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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與戰略雜志》2014年第十二期

一、總體戰略布局與構思

綜合考量以上諸多因素和發展經驗，需要為江蘇產業競爭優勢轉型提供總體戰略構思，以期突出核心要點，把握正確方向，在宏觀層面確保道路正確、思路正確和方法正確。

（一）江蘇應當“矮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所謂“矮筑墻”，就是減少行政審批手段和降低貿易壁壘。充分發揮“昆山經驗”，精簡審批流程和加快審批速度。進一步開放市場，以較低的區域進入門檻來提升內部產業競爭度，以期促使區域競爭力的快速發展。所謂“廣積糧”，就是指目前江蘇地區仍需進一步擴大資本積累，同時做到真正藏富于民，未來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都必須依賴強大的內需驅動，不可完全依賴外向型經濟，因此需要重視基礎的積累。所謂“緩稱王”，就是指國內目前可以與長三角地區相抗衡的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國外則是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等五大城市群，在與這些巨大城市群發生關系時，不可一味逞強冒功。長三角不能一味地追求超越傳統的世界五大城市群。區域經濟的發展不能脫離國家發展現狀。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整體與局部的經典論述是，整體與局部相互依賴，互為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在觀察和處理問題時候要著眼于立足于整體，追求系統整體的最佳效應，防止和反對以局部利益來損害整體利益的現象。江蘇地區如果真正實現快速超越，那么必將完全與國家經濟水平相脫節，一系列社會問題將暴露，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將日益凸顯。

（二）政府應充分釋放中小企業在競爭中的效能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是決定產業競爭力的關鍵。面對上下兩端擠壓，已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國制造業不應停留在初級水平，江蘇也不應再做廉價的“世界工廠”。加快培育、鞏固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競爭力的新優勢，是必須要走且非常緊迫的一步。本人認為，未來在產業競爭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不再會是規模龐大的巨型企業，而是分布式、分散化的中小企業，不過這些企業必須生存于成熟的、有效的產業生態圈中。這些企業的市場適應力、需求反應速度都大大高出傳統大型企業，面對市場競爭有著獨特的優勢。政府必須營造出對內公平公正、扼制壟斷，對外抵御沖擊、團結協作的健康生態環境，這是中小企業能夠充分發揮效能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中的基礎。關于中小企業生態環境的框架搭建，在當下“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背景下，應建立“邦聯式”組織。邦聯制（Confederation）本是政治詞匯，用于此是為了強調中小企業生態環境的超政府絕對強制力的特征。這一松散的組織，應滿足以下四個條件：給予組織內部成員充分自由選擇發展方向的權利；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政府不應制定過于強制性的條款進行不合理約束；政府的職責主要是兩點，一是維護本組織內公平公正，確保各企業能夠獲得同等發展地位，二是強力應對江蘇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遭遇的不合理對待和惡意控訴，維護江蘇企業在國際競爭平臺上的合理權益；嚴格建立組織準入準出制度，對有培養前景且需要大力支持的企業準予進入，在其具備獨立應對能力后退出本生態環境，這種類似博士后流動站的生態模式可以增加內部成員流動性，使得真正需要國家資源傾斜的企業能夠獲得資源。

（三）高度重視本土市場的價值這里本土市場所指并不是局限于江蘇境內，而是指國內市場。新工業革命競爭優勢建立于快速市場需求反應和個性化產品供應。快速的市場需求反應建立在高效準確的信息收集分析體系基礎上，個性化產品供應則建立在高度柔性生產線基礎上。目前我國外向型大規模同質化生產體系顯然已經不能符合時代需求，新工業革命將會激發反全球化浪潮，全球分工體系可能更加傾向于地區產業格局。尚處于“未激活”狀態的內需市場將會拖累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腳步。因此，必須平衡國內收入不均的不利局面，簡政減稅以實現真正的藏富于民。阿里巴巴在紐交所實現成功上市，并一舉成為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聯網公司的事實告訴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并無重大建樹的國內企業，只要充分利用好國內市場這一“聚寶盆”，就可以擁有不可估量的發展空間。反之，僅“攘外”而忽視“安內”的企業必將得不償失，喪失其獲取競爭優勢的根本。從某種意義上，新工業革命逼迫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發展戰略，高度重視起本土市場。在地區貿易保護主義不入主流的現狀下，我們不能完全通過行政力實現本土市場的控制，而只有通過本土企業在文化、理念、產品質量、技術含量等方面的綜合突破實現本土市場的控制。一種技術只有實現規模經濟，才能取得快速和全面的技術突破，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為我國實現技術趕超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歐洲由于其本土市場的狹小，很多先進技術并沒有迅速實現產業化，相反美國引進新技術后迅速提高生產率，利用廣闊的本土市場帶來的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反過來占領甚至壟斷了歐洲技術先發國的市場。這昭示著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本土市場的掌握，不能為他人所用，最終使自身受制。

二、實現江蘇產業競爭優勢轉型的政策謀劃

江蘇有著諸多領先于其他地區的特色優勢，這些優勢領域的進入門檻相當高，充分利用對于產業轉型有著獨特含義。同時，幸福導向型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關鍵產業的突破是獲取優勢的有效手段。以理念促發展，以人才保發展，以政策助發展，是江蘇實現產業競爭優勢成功轉型的重要一著。

（一）利用江蘇特有的文化理念和科技優勢形成特色競爭優勢主席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上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要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江蘇歷史悠久，文化繁榮，加之改革開放以來迅速膨脹的經濟實力和雄厚的科技實力，這些內外部條件使得江蘇能夠擁有特色競爭優勢。新工業革命下，人的勞動價值更多體現在理念和觀念層面，而融合高科技的文化創意產業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江蘇特色競爭優勢的有利選擇。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賦，借助高科技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利用，通過知識產權開發、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創造財富和增加就業作用顯著的產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包含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和智能產權。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是載體，創意是核心，是經濟、文化、技術等相互融合的產物，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滲透性和輻射性。文化創意產業一直以來不被高度重視，而這一“軟產業”實質上能夠充分發揮江蘇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非對稱競爭優勢。經濟是基礎，能夠決定上層建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既是對經濟發展的有益補充，更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高水平體現。除了政治、經濟等硬實力的競爭外，文化等軟實力的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文化創意產業從誕生伊始便占據價值鏈高端，并且由于其低能耗、低污染的特征，滿足我國“兩型社會”的發展訴求，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安全重要性不夠重視的原因，是文創產業并不像高端裝備制造業那樣“顯性”作用于國家安全。一個產業是否能影響到國家安全很重要的指標就是能否成為一國的支柱產業。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文化創意產業很有可能成為未來重要的支柱產業。而如達到此高度，則文化創意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就與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緊密掛鉤。因此，江蘇需要抓住這一發展契機，不斷拓展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式發展。

（二）大力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新工業革命及后新工業革命時代，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提升，機器代替工人的程度會越來越高。目前機器可以替代初級腦力勞動，但未來必將實現對人類的全部替代。這時，幸福導向型產業的發扎會越發具有價值。馬克思曾經指出，資本主義時代是機器排擠人的時代，但新工業革命下是良性的機器排擠工人，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勞動與否，也可以選擇從事何種勞動。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勞動的根本轉變。江蘇作為國內先發地區，在率先實現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前提下，理應優先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但實際上，江蘇這一新興產業的發展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反觀改革開放橋頭堡的廣東，早在2012年8月就提出《培育幸福導向型產業體系五年行動計劃》，在全國首次正式推出幸福導向型產業發展目標。廣東立足于“為產業轉型升級和幸福廣東構建提供重要載體和物質基礎支撐”這個前提，選擇了健康衛生、便捷出行、食品餐飲、體育健身、智慧生活、文化娛樂、休閑旅游、綠色環保等八類服務業作為發展重點。可以預見，未來從體力勞動和簡單腦力勞動中釋放出來的人口，會更多投入到提高整個社會生活品質和文明程度的幸福導向型產業中去。幸福導向型產業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這與現階段我國提出的以人為本發展方向相一致，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江蘇應該發揮互聯網技術、大數據產業和跨領域平臺方面的優勢，以物為出發點，以人為落腳點，以人的需求為競爭的核心導向，建立健全幸福導向型產業的發展規劃和制度搭建。

（三）確保生產性服務業有效推動制造業升級在勞動力既定的情況下，資本偏向的技術變遷帶來機器設備投資的增長，不僅提高了密集使用這些機器設備產業的資本密集度，實現了產能擴張，同時又使得機器設備本身制造的產業范圍和規模擴張。服務業發展的內在動力來自于技術進步和收入需求彈性這兩大因素。每次時代性技術革命引發各大產業部門內部各個產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出現差異，引發勞動力在各部門間轉移和再配置。對于第三次產業的服務業來說，其興起、擴散范圍和分工深化比第一、第二產業更加依賴于勞動力部門間配置。不僅如此，面向制造業中間投入的服務業創新更加依賴良好的上下游企業合作和競爭的市場環境、知識與信息密集型要素投入和組織創新。帕帕斯和希恩（1998）、卡諾米里格路和卡爾森（1999）認為，服務業是制造業生產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不可能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制造業部門。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服務業的一部分，可以加速二三產業的融合。江蘇必須認清當下制造業的中間投入中服務的投入大量增加的現實，促進智能終端與應用服務相融合、數字產品與內容服務相結合，推動產品創新，拓展服務領域，發展服務于產業集群的電子商務、數字內容、數據托管、技術推廣、管理咨詢等服務平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效推動制造業升級。

（四）率先實現人才培養體系變革新工業革命使得勞動力因素在生產中的影響力有了質的降低，產業競爭力根本上不會與勞動力成本掛鉤。經過勞動力差異修正后的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力成本在2010年約為美國勞動力成本的30%，而到2015年前后則會上升到45%左右，勞動力成本較先發地區優勢縮小的趨勢不可避免。在這一基礎上，數字化、智能化生產方式的出現則進一步加快我國既有比較優勢的削弱速度。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工業革命形成了智能機器代替腦力勞動的新格局，這是既前兩次工業革命機器代替人的體力勞動后的又一原則性突破。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衰落是不可逆的，生產智能化、自動化進程不可阻擋。與其等待新技術革命徹底淘汰我國賴以生存的建立在勞動力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不如主動應對，提前進行自我改良，以信息化與工業化的“兩化融合”促進企業成本與價格優勢重建。建立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教育體系，對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著決定性的提高，這可以充分應對日益加深的知識密集型經濟時代的到來。雖然第二、三次工業革命實現了機器對勞動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替代，但新工業革命的人本思想仍強調了人在生產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忽視勞動力素質培育的國家必將從根本上喪失競爭優勢。先進制造技術研發人才和知識型員工的缺乏，加之制約高端人才流動的諸多制度性壁壘，將成為江蘇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最大障礙。分散合作式教育課堂有利于培養個性化人才，決不能讓學生如同標準生產線一樣，被教育成無差別人才。

作者：汪亞青單位：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