城文學研究•戲劇研究》（2007），劉鐵群的《桂林文化城文學研究•散文研究》（2007），黃偉林、高蔚的《桂林文化城文學研究•人文生態研究》（2007），劉俊文的《桂林抗戰文化城的社團》（2008），魏華齡的《桂林抗戰文化史》（2011）等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出版論文集近20輯，400多篇，其中以魏華齡主編的《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文集》（1－8集，1992-2005）、李建平、張中良主編的《抗戰文化研究》（1-7輯，2007-2013）較有影響。

（三）學術影響不斷擴大，學科價值日益顯現。進入21世紀以來，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已經成為廣西獨具特色和優勢的社會科學學科，呈現出逐漸由地方學科向全國性學科轉化的趨勢，正在躋身學科前沿[3]。桂林抗戰文化研究課題是廣西哲學社會科學每年常設的重點課題，特別自2006年以來，《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戲劇家群及其成因研究》（2006）、《抗戰時期廣西新聞出版事業研究》（2007）、《抗戰時期國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聞事業史研究》（2008）、《桂林抗戰藝術史》（2009）、《抗戰時期桂林進步報人群體新聞活動研究》（2010）、《西南抗戰文化運動中的共產黨員群體作用研究》（2011）等課題，相繼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其學科價值和當代價值可見一斑。

（四）與時俱進，服務當代。桂林抗戰文化研究領域已從最初的研究文學藝術起步，逐步拓寬到目前的整個文化領域，涵蓋文學、藝術、教育、新聞出版、史學、社會學、經濟學、自然科學、人物及作品諸方面。研究隊伍以桂林、廣西為主體，兼及重慶、武漢、上海、貴州、長沙、北京、太原等地都有學者開展研究，形成了以魏華齡、李建平為學科帶頭人，以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會、廣西抗戰文化研究會為組織紐帶，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研究隊伍。其中，桂林得天獨厚的歷史和地域優勢，使得桂林的抗戰文化研究堪稱獨秀山下一枝獨秀，尤其在史料收集整理、抗戰文學、抗戰戲劇、抗戰美術、抗戰音樂、人物及文藝作品研究等方面，得到了社會和學術界的公認和肯定，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應。如，1987年《桂林文化城史話》出版后，被認為是廣西“第一部全面系統地介紹桂林文化城歷史的專著，填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桂林抗戰文藝運動史的空白”；1994年《桂林抗戰文學史》出版后，先后有10多家報刊發表評論，認為該書是“一部填補中國現代文學史空白的學術專著”，“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新成果”；1998年《歷史的高峰———桂林文化城的魯迅研究精華探索》出版后，被一些學者認為是“魯迅研究的新開拓”，是“一本開拓魯迅研究新領域的力作”。

2011年《桂林抗戰文化史》出版后，被學界認為是“一部桂林抗戰文化研究集大成之史著”。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成果，受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國內外50多所高校的關注，或刊物欄目轉載，或摘登論文觀點。新華社1995年和1999年先后以《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引人關注》，《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成果豐碩》向海內外作了報道，引起海內外文壇的廣泛關注。近年來，桂林抗戰研究會和廣西抗戰文化研究會積極推動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服務當代文化建設，參與策劃、撰寫了廣西電視臺、中央電視臺聯合拍攝制作的歷史紀錄片《方舟》；多次在桂林百姓大講壇向公眾普及抗戰文化知識；“桂林抗戰文化”陳列展覽，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目前，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已形成集文學、藝術、文化、新聞出版、黨史、地方史、教育、社會學、圖書館學等眾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局面，進入了桂林高校的研究生課程，吸引了眾多學者的參與，由此產生了許多跨學科的研究成果，成為為改革開放和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現代新型學科。

二、桂林抗戰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及學術探討

（一）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抗戰時期，桂林一時間文化名人云集，書店出版社林立，圖書報刊琳瑯滿目，文化團體如雨后春筍，文化活動高潮迭起，成為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被譽為“文化城”。對這一獨特歷史現象的形成，學界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在抗日戰爭的特定條件下，桂林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環境，國民黨桂系當局同國民黨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作了大量統一戰線工作，桂系當局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營造了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這是桂林抗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抗日戰爭局勢的變化、蔣桂矛盾的特殊環境、良好的自然地理及社會人文條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客觀依據和根本原因。

（二）桂林抗戰文化的內涵。桂林抗戰文化與桂林文化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緊密相連。桂林文化城一般指的是1938年廣州、武漢淪陷以后，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成立，到1944年桂林大疏散以前這段歷史時期，桂林成為抗戰中國的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前后將近6年時間。抗戰文化則是指“九一八”事變之后，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一時期。桂林抗戰文化的內涵，主要體現為馬列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得到弘揚；科學世界觀、革命人生觀和艱苦奮斗精神的培育。

（三）桂林抗戰文化的歷史地位。桂林抗戰文化與延安、重慶、武漢、上海、香港等地抗戰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個性。桂林抗戰文化不僅匯集了國統區大后方的文化，而且匯集了延安、淪陷區以及上海、香港地區的抗戰文化，具有全國性、國際性。桂林抗戰文化，是中國抗戰文化的總匯，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文化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化、宣傳抗日、宣傳團結進步、宣傳中國歷史的必由之路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歷史地位。

（四）桂林抗戰文化的歷史經驗和優良傳統。學界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愛國統一戰線建立、進步文化人士奮起抗戰等方面，對桂林抗戰文化的歷史經驗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探討。如：黨必須掌握桂林抗戰文化運動的領導權，保證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調動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與桂系地方實力派搞好統戰關系，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高度重視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骨干作用；桂林抗戰文化的優良傳統，就是始終堅持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進步文化是桂林抗戰文化的主流，繼承和發揚桂林抗戰文化的優良傳統，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五）桂林抗戰文化主題。學界從中華民族精神傳承、抗戰愛國主旋律、民族凝聚力、抗戰精神等方面，對桂林抗戰文化的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闡釋。有學者從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派別、不同階層求同存異以及不同流派文學藝術作品百花齊放的角度，對桂林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局面進行了深刻闡述，認為抗戰八年，桂林抗戰文化自覺承載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在文藝戰線上英勇戰斗，對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作了最具歷史感和時代感的詮釋，表現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愛國主義精神，并肩作戰通力合作的團結奮斗精神，海納百川求同存異的包容開放精神，勇于創新不斷進取的自強不息精神；桂林抗戰文化精神集中體現了救亡圖存的民族獨立、解放精神，萬眾一心抵御外敵、維護國家統一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頭腦、追求真理的科學民主精神，中國知識分子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有著鮮明的時代性、深刻的人民性、堅定的政治性、顯著的抗爭性,是中國抗戰精神的一面旗幟。從今天來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更需要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抗戰文化精神。

（六）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傳播與實踐。桂林文化城時期，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論新階段》、《目前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等著作在桂林排版重印，或公開發行，或秘密流傳，對桂林文化城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學界認為，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持久抗戰、團結抗戰等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傳播和影響，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建立、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文化人所作的大量工作密不可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統戰工作方式，向國民黨桂系首腦傳播了思想；云集桂林的秘密黨員、進步報刊雜志及書店，通過集會、演講、撰寫文章、刊發文章和書籍等方式，向廣大軍民傳播了思想。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傳播，促進了桂系軍閥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使桂林抗日文化運動在較好的政治環境中開展；鼓舞了人民大眾抗戰信念與必勝信心，確保了桂林抗戰文化的正確方向。

（七）桂林抗戰時期的藝術。桂林抗戰藝術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領域，歷久不衰。學者們對桂林抗戰文學、戲劇、美術、音樂、舞蹈、文學理論、文藝論爭、民間文藝等問題都進行了較廣泛的研究和探討，其中在抗戰文學、抗戰戲劇、抗戰音樂、文化城魯迅研究、西南劇展、桂劇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尤為突出。學界經過長期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認為，桂林文化城時期創作的文學作品，其數量之多及影響之大遠超過其他區域。桂林抗戰文學是大后方文學、解放區文學、淪陷區文學三者兼有之文學，始終與世界反法西斯文學融為一體，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學的組成部分。國統區的魯迅研究，以桂林為最，許多魯迅研究成果第一時間出自桂林，這是桂林文化城文化人對魯迅研究的歷史貢獻。桂林抗戰戲劇，以公演、會演、巡演、座談及研討等多種形式，走向大眾，喚起了人們的愛國心、凝聚了人們的愛國情、堅定了人們的愛國志，有效完成了對中華各民族、各階層的思想動員和文化動員，創造了文化宣傳的奇跡。桂林抗戰音樂運動率先提出了“抗戰歌曲到農村去”的口號，成為吹征的戰鼓和戰斗的號角。桂林抗戰文藝所蘊含的寶貴經驗，對今天文藝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堅持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多出精品，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八）桂林抗戰時期的新聞出版。抗戰時期，桂林新聞出版空前繁榮。對這一現象，學界從出版業概況、重要新聞機構、黨對出版事業的領導、出版發行方針、經營策略、辦報人思想、印刷業發展等方面，總結和探討了桂林抗戰時期新聞出版事業的經驗和優良傳統，對《新華日報》、《救亡日報》、《廣西日報》、《野草》、桂林版《掃蕩報》、《國民公論》、《抗戰文藝》、《建設研究》、《十日文萃》、《中國農村》以及文化供應社、實學書局、生活書店桂林分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新知書店、國際新聞社等重要出版機構和發行機構都有研究。桂林文化城一直存在進步出版業與市儈主義的斗爭、與國民黨當局的尖銳斗爭，但始終高揚了抗戰時代的主旋律，為抗戰出版、為抗戰服務、為抗戰出力[22][23]。桂林文化城出版發行的抗戰理論書籍、宣傳抗戰通俗讀物、反映抗日斗爭文藝書刊，傳播了馬列主義和革命思想，傳遞了為祖國為人民而斗爭的鋼鐵意志和堅強決心，達到了廣泛發動國民參加抗日戰爭的目的。

（九）桂林抗戰時期的社會科學。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抗戰時期桂林社會科學的研究開始予以重視，并在社會科學特征、歷史貢獻、社科刊物、社會團體以及哲學、戰時經濟、政治學、史學、教育學、社會學、宗教、翻譯、內遷知識分子群體等方面作了研究和探討。傳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思想；與時俱進，進步社會科學普及活動如火如荼；人才薈萃，社科隊伍不斷壯大；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創新上有所突破，對重大政治問題予以關注，是抗戰時期桂林社會科學的基本特征。但抗戰時期桂林社會科學的發展遠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研究方法很落后，與自然科學存在著嚴重分離，有時代局限性。

（十）桂林抗戰時期的文化人。抗戰時期，桂林文人薈萃，是開展文化活動的重要力量，推動了桂林文化活動高潮迭起。學界對、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漢、夏衍、胡愈之、歐陽予倩、邵荃麟、艾蕪、司馬文森、王魯彥、柳亞子、楊東純、焦菊隱、熊佛西、聶紺弩、陳邇冬、張志讓、陳劭先、周鋼鳴、李濟深、李任仁、嚴人杰、雷沛鴻、胡風、陳寅恪以及胡志明、鹿地亙、史沫特萊等旅桂200多位哲學、社會科學、文化、教育、新聞出版、文學、戲劇、音樂、美術、自然科學等領域的文化名人作了重點研究，取得了眾多研究成果，對文化人士在桂林的文化活動、業績、思想情操、工作作風和貢獻予以了充分肯定，認為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自覺地堅持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在抗日大后方、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傳團結進步、宣傳中國的歷史必由之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十一）桂林抗戰文化的資源開發利用。21世紀以來，學界開始重視桂林抗戰文化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問題，抗戰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并在抗戰文化資源遺址遺產調查、文學價值、資源保護、開發利用及方法手段、對策建議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研究成效。如立足西部大開發的時代背景，要積極探討桂林抗戰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之間的關系；以文學研究為手段，開發抗戰文化資源，可以實現對廣西包括桂林抗戰文化資源的把握和利用，為文化建設服務；桂林抗戰文化資源是桂林發展紅色旅游的主要依據和主要旅游資源；建立桂林抗戰文化資料中心，既是對抗戰文化資源的有效保護，也是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保護與利用好抗戰文化資源，應建立行之有效的文化遺產保護與評價機制，從城市人口、公眾意識、制度建設等方面予以高度重視；應加強桂林抗戰文化資源在“中國夢”主題教育中的時代化運用。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新視野。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桂林抗戰文化研究還在桂林抗戰文化與延安、重慶、昆明等抗戰文化比較、桂林抗戰損失調查、青年運動、僑務、自然科學等方面開展了一定研究。

三、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展望

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桂林抗戰文化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力量和意志，是中華文化強大生命力、凝聚力的堅強體現，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是印刻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寶貴文化遺產。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的戰略高度，審視和展望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就是要緊緊圍繞時代主題，以服務現實需要為出發點，積極探索與創新，才能肩負起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

一是突出主旋律研究。當前，世界多極化，我國意識形態各種思潮活躍復雜，迫切需要加強正面引導，鞏固壯大主流思想陣地，切實增強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綜觀桂林抗戰文化的發展歷程，始終堅持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具有強烈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理論導向，以科學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突出桂林文化城重大事件、重要文藝作品、重要文化人物、重要文化現象、新聞出版以及抗戰文化精神、抗戰文化的國際性、抗戰文化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在桂林文化城的運用與實踐、抗戰文化對青年一代的培育和影響等重大問題研究，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凝聚共同價值理念和精神力量，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二是進一步拓寬學術研究視野。面向未來，桂林抗戰文化研究要在深入挖掘抗戰文化所蘊含的當代價值和豐富內涵上下功夫，不斷深化對抗戰文化的理性認識，深刻揭示桂林抗戰文化與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淵源關系，積極探索先進文化發展繁榮的規律，盡快實現從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表象研究向學術理論研究的轉變。當前，要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和學術合作，以世界的眼光，將桂林抗戰文化研究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視野中，加強與國內外抗戰文化學術界的互動交流，多方面了解和把握各地抗戰文化研究的新動態新觀點新視野，提升研究層次。要立足大文化，不斷超越學科苑囿，積極開展抗戰軍事、政治、經濟、教育、思想、社會等方面的研究，通過多學科聯合攻關，拓展研究領域。要依托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紀念館、論壇、主流媒體、學校等平臺，實現抗戰文化與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互動，推動研究與普及相結合，提高整個社會對抗戰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度和關注度。

三是著力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現存豐富的抗戰遺址和文物是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的重要載體。抗戰文化研究要主動服務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要結合桂林國際旅游勝地建設的實踐，通過編制完善抗戰文化保護利用開發專項規劃、設計開發紅色旅游線路、建設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推出影視作品和舞臺藝術等措施，推動研究工作與抗戰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利用、旅游業發展、文化產業發展、現代影視媒體相結合，充分發揮抗戰文化在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抗戰文化的影響力。當前，要主動作為，提前策劃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的紀錄片、學術會議等活動，著力推出一批抗戰文化精品力作，打造桂林特色文化品牌。

四是加快完善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數據庫。近年來，桂林圖書館“桂林抗戰文化數據庫”建設已經通過國家鑒定，為中外專家學者研究抗戰文化、普及抗戰文化知識提供了有效的資料平臺。但是，目前還有大量抗戰文化史料散存在有關文化部門以及個人手中，同時，不少抗戰時期的見證者年事已高，加強抗戰文獻史料的整合、搶救工作刻不容緩。要組織專門力量，加強口述史料和瀕臨失散史料的搶救和征集工作，進一步豐富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數據庫建設，更好地發揮史料的作用。五是加強研究人才隊伍的培養。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是桂林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具特色和優勢的學科，但是與傳統基礎學科一樣，同樣面臨著人才匱乏的困境。各級黨委、政府要從文化立市的高度，重視桂林抗戰文化研究人才隊伍建設。要充分發揮駐桂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匯集的優勢，以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會和廣西抗戰文化研究會為紐帶，推進抗戰文化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各級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要加大對桂林抗戰文化研究在課題立項、資金資助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以持續的項目資助助推人才隊伍建設，不斷開創桂林抗戰文化研究新局面。

總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積累了雄厚的實力，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精神世界更為豐富，這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回顧以往抗戰文化研究，成就蜚然；展望未來的抗戰文化研究，任重道遠。

作者：劉春燕盤福東單位：中共桂林市委 桂林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