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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與開發雜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經濟增長與城市化是推動國內旅游發展的兩大驅動力，為揭示其對國內旅游的影響，對2001—2014年中國內地30個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數據進行單因素和多元回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人均收入與城市化促進居民出游率增長，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城市化率每提高1百分點，出游率分別增加2．877，2．388百分點;(2)人均收入與城市化促進居民人均旅游花費增長，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分別增加28．848，25．621元;(3)將30個省份劃分為八大區域，構建了兩組18個多元回歸模型，發現在各大區域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此外，陜西和甘肅因資源豐富，位置優越，居民出游率較高，人均旅游花費較低，此為地理環境帶來的外部溢出效應。

關鍵詞:

人均GDP;城市化;國內旅游;八大區域;地理溢出

0引言

2000—2015年，我國社會經濟出現兩大主要變化:一是經濟快速增長，GDP從9．9萬億元增長到67．67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15．38%，人均GDP從7858元增長到52000元，年均增長率達15．65%;二是城市化加快發展，城市化率從36．22%增長到56．10%，年均增加3．42%。經濟增長與城市化通過增加居民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促進國內旅游發展。經濟增長主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來推進旅游業發展。魏小安等1993年提出了旅游業發展的人均收入決定論，即當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美元時，人們便產生國內旅游的愿望［1］，并且依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人均收入達1000美元之后，旅游便迅速地朝大眾化方向發展，逐漸成為人民生活的一個基本要素［2］。孫根年運用截面數據對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支付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將國際旅游支付能力劃分為不同等級［3］;宋詠梅等對我國39個大城市居民的旅游購買能力進行分析，統計了游客的人均花費、居民的出游率和旅游支付的分布特征［4］;孫根年等選取景區資源豐度、人口、人均GDP、城市化以及受教育水平、交通密度等因素，建立了國內客流量的預測模型［5］，又從城市和農村兩大地域單元角度構建了收入驅動的居民國內旅游模型［6］。谷慧敏等［7］、劉文彬［8］也進行了相關研究，認為居民收入對國內旅游有正影響。張凌云等分析了日本和美國居民出國旅游需求與花費和人均GDP的關系［9－10］。上述研究表明人均GDP是居民產生旅游需求的驅動力。關于城市化與旅游業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側重于研究旅游業對城市化的影響及二者的互動關系，如P．Mullins最早提出旅游城市化概念［11］。J．Hannigan提出旅游業促進城市化發展是后現代城市最具活力的展現形式［12］。國內學者陸林等對旅游城市化的研究進展進行分析，指出它是城市化發展的一種重要模式［13］。黃震方［14］、王冬萍等［15］、麻學鋒等［16］分別分析了長三角、吐魯番、張家界的旅游城市化問題。李東和等論述了旅游業和黃山市之間的關系，認為旅游業需要城市發展的支持，為其提供動力機制［17］。城市為旅游的發展提供了通信、交通、服務以及設施設備［18－20］，旅游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21］，城市化對旅游業影響的研究相對而言較少。稅偉等分析了在不同階段城市化對郊區的鄉村旅游的影響［22］。卿前龍提出，城市化進程中人均收入、閑暇時間增加、地區市場的聚集及擴展、人們休閑手段的提高、休閑觀念改變以及城市供給創新實力的提高等，推動了休閑服務產業的發展［23］。徐潔等采用了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城市化和旅游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認為旅游的發展不會推動城市化發展，而城市化則能推動旅游業的發展［24］。王永剛采用同樣方法得出上海的城市化和旅游業二者基本協調發展［25］。楊亞麗等從全國尺度、以截面和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城市化對國內旅游的影響，認為城市化對旅游業的影響是一種結構性的驅動，并將我國30個省份的城市化率和出游率劃分成4個類型［26］。綜上可知，目前學術界定性研究較多，定量較少，且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及旅游統計口徑二元化，諸多研究僅著眼于城市或農村，無法反映全國整體發展水平;數據選取片面化，單方面選用截面或時間序列數據，代表性不強且無法規避偽回歸問題;研究視角單向化，僅從經濟增長或城市化角度來闡述其與旅游業的關系。本研究擬將城市與農村的數據整合，采用2001—2014年中國內地30個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數據，從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兩個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居民國內旅游的影響。此外，由于我國疆域遼闊，各地經濟和城市化水平不均，對國內旅游的影響也不同，以省份為單元不能充分區別其差異性，因此以8個區域為切入點進行分析。

1概念模型、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概念模型

為了從機理上揭示我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對國內旅游的影響，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概念模型(圖1)。圖1顯示:①收入決定居民的消費能力。隨著經濟增長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斷增加，居民對精神文化消費的需求日益增強，旅游購買力增強，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隨之增長。②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城市居民人均收入高，出游率和人均消費高，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低，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低。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國民旅游需求增加，促進了國內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的增長。③我國疆域遼闊，各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因此本研究將我國劃分為8個區域進行分析。但各區域內部也存在差異，地理因素是造成其差異的關鍵因素，即一個區域內各省份旅游資源富集度不同，距離熱點旅游區遠近不一，旅游區位優越程度相異，其國內旅游的發展水平必然存在差異，如甘肅距離陜西、四川等旅游大省較近，旅游發展水平高于新疆、青海等地，可視為地理環境的外部溢出效應。因此，引入地理因子這一虛擬變量，區位優越性對國內出游率是正影響，而對人均旅游花費是負影響，因為距離熱點地區較近，出游的頻次變高，而交通成本卻相對較低。④該模型中的國內出游率和人均花費均以總人口為計算基數，即分別為平均出游率和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費，兩者相乘為國內旅游總收入。

1．2數據來源與整合

本研究選取兩個維度的基礎指標:經濟和城市化發展方面，以人均GDP指標來反映經濟增長，以城市化率指標來反映城市化發展;國內旅游發展方面，由于西藏自治區的數據不具備連續性，且農村居民出游以一日游為主，因此選取中國內地除西藏自治區外的30個省份農村一日游、39個城市居民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費指標，所用數據來自2001—2014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國內旅游抽樣調查資料》《中國統計年鑒》。在原始數據的處理上，考慮到城市發展受突發事件影響很小，而旅游發展更容易受自然災害、經濟危機等各種危機事件的影響，因此訂正了特殊年份的旅游數據。需要強調的是，本研究通過農村居民一日游旅游數據和城市旅游數據，計算出我國30個省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費，具體方法為:先將39個城市的旅游數據轉換為30個省份的數據，即按照各個城市所屬省份歸類，取平均值;再將農村數據和城市數據整合，得到30個省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費。平均出游率:RTi=RTUi×RUi+RTAi×(1－RUi)。(1)居民人均旅游花費:PC=RTi×TPCi。(2)式中:RTUi為城市居民出游率;RTAi為農村居民出游率;RUi為各省份城市化率;TPCi為各個省份游客的人均旅游花費。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面板數據分析為主，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首先，構建經濟增長與城市化推動國內旅游發展的概念模型，在此基礎上提出4種假設:第一，居民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分別是人均收入、城市化率的函數;第二，居民出游率是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函數;第三，居民人均旅游花費是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的函數;第四，個別區域內部由于地理因素差異，在分析時引入地理因子這個虛擬變量，將旅游區位優越的省份地理因子設置為1，相對不優越的設置為0。綜上所述，設居民出游率為RT，居民人均旅游花費為PC，城市化率為RU，人均收入為PI，將3種假設細化成公式。假設1:RT=aRU+δ;RT=aRU+bPI+φ;PC=cRU+ψ;PC=dPI+γ，a，b，c，d，δ，φ，ψ，γ為待求參數。假設2:RT=aRU+bPI+α，a，b，α為待求參數。假設3:PC=cRU+dPI+β，c，d，β為待求參數。假設4:引入地理邊緣虛擬變量，設虛擬變量為ε，即:RT=aRU+bPI+eε+α;PC=cRU+dPI+fε+β。其中:a，b，c，d，e，f，α，β均為待求參數。其次，分析人均GDP及城市化率單因素對居民出游率及人均花費的影響，即分別以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為因變量，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作為自變量，利用2001—2014年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構建4個一元回歸模型，驗證第一個假設。采用這種類型數據的優勢在于能夠避免截面數據相關性較低、時間序列數據較易出現偽回歸等弊端，并且能增加樣本量，即將30個省份，每個省份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均列入到統計中，每項指標的樣本量由原來的14個增加到420個，使各項指標之間所呈現的規律更加明顯。接著將30個省份合并為八第4期馮慶，等:我國八大區人均GDP及城市化對居民國內旅游的影響•大區域，綜合分析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對居民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費的影響，構建兩組18個回歸模型，驗證前文的其他3個假設。

2人均GDP、城市化對出游率的影響

我國國內旅游起步晚，發展快，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對旅游的需求已變成一種剛性需求，加之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進一步推動，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迅猛增長。游客出游率反映的是游客的旅游參與程度，而居民平均出游率則反映的是國民的旅游參與程度，因此本研究以計算出的居民平均出游率進行定量分析。

2．1人均GDP對居民出游率的影響

新時期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隨著人均GDP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影響個人收入水平的因素一定時，旅游需求和個人收入之間基本上呈正相關關系［27］。為探究其關系，本研究利用2001—2014年30個省份14年的面板數據，構建人均GDP與出游率的回歸模型并繪制關系圖(圖2)。回歸方程如下:RT=28．77PI+50．858。(3)方程(3)的相關系數R=0．811，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F統計量為508．026，自相關檢驗值(D．W)為0．682，均通過檢驗，且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2．877百分點。圖2表明居民出游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且散點由內而外越來越稀疏，人均GDP在3000～26000元之間，出游率120%以下散點最為密集，基本上反映了各省份2001—2005年的人均GDP和出游率的發展水平;各省份2006—2014年的人均GDP在26000～42000元之間，出游率在120%～200%之間;人均收入達到42000元以上，出游率200%以上的區域散點較稀疏，主要分布著北京、天津、上海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

2．2城市化對居民出游率的影響

2000年以來，城市化快速發展，截至到2014年城市化率已達到54．8%，年均增長1．33百分點。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國內旅游中也存在二元結構，即城市居民的生活觀念、方式及生活水平均優于農村，城市居民收入高，出游率高，農村居民收入低，出游率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不斷減少，居民的總出游率提高。為了直觀地反映各省份的城市化率和出游率之間的關系，本研究構建回歸模型并繪制散點圖(圖3)。回歸方程如下:RT=2．388RU－4．251。(4)方程(4)的相關系數R=0．677，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F統計量為223．700，自相關檢驗值(D．W)為0．735，均通過檢驗，且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增加2．388百分點。由圖3可知，出游率總體上隨著城市化率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區域間發展水平差異導致散點分布差異明顯。例如，北京、天津及上海(虛線標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市化率高，居民出游率高。甘肅、四川、湖南、重慶、陜西及湖北等省份，城市化率在30%～50%之間，而出游率大致在150%～250%之間，這是因為這些省份雖然城市化發展水平不高，但是旅游資源豐富，居民的周邊游頻率較高。還有部分省份(如黑龍江、吉林)，城市化率在50%～60%之間，但出游率卻在100%以下，原因在于這些省份雖然經濟發展水平居中，但地理位置較偏，出游的交通阻力較大，出游率較低。

2．3人均GDP和城市化對居民出游率的綜合影響

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緊密相關，且共同推動居民國內旅游的發展。考慮到30個省份間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水平的差異較大，將其合并為8個區域進行分析。表1為8個區域及全國城市化率、人均GDP與出游率的回歸方程。由表1可知，各區域F在31．879～510．509之間，D．W在0．684～1．793之間，均通過檢驗，R除全國略低外，其余地區均在0．876以上，表明模型擬合度較好。從全國尺度來說，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2．830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增加0．056百分點，人均GDP對出游率的影響較大，而城市化率則對其影響較小。分區域來說，可劃分為以下4種類型。

①東北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3．149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增加7．148百分點，城市化對出游率的作用大于人均GDP的作用。

②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及西南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分別增加1．636，1．545，4．162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分別增加1．565，2．248，3．093百分點，人均GDP和城市化對居民出游的影響相當。需要強調的是，西南地區內部發展水平亦不一致，重慶作為一個直轄市，城市化發展較快，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其他省份，因此將重慶市數據剔除。

③南部沿海、長江中游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分別增加3．887，5．867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分別增加0．351，1．789百分點，人均GDP對居民出游的影響大于城市化的影響。

④黃河中游和大西北地區:這兩個區域內部差異顯著，各省份在旅游發展上不存在一致性，具體表現在陜西是旅游大省，出游率較高，旅游發展水平較高，而山西、河南及內蒙古3個省份則顯現出了較高的一致性，旅游發展水平均與陜西有明顯差距。甘肅省的出游率明顯高于青海、寧夏及新疆，主要因為甘肅省距離中原地區尤其是陜西、四川等旅游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較近，地理位置相對優越，出行距離較近。因此在分析這兩個區域時，要引入地理因子虛擬變量，將陜西、甘肅的地理因子設置為1，其他省份設置為0。另外，新疆由于受自然災害和特殊事件影響，居民出游較不穩定，波動較大，對整個區域的分析帶來干擾，因此，剔除新疆2006年之后的數據。黃河中游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3．410百分點;地理因子對居民出游的影響為正，系數為65．440，說明用地理因子來解釋該地區內部的旅游發展水平差異是較科學的;城市化率系數為負，表明在該地區人均GDP對居民出游影響較大，而城市化影響較小。大西北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7．205百分點，地理因子對居民出游的影響為正，系數為60．798，這是因為越靠近熱點旅游地區，居民出游率越高。城市化率系數為負，表明該地區人均GDP對居民出游的影響大于城市化對居民的影響。

3人均GDP、城市化對旅游花費的影響

經濟水平以及旅游過程中的旅游產品、交通、食宿等價格是決定旅游發生的基本因素［28］。也就是說收入水平的高低能夠決定居民的出游以及出游中的花費，而我國城市居民收入高，旅游花費高，農村居民收入低，旅游花費低。隨著經濟的增長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人口和收入均得到增加，旅游總花費隨之增長。當游客出游率高于100%時，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費高于游客的旅游花費，因此，與游客人均花費相比，居民人均旅游花費更能反映新時期國內旅游的發展水平。

3．1人均GDP對旅游花費的影響

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可支配收入隨之增加。旅游是人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后的高層次消費活動，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才有旅游支付能力。本研究依據2001—2010年30個省份的統計數據構建了回歸模型并繪制了各省份人均GDP與人均旅游花費的散點圖(圖4)。回歸方程為:PC=288．48PI+32．551(5)方程(5)的相關系數R=0．886，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F=996．820，D．W=0．620，均通過檢驗，且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居民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8．848元。圖4顯示兩者呈直線相關性，除個別散點外，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發展和人均旅游花費處于人均GDP30000元以下、人均旅游花費1000元以下的水平。北京、天津、上海3個直轄市人均GDP較高，居民人均旅游花費也較高。因此，這些散點零星分布于該圖右上角。

3．2城市化對旅游花費的影響

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觀念、生活方式和標準高于農村，城市居民人均旅游花費也比農村高，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不斷增加，農村人口逐漸減少，居民的旅游總花費提高。為直觀反映城市化率與居民人均旅游花費的關系，本研究構建回歸模型并繪制散點圖(圖5)。回歸方程如下:PC=25．621RU－596．529。(6)方程(6)的相關系數R=0．792，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F=443．459，D．W=0．771，均通過檢驗，且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5．621元，兩者呈直線相關關系。具體來說，各省份發展有較明顯的差異，圖5中用虛線圈出來的部分為京津滬3個直轄市的發展情況，城市化率和人均旅游花費均較高。其他區域發展水平相對密集，集中在城市化率50%以下、人均旅游花費在1000元以下的水平。

3．3人均GDP和城市化對旅游花費的綜合影響

表2為8個區域及全國城市化率、人均GDP與居民人均旅游花費的回歸方程。由表2可知，各區域的F統計量在30．914～529．455之間，D．W值在0．629～1．704之間，均通過顯著性檢驗。R值均在0．890以上，表明模型的擬合度較好。從全國尺度來說，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居民的旅游花費增加24．608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費增加5．144元，居民收入對旅游花費影響較大。分區域來說，可劃分為以下3種類型。

①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3．131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4．298元，經濟增長與城市化對居民旅游花費影響均較大。

②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長江中游及黃河中游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分別增加20．117，39．565，43．345，23．334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分別增加9．914，6．184，10．360，6．575元，人均GDP對居民旅游花費的影響遠大于城市化的影響。同上，在分析黃河中游地區時引入地理因子，研究發現地理因子對人均旅游花費的影響為負，表明距離熱點旅游區越近，旅游區位越優越，居民出游成本尤其是交通成本越低。

③東北地區、西南地區及大西北地區:東北地區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減少121．658元，城市化對居民人均旅游花費的影響為反方向。人均GDP的影響是正向的，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增加63．634元。因為該區域城市化率增長緩慢，而經濟發展較快，經濟增長對旅游的貢獻更大。對西南地區數據的處理與前文一樣，剔除了城市化發展較快的重慶市。表2看出，人均GDP和城市化率均對居民人均旅游花費有正影響，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增加36．899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增加1．201元，該地區人均GDP對居民出游的影響遠大于城市化的影響。大西北地區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增加62．595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減少31．638元，原因在于大西北地區城市化水平較低，且發展較慢，對人均旅游花費貢獻不大，而人均GDP對旅游花費的貢獻較大。另外，地理因子對人均旅游花費的影響為負，系數為－300．603，再次驗證地理因子對人均旅游花費為負影響。

4結論

1)人均收入和城市化促進居民出游率增長。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出游率增加2．877百分點，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增加2．388百分點。其中各個區域發展水平不均衡，北京、天津、上海3個直轄市經濟發展水平高，城市化率高，居民出游率高。人均GDP與出游率的散點分布更規律，大部分省份的發展水平集中在人均GDP3000～26000元、出游率120%以下。

2)人均收入和城市化促進居民人均旅游花費的增長。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8．848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人均旅游花費增加25．621元。京津滬3個直轄市人均GDP高，城市化率高，居民人均旅游花費也較高。其他大部分省份發展水平處于人均GDP30000元以下、城市化率50%以下、人均旅游花費1000元以下。

3)通過構建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和居民出游率及人均旅游花費的兩組18個回歸模型，得出人均GDP每增加1000元，城市化率每增加1百分點，出游率則分別增加2．830，0．056百分點，居民旅游花費分別增加24．608，5．144元。由于區域差異，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對居民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費的影響有差異。

4)除了受經濟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影響外，地理因素對旅游區位優越省份居民的出游率有正影響，對居民的人均旅游花費有負影響，如陜西、甘肅在本區域內地理位置優越，區域內旅游資源豐富，距熱點旅游區較近，其出游率遠高于其他省份，而人均旅游花費卻相對較低，此為地理環境帶來的外部溢出效應;東北和大西北地區居民人均旅游花費主要受人均GDP的驅動。

參考文獻:

［1］魏小安，馮宗蘇．中國旅游業:產業政策與協調發展［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3．

［2］魏小安，韓健民．旅游強國之路:中國旅游產業政策體系研究［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03:141－142．

［3］孫根年．國際旅游支付方程、支付等級與旅游偏好［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2001，17(1):50－54．

［4］宋詠梅，孫根年．中國城市居民旅游購買能力統計分析［J］．城市問題，2006(2):54－58．

［5］孫根年，韓亞芬．基于自主特征中國省際國內旅游預測模型構建［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36(1):81－98．

［6］孫根年，薛佳．收入驅動的居民國內旅游模型研究［J］．商業研究，2009(5):13－16．

［7］谷慧敏，伍春來．中國收入分配結構演變對國內旅游消費的影響［J］．旅游學刊，2003，18(2):19－23．

［8］劉文彬．我國城鄉居民的經濟收入與旅游消費關系的定量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9(10):92－93．

［9］張凌云，房蕊．日本出國旅游需求與人均GDP關系實證研究———兼議對我國出境旅游發展的啟示［J］．旅游科學，2011，25(3):24－34．

［10］張凌云，譚劍．美國出國旅游消費與人均GDP關系實證研究［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5):8－13．

［13］陸林，葛敬炳．旅游城市化研究進展及啟示［J］．地理研究，2006，25(4):741－749．

［14］黃震方．發達地區旅游城市化現象與旅游資源環境保護問題探析———以長三角都市連綿區為例［J］．人文地理，2001，16(5):53－57．

［15］王冬萍，閻順．旅游城市化現象初探———以新疆吐魯番市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3，17(5):118－122．

［16］麻學鋒，孫根年．張家界旅游城市化響應強度與機制分析［J］．旅游學刊，2012，27(3):36－42．

［17］李東和，吳晨，汪燕．黃山市旅游與城市互動發展關系模式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3，32(4):69－73．

［18］馮慶，孫根年．品牌旅游城市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及形成分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5，34(3):85－90．

［19］朱竑，賈蓮蓮．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經濟地理，2006，26(1):151－155．

［22］稅偉，張啟春，王山河．城市化對城市近郊鄉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影響分析［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5，24(6):89－92．

［23］卿前龍．城市化與休閑服務業的發展［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22(6):89－92．

［24］徐潔，華鋼，胡平．城市化水平與旅游發展之關系初探———基于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間序列動態計量分析［J］．人文地理，2010，25(2):85－90．

［25］王永剛．上海城市化進程與旅游業發展的動態計量研究［J］．華東經濟與管理，2012，26(7):1－5．

［26］楊亞麗，孫根年．城市化推動我國國內旅游發展的時空動態分析［J］．經濟地理，2013，33(7):169－175．

［27］謝彥君．基礎旅游學．［M］．3版．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1．

［28］高衛國．關于旅游空間格局與旅游區位的思考［J］．思想戰線，2001，3(27):36－38．

［39］孫斌棟，魏旭紅．上海都市區就業－人口空間結構演化特征［J］．地理學報，2014，69(6):747－758．

［40］張文忠，劉旺，孟斌．北京市區居住環境的區位優勢度分析［J］．地理學報，2005，60(1):115－121．

作者:馮慶 孫根年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旅游與環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