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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學術雜志》2015年第四期

所謂文學史觀，指關于文學發展演變的觀點和看法。這種觀點和看法，可以是零散的論述，也可以是系統化的理論。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系統的文學史理論，但關于文學發展的觀點和論述還是存在的，而且數量不少，主要散見于古代文人的詩文評、序跋、目錄學著作等著述中。出于對自己史官身份的認同和由此而產生的史官意識的自覺，黃道周提出了自己的文學史觀。黃道周(1585－1646)字幼玄，號石齋，銅山(今福建東山縣)人，晚明著名學者。黃道周一生以講學、著述為務，在明季影響極大，但學界對其文學研究關注不多。本文嘗試通過梳理、分析相關文獻，以一窺黃道周的文學史觀。

一、史官身份的認同與史官意識的自覺

黃道周早年讀史，這對其一生學問影響很大。萬歷十九年(1591)，黃道周年僅七歲，其父利用去城里的機會，置買了朱熹的《通鑒綱要》，并親自為其點定。黃道周“昕夕研閱，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①天啟二年(1622)，黃道周會試及第，選庶吉士，入翰林院。天啟四年(1624)，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參加修撰國史。崇禎三年(1630)，《神宗實錄》修成，黃道周因預其事晉右春坊右中允。對于上述這些讀史、修史的經歷，黃道周頗為自得，后來在行文中每每以“史周”自稱，體現了其對史官身份的高度認同。對史官身份的認同，伴隨而來的是史官意識的自覺。黃道周的這種認同和自覺，時時體現在其講學、著述之中。莊起儔《漳浦黃先生年譜》記載:(崇禎七年，1634年)自抵家守墓，諸弟子相從講論，皆在浦之北山。先生談經之余，屢屢勸人讀史。嘗于歷代史中，自漢迄宋取十二人，人自為傳，二傳為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編》。其編，則首諸葛侯，而終鄴侯。是可以窺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興以來，楊文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見者若干人，曰《懿畜后編》。二編皆綜厥大家，或略或詳，非復史臣之所能到矣。②“懿畜”一語出自《小畜》、《大畜》兩卦的《象辭》。《小畜》的《象辭》說:“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③意為和風行于天上，但尚“密而不雨”，“畜”而不發。對此，君子所要做的只是蓄養美德以待時機。《大畜》的《象辭》說:“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賢往行，以畜其德。”④進一步強調要了解前賢的行誼，并以之蓄養自己的德性。黃道周著《懿畜》二編，皆寓意于史，旨在昭示后人應以史為鑒，以歷代先賢為范，加強德行修養，蓄養待時，以盡為國分憂之責。除了《懿畜》二編外，黃道周的歷史著述還包括專記弘光朝軼聞的《興元紀略(一)》、《興元紀略(二)》、《三事紀略》;記述弘光政權滅亡之后，潞王在杭州監國時自己的親身經歷與見聞的《潞王監國記》;記述自己自弘光元年六月四日至十九日與潞王、唐王會晤經過和當時局勢的《逃雨道人舟中記》等。這些著述，因為所記多為親身經歷，故或可考訂晚明史乘之訛，或可補晚明史乘之缺。此外，據侯真平先生考證，黃道周還曾輯訂明顧沖撰《綱鑒歷朝捷錄》10卷、明張四知撰《元朝捷錄》5卷、明李良翰撰《國朝捷錄》4卷，增訂明蘇浚《綱鑒紀要》等史學著作。⑤以詩文存一代之史，是中國古代固有的傳統，黃道周的著述活動也具有此種特征。他的許多涉及晚明歷史的詩文，這都體現了黃道周以文存史、以詩存史的自覺追求。在《〈晉傳韻略〉序》中，黃道周明確提出了“詩能兼史”的觀點。他說:夫詩能兼史，然自吉甫而外，已絕清風。史不能兼詩，雖以孟堅之材，只尊奧府。⑥尹吉甫是周宣王中興的重要大臣之一。《詩經•小雅•六月》記述了其率師北伐玁狁，直至太原的赫赫武功，并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之頌詞。據《毛詩序》載，尹吉甫曾作《嵩高》以美宣王，贊其“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⑦《大雅•烝民》為尹吉甫美仲山甫而作，內有“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幾句，詩中“備舉其德性、學行、事業，以及世系、官守，無不極意推美”。

⑧《嵩高》、《烝民》均以賦為主，記述了宣王時申伯、仲山甫為中興建立功勛的一段史實，有“詩史”之用。因此，黃道周引用此典故作為其“詩能兼史”觀點的論據。不僅“詩能兼史”，文亦如是。翻檢黃道周的文集可以發現，其為晚明忠孝節義之士所作的傳記、行狀、碑志、墓銘之類的文章很多，可見黃道周以文章保存一代之史的意識。在黃道周為傳的人物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主張抗清或甚至直接參與抗清斗爭的人物，后因為滿清忌諱，他們的事跡及相關史實《明史》或不采入，或極其簡略。黃道周此類文章恰好可以彌補《明史》之闕，為今天保存了大量晚明和南明的研究史料。如果將黃道周的這類傳記文章連綴起來，就可以為后人展現晚明時期一幅幅壯烈的歷史場景。例如，袁可立為晚明重要大臣，但《明史》并未為其作傳。黃道周以自覺的史官意識著《節寰袁公傳》，以存其事跡，表彰其忠節。文章內容翔實可考，記述生動傳神，其中“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⑨數語，從側面贊揚了袁可立在魏閹權傾朝野、炙手可熱之際持正守節，敢于斗爭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捧讀文章，會油然而生“才節并見，斯為有立”⑩之感。因此，這篇傳記確能對清人修撰之《明史》有糾偏補闕之功，是明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

二、天地之道，一治一亂

出于對自己史官身份的認同和由此而生發出的史官意識的自覺，黃道周十分注重歷史發展規律的探討。關于歷史的發展，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了一治一亂的循環歷史觀。孟子認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按照儒家的道統觀念，孟子梳理了其心目中的歷史發展線索，描繪了儒家所提倡的圣人之道的興衰隆替。從其描述可知，當有圣人出現時，圣人之道昌盛，天下大治;當“暴君代作”之時，圣人之道衰微，天下大亂。天下一治一亂，處于循環之中。瑏瑡不僅如此，孟子還進一步論述了這種治亂循環的歷史周期，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觀點。瑏瑢孟子“借歷史的演變來宣揚道統的觀念”，“借道統觀念來解釋歷史”瑏瑣，最終形成了一治一亂的循環歷史觀。孟子的歷史觀影響深遠，董仲舒的“三統”循環論、邵雍的“元會運世”思想都是典型的歷史循環論。這種循環的歷史觀并不是僅僅為中國古代所獨有，而是在整個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此，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曾評述道:“這種歷史進程的循環觀點，甚至為最偉大的希臘和印度的圣人和智者———例如亞里士多德和釋迦牟尼———所完全承認，他們明白地假定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不認為有必要加以證明。”瑏瑤中國古代歷史循環論的形成，既是對歷史治亂的感性經驗所得，又與古老的《易》學思想息息相關。《周易》中有許多關于事物興衰變化的論述，六十四卦的貫通組合正反映了《周易》對于自然、社會、人生發展規律的認識。例如，復卦的卦辭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語，即承認了事物發展返轉回復的規律性。

前文所述的邵雍“元會運世”的思想即為其在《皇極經世》中以《周易》卦象推演興亡治亂之跡而來。朱熹極為推崇邵雍的這種思想，謂“自《易》以后，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瑏瑦并謂自己“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瑏瑧朱熹從《易》學思維出發解釋道:“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理之常也。”瑏瑨朱熹在弟子講問中曾多次論及這種觀點。朱熹曾對弟子說: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致，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瑏瑩朱熹又說: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云:“義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瑐瑠很明顯，朱熹在這里表述的正是自孟子以來的“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朱熹的這種歷史發展觀，反映了其“易窮則變”的《易》學思想。朱熹認為，“易”的陰、陽之氣的變化運轉正是其“變”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僅如此，朱熹還繼承邵雍“元會運世”的歷史循環論，借助于象數推演的方式對社會歷史的循環形式進行了具體的描述。

黃道周精研《易》理，其思想深受邵雍、朱熹影響。關于黃道周《易》學代表作《易象正》，四庫館臣稱“此書及《三易洞璣》，皆邵氏《皇極經世》之支流也”，而其《三易洞璣》更是與《皇極經世》同被四庫館臣著錄于子部術數類中。黃道周認為，《易》“本于日月”，“準于天地”(《易象正序例》)，因此，研究《易》學要“上推天道，下驗人事”，由《易》理推知社會治亂和朝代興替。此外，出于推導歷代興衰的需要，黃道周還將《易》理與天文歷法結合起來，有《治歷說》瑐瑤等專門論文進行專門的討論。由《易》理出發，黃道周最終形成了其一治一亂的循環歷史觀。對此，黃道周曾論述道:大象十二圖何謂也?言夫懸象之大者也。天地懸象莫大于日月，有日月而后有水火，有水火而后有山澤，有山澤而后風雷。水火生于日月，風雷發于山澤。日月不明，山澤不靈。故易者，日月之謂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亂;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贏，贏極則必消;南至而縮，縮極則必復。天地之仁，寶其陽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復。有往復而后有交會，有交會而后有薄食，有薄食而后治亂見焉。(《大象十二圖序》)黃道周以《易》理推論社會治亂，認為“天地之道，一治一亂;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在他看來，日月的運行“贏極則必消”，“縮極則必復”，盛極必衰，物極其反，處于往復循環之中。在運行過程中，日月會因相互交會而發生日食、月食，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的治亂。由于日月為天地之大象，其往復循環的運行規律是“天地之道，一治一亂”的具體表現，因此，人們通過觀察日月運行的具體狀況可以推斷社會治亂，而這種治亂是處于“往復”循環之中的。

由此出發，黃道周認為:天下之道，非治必亂，其治之必有圣賢之文，亂之必有奸雄之才。奸雄之與圣賢，皆希覯而可怪，其中相見目串口了者如負蟻子也。天地謂是眾溷，目串口了，日避日逃，不理不止，故為奸雄以亂之，又為圣賢豪杰以治之。豪杰圣賢之出，必多不屑而少當人意。(《倪鴻寶制義序》)瑐瑦社會歷史處于治亂循環之中，治取決于“圣賢之文”，亂則決定于“奸雄之才”。“奸雄以亂之”與“圣賢豪杰以治之”二者交替作用，天下就呈現出一治一亂的循環狀態。這種觀點可謂與孟子的歷史循環論在精神內核上完全一致，是一種典型的唯心史觀，只是黃道周運用《易》理將它變得更為精致。需要提及的是，因濟世救衰的需要，黃道周還喜用《易》理推步世運，以證朱明氣運未盡，國事尚有可為，在一定程度上對治亂循環的歷史觀有所突破，顯現了其重視人的能動性的一面。正是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在明亡之際，黃道周屢屢致書友人，表達了自己這種“吾道屯亨，雖系之天，亦由乎人”(《答賴太史書》)瑐瑧的思想。“屯亨”，語出《周易•屯卦》，為困頓和通達之義。黃道周認為，人生窮達與否，雖系之于天，但更決定于人自身的努力。在《與陳無涯、無技書》中，黃道周雖然流露出一絲“造船放海”、“坐岸嘯歌”的歸隱之意，但又推步國運以砥礪士氣。黃道周對二位弟子說:“我明與周室同歷，非唐季所望，衰軼而后，猶為戰國春秋。今天子英武聰明，同符高祖，又有四同與南陽相媲。”(《與陳無涯、無技書》)與此類似，在《與金將軍書》中，黃道周說:人生駒隙，藉竹帛以自老，既有竹帛之榮，又有鐘鼎之實，雖有道仁人，猶或為之。隗囂、公孫述有何足師?天下垂平□□已極，明家之祚，尚二百余年，仆不憚出山，起而佐之。先生何憚不用反手之力，成千秋之業耶?仆輩書生，百不足談，所用區區布其伊郁者，非獨黎獻共仰和平，亦執手追歡，出明太子意也。瑐瑩黃道周這種言論不少，尤其在甲申之變后的書函中更為常見，其目的就在于用此種方法鼓舞士氣，振奮精神，以挽救、延續朱明王朝的氣數。

三、文章之治，一盛一衰

黃道周的這種歷史發展觀投射到文學領域，就是對文學發展史的關注，并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文學史觀。崇禎六年(1633)，黃道周返鄉守墓時曾說:漢唐而下，斗分自贏趣縮，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揚;韓、柳之詩，不及沈、宋。至元而來，斗分自縮而贏，文章自衰而盛，陶、劉之繼而有徐、何，徐、何之繼而有王、李。又先輩詩盛而制藝未昌，近者詩衰而制義始盛，皆于情理有關至極，不在繁約之間。黃道周這段話涉及文學史上多位作家，其中，“崔、蔡”系指東漢崔骃、蔡邕，因二人皆以文章名世，故有此并稱，后人亦每以“崔蔡”為典評議他人詩文。沈、宋指初唐詩人沈佺期和宋之問，他們以南朝“永明體”為基礎，最終完成了律詩的定型。《新唐書•宋之問傳》云:“魏建安后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瑑瑡韓愈不滿大歷以來的平庸詩風，主張“以文為詩”，并竭力避免平庸，而多用奇字、險韻，形成奇崛險怪之風。柳宗元仕途坎坷，屢次被貶至僻遠之地，其詩也以作于貶官期間為多。因此，其詩內容多為抒寫抑郁不平之氣和遠謫蠻荒而激起的思鄉之情，其風格亦顯孤寂憂傷。陶、劉當分別指陶安和劉基二位學士。陶安，字主敬，元至正舉浙江鄉試。吳元年(1367)，朱元璋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為學士。陶安“聲價亞于宋濂，然學術深醇，其詞皆平正典實，有先正遺風。一代開國之初，應運而生者，其氣象固終不侔也”。因其素“安文章宿望”，時人咸以得其贈言為榮。

朱元璋曾御賜其“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之美譽。瑑瑣劉基為朱明開國重臣，后敘功封誠意伯。劉基為弘文館學士，“其詩沉郁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啟相抗。其文閎深肅括，亦宋濂、王祎之亞”。如前所述，黃道周精研《易》學，且其《易》學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將《易》、歷、律結合，以天道推演人事，從而推步歷史的盛衰興亡。在這里，黃道周就是運用天文歷法中的贏縮之說描繪漢唐到明代以來的文學發展脈絡，并分別以上述諸人為不同發展時期的標志性人物。所謂贏縮，本為中國古代天文學術語，也因常被用以推導人事而成為星占用語。漢人以恒星二十八宿為測量基準，認為五星運行的快慢順逆都是有規律的，是可以推算其運行所到達的宿次的。當五星實際運行與根據歷法進行計算的結果不相符合時，如果運動較快超過推算位置而達到下一宿的就叫贏;反之，如果運行速度較慢未達到推算應該到達的位置從而落后一宿的叫做縮。正因為如此，所以《史記•天官書》說，“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蚤出者為贏”，“晚出者為縮”。司馬貞《索隱》案:“《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贏縮，必有天應見杓也’。”古人認為贏縮的出現，“必有天應見于杓星”，即五星運行過快或者過慢就必然會有天象應驗于杓星。杓星，指北斗第五、六、七顆星，亦稱“斗柄”。古人正是通過觀測天象來推斷軍國大事的禍福吉兇。黃道周此處用斗分贏縮進退來解釋文學的興衰:斗分贏縮進退反映了世運的盛衰變化，世運盛衰則決定了文學的興敗。自漢、唐以下，斗分由贏趨縮，世運漸衰，故文學由盛而衰，其表現就是東漢崔、蔡之文不及西漢班、揚，中唐韓、柳之詩不及初唐沈、宋。自元迄明，斗分由縮趨贏，世運漸盛，故文學逐漸由衰轉盛，其表現就是“陶、劉之繼而有徐(徐禎卿)、何(何景明)，徐、何之繼而有王(王世貞)、李(李攀龍)”。就明代文學體裁而言，黃道周認為詩歌與制義二者之間也有一個興衰隆替的過程，“詩盛”則“制藝未昌”，“詩衰”則“制義始盛”。

黃道周的這種文學發展觀點是一種典型的循環文學史觀，是黃道周循環歷史觀在文學史觀上的具體表現。在今天看來，這種史觀固然有其局限性，但黃道周看到了文學發展與時代盛衰的關系，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文學發展與時代的關系非常密切，古人早有論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劉勰描述了文學發展“十代九變”的情形，論述了文學發展與時代的關系，提出了“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著名論斷。有明一代，注意并論述文學與時代關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較早者當為劉基。劉基認為，“言生于心而發于氣，氣之盛衰系乎時”，“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瑒瑢并在其《蘇平仲文集序》和《王師魯尚書文集序》等序文中較為詳細地描繪了三代以下文學的發展狀況。黃道周能夠認識到時代與文學的關系，是其文學史觀中極有價值的內容。從這種文學史觀出發，黃道周具體論述了中、晚明文學的盛衰興替。他在為姚希孟文集所作的《姚文毅公集序》中說: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漢之施，或朝或莫。方嘉靖之初年，議臣鷙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歷下為之歸墟。歷下不盡其年，弇州躋于大耋。雖豐儉殊收，而峨渤比茂。迨萬歷之初年，閣臣鷙起，文章之道復歸詞林，李大泌、姚吳門為之歸墟。吳門不盡其年，大泌躋于大耋。先后數十載間，軌軌相差，而堂堂一致。嗚呼!此豈人之所能為哉!明代文學發展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臺閣文學與郎署文學兩者之間的俯仰浮沉。所謂臺閣，不僅包括內閣，也包括翰林院、詹事府。明初，文學之壇坫在于臺閣，“詞賦之業，館閣專之，諸曹郎皆尠習”(何喬遠《文苑記》)。至李夢龍、何景明等前七子和李攀龍、王世貞等后七子出現，文學之壇坫又轉為在于郎署。所謂郎署，指的是進士出身的各部司曹，當時李、何、李、王等人初都為郎署官員。正因為如此，所以陳田在總結文壇風尚的轉變時說:“成、弘之間，茶陵首執文柄，海內才俊，盡歸陶鑄。空同出而異軍特起，臺閣壇坫，移于郎署。”

對于明代文學發展呈現出的這種現象，后來論述者不少，其中尤以《四庫全書總目》在《明詩綜》提要中對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詩壇發展的概括最為全面: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樸，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弘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舂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于后，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后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歷以后，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么弦側調，嘈囋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黃道周出身翰林，自然對于明代文壇“主盟者遞相盛衰”的發展情形非常熟悉。在這篇序文中，黃道周首先標明其“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學史觀，接著重點論述了明代文學自嘉靖至萬歷的演變。他認為，嘉靖初年，諸曹僚以聲氣相呼應，再次崛起于文壇，故文章之道歸于諸曹僚，此種情形一直延續到隆慶年間，以至“嘉、隆之際，風雅擅于名流;臺閣之間，徒存位廓。見元美諸賢歌謳顯者，殷少保、王文肅日與周旋，不以為恧也”。殷少保即殷士儋，濟南人，字正甫，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選庶吉士。嘗先后掌翰林院、詹事府事，后為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進少保。殷士儋與李攀龍、王世貞等往來密切，曾為同鄉李攀龍作墓志，“稱文自西漢以來，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污者，輒不忍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擬古人。驟然讀之，斑駁陸離，如見秦漢間人，高華偉麗，如見開元、天寶間人也”。

殷士儋在當時詩壇頗負盛名，但從其《金輿山房稿》來看，“其詩文，蓋直以鄉曲之誼相周旋耳，其投契不在文章也”。黃道周所謂“日與周旋”之論當由此而發。王文肅指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萬歷五年(1577)掌翰林院，先后為文淵閣大學士、建極殿大學士，卒謚文肅。王錫爵與王世貞為同鄉，二人亦“日與周旋”，交往頗多。黃道周認為，嘉靖、隆慶之際，位居館閣的殷士儋、王錫爵等人已經完全沒有能力成為文壇之主盟者，足見郎署文學的影響之大。黃道周指出，這種情形到了萬歷初年開始發生變化，閣臣起而文章之道復歸于翰苑，這以李維楨和姚希孟———也即黃道周序文中所說的李大泌和姚吳門———為代表。李維楨，字本寧，隆慶二年(1568)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南京禮部尚書。《明史•文苑傳》謂“其文章，弘肆有才氣”，“碑版之文，照耀四裔”，“負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應酬，品格不能高也。”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萬歷四十七年(1619)進士，改庶吉士。崇禎間曾掌南京翰林院。姚希孟“為文章，博大雄杰，略如其人;而詩舂容雅麗，有館閣風度”。

李維楨、姚希孟二人出身翰林，詩文有館閣之風，在萬歷間具有重要影響，故黃道周以其為萬歷間臺閣體的代表。黃道周看到了中、晚明文風的變化，并以此為例證，論述了其“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學史觀。黃道周這種循環文學史觀在明清之際頗為流行，黃宗羲亦曾有類似論述。在給友人鄭禹梅所作序中，黃宗羲論述道: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啟、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于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仿于王、李者摹仿于震川。蓋千子于經術甚疏，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于先入，改頭換面而為古文，競為摹仿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為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于世，吾知又為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為禹梅言也。(《鄭禹梅刻稿序》)瑓瑢可見，黃道周“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學史觀在晚明頗具代表性。這種文學史觀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對于歷史的思考，是循環的歷史觀投射在文學發展領域的反映。就唯物史觀來看，這種觀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學發展的某些事實，但無疑具有較大的片面性。值得肯定的是，將文學發展與歷史發展、時代興衰結合起來加以討論，這本身就具有其合理性。文學發展固然有其自身內在的邏輯，但外部的因素同樣不可忽略，社會歷史發展的巨大慣性對文學發展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黃道周注意到文學發展與時代盛衰的聯系，并將其結合起來加以討論，這種思路即使對于今天的文學史研究來說也具有啟發意義。

作者：陳良武 單位：閩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