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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評論雜志》2015年第八期

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1］。面對2008年前后的世界糧食危機和我國糧食生產的新情況，2008年11月13日，國務院通過了《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此規劃明確提出“集中力量建設一批基礎條件好、生產水平高和糧食調出量大的核心產區”。在此背景下，河南、吉林、黑龍江等省份陸續成為了國家的糧食生產核心區。于是，一個問題擺在了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面前:糧食核心區省份是否應該大力推進工業化?事實上，通過中部崛起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等戰略的實施，可以看到國家高層對這些省份推進工業化始終給予了積極支持的態度。然而，一些官員和學者卻對此給予了否定的觀點，甚至有人明確指出:讓沿海工業發達地區或內地一些工業城市去發展工業，糧食主產區則“專心”務農［2］。這種觀點使這些糧食核心區省份在一些具體政策或實際利益上受到了影響。這里暫且不去評價這種觀點的對錯，但有一些事實不容忽視:工業化是一個地區實現經濟增長與現代化的必然途徑［3］，除此之外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提高糧食價格實現地區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建議并不現實;與此同時，這些地區的人民都有快速實現富裕的愿望，在市場經濟的規律下自然地選擇了發展工業的道路;再者，這些地區都已具備較好的工業基礎，而且大多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如河南等省份就處于中國中部)。這些事實讓很多人相信，人為阻礙糧食核心區省份的工業化進程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同時也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由此，非常有必要深入地研究上述問題。糧食核心區是否應該大力推進工業化，歸根結底是要回答工業化是否會影響糧食生產。持上述否定觀點的學者就是認為，工業化會對糧食生產產生負面影響。其邏輯很簡單:工業化就要占用耕地，耕地減少就意味著糧食產量的減少［4］，這是一個最普遍的理由;與此同時還有學者指出，工業化還要占用優秀人力資源，這意味著糧食生產效率的下降［5］。然而，事實一定是這樣嗎?換句話說，工業化就沒有對糧食生產的積極影響嗎?這種積極影響的作用不能超過其負面影響嗎?本文將對此會給予明確的回答。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準確衡量工業化與糧食產量之間的關系。當然本文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希望證明在一定條件下工業化對糧食生產存在積極作用，即推進工業化可以提高糧食產量，以此給糧食核心區省份推進工業化提供依據。

截至目前，僅僅有為數不多的學者對工業化與糧食生產(或糧食安全)的關系給予了研究。可以想到的是，相對多的學者得出了負相關的結論。史春［2］認為，我國的糧食主產區不去致力發展工業，可以節省大量耕地，以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劉志雄等［6］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工業化對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正外部性被負外部性所抵消，最終表現為負效應，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糧食播種面積和農民種糧積極性這兩個重要因素來表現。曹利群［7］研究了工業先行區(浙江、江蘇等)工業化進程，認為其工業化是以破壞糧食生產為代價的。而崔亞平［8］研究認為，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在水與地的爭奪戰中，與工業相比附加值較低的農業被逼到了極限境地。與此同時，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認為工業化能夠推動糧食生產的積極觀點。王澤填和林擎國［9］研究認為，從短期看，工業化和糧食生產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從長期看糧食生產和工業化是統一的。曾靖［10］研究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我國把現代工業化的成果用于農業，在糧食生產中不斷增加機械、電力、化肥、農藥等現代化生產要素的使用量，促進了糧食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提高。而《求是》雜志社總編室聯合調研組在對河南省進行調研后認為，河南的實踐證明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可以并行不悖、彼此兼顧。另外，陳紅梅［12］通過計量方法對此問題給予了研究，結果顯示:工業化程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會帶動糧食產量增加約10.8%。整體上看，關于工業化與糧食產量關系的研究是相對有限的，且定量的研究更加不足。所以，本文希望通過對歷史事實的總結，同時利用數理和計量的方法，對此問題給予全面而客觀的研究。而且，本文也認為，糧食核心區省份不可能無極限的推進工業化。如上所說，本文研究的傾向性在于希望證明在一定條件下工業化對糧食生產存在積極作用。對此，本文將做一個開創性的工作，即提出計算上述工業化對糧食生產存在積極作用的條件的方法，并依據此方法對6個糧食核心區省份進行相應的計算。這個計算結果可以顯示，在工業化達到什么程度以前，這些省份可以大力推進工業化。

一、現象描述與理論假設

如上所述，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基于工業化會占用農村耕地和人力資源的認識而認為工業化對糧食產量存在負作用。然而，一些歷史的或現代的事實卻提供了相反的例證。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現代化歷程來看:工業化水平快速提高的過程恰恰也是農產品日益豐富的過程，這是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規律［13］。如美國、加拿大、法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它們既是發達的工業國，也是發達的農業國，都沒有因推進工業化而削弱農業［14］。以美國為例，美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化國家，也是最大的農業發達國家，其糧食生產和出口在全球糧食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全球玉米出口中，美國占比更是高達54%左右［15］。美國西部曾是工業與農業都相對落后的地區，而工業化進程中引發的技術創新與發明帶動了美國西部地區糧食產量的快速增長，種子改良、機械化農具的發明以及農業機械的改進和廣泛運用，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西部的農業面貌和經濟地位，使之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大糧倉［16］。事實表明，美國工業化高速發展的階段也恰恰是糧食生產加速增長的階段。再把視線放到國內，以河南省為例。在此以實際數據說明問題，選取河南省1978－2011年糧食總產量與工業化率①的時間序列數據做出趨勢圖(見圖1)。如圖1所示，1978－2011年河南省工業化水平與糧食產量均表現出連續增長的趨勢，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自2000年以來，河南省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工業化率穩步提高，年均增長約兩個百分點，工業在全省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與此同時，河南糧食總產絕對量也穩中有增，占全國比重逐步提高，盡管糧食總產量曲線在2003年出現凹點，與2002年相比減少了700萬噸(主要是由于2003年秋季，河南省遭遇了罕見的洪澇災害，致使秋季農作物大幅度減產)，但是2003年之后的每一年，糧食總產量均平穩快速增長，并連續十年穩居全國首位，在全國糧食供給格局中的戰略地位更加鞏固。由此可以證明:作為全國糧食生產大省，河南在加快推進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并沒有以犧牲糧食生產為代價，反而呈現出糧食產量不斷攀升，工業化率持續提高的良好局面。換句話說，工業化與農業糧食生產是可以實現互動雙贏的。基于上面描述的事實，本文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工業化可以與糧食產量具有正相關關系，也就是工業化可以在整體上促進糧食產量的提高。這就是本文的理論假設。至于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本文相信它是多個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工業的持續發展，通過農藥、化肥、農資機械、新型種子等要素的不斷投入，可以加快農業的技術改造和集約化經營［17］;高新技術的開發和運用，拉長了農業產業鏈條，增加了農產品附加值，為農產品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需求;工業化的推進還可以為農業人才培育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為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空間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發展工業化的過程必然會使原有耕地非農化轉換，減少耕地面積的現實儲量，但是工業化的發展對耕地面積的增加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1)工業化的持續發展，使得技術革新步伐加快，更多的高新技術及礦山設備投入使用，使那些原本不可利用的荒地被開發為耕地②;(2)工業化的發展帶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促使農村人口大批向城市流動，農村居民原有的住房、小型工廠、手工作坊、園地、自留地等占地重新轉化為耕地，使常用耕地面積增加。基于上述積極因素考慮，本文認為，正確處理糧食生產與工業化發展之間的關系，協調推進工農產業發展，合理配置生產要素，是可以實現工業化與糧食生產相互促進、互動雙贏的［18］。當然，這種促進關系是不可能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而一直持續的，工業化對土地的占用總有一刻會超過工業化對糧食生產的積極作用，這就是程度的問題，也就是上面說的“一定條件”。本文對此也會做深入的討論。

二、模型設計與說明

1、模型基本形式先從最簡單的數量關系開始。盡管“糧食產量”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但都可以體現在“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耕地面積”兩個變量的變化之內。很顯然，前者等于后兩者的乘積，這是一個恒等式。于是可以建立本文最基礎的數理模型:在式(1)中，Q表示糧食總產量，A、U分別表示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耕地面積。在官方統計中，耕地面積常常采用“年底常用耕地面積”指標。下面開始引入工業化的影響，對此要做兩方面的工作。首先建立工業化與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即變量A的關系。如上面的討論，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更多的高新科技和其他可變要素被運用到農業生產中去，如化肥、太空種子、農業機械化等，使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由此可以認為，工業化程度與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之間應該呈現正相關關系［19］，而且這種正相關關系具有極限。因此，工業化程度與單位面積糧食產量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下式表示。其次建立工業化與耕地面積即變量U之間的關系。上面曾經談到很多學者反對糧食核心區省份推進工業化的觀點，其觀點的核心內容就是工業化進程造成了耕地面積的減少。本文也同樣認為，從長期看工業化必然導致耕地面積的絕對減少，這是一個客觀事實［20］。但前面的理論假設中我們也給出多個理由，說明在一定時期內工業化可能帶來耕地面積的增加［21］。表1全面顯示了m和n的所有取值組合與相應省份是否應該工業化的全部情況。但是，考慮到m=0或n=0是比較極端的情況，在理論上存在而在實際中幾乎不存在，尤其在計量研究中不可能存在。因此，在本文下面的計量研究中主要關注“m＞0、n＞0”和“m＞0、n＜0”情況。而且，我們也能注意到，隨著n從＞0逐漸變成＜0，工業化對糧食產量的影響也逐漸從積極變成消極。在“m＞0、n＞0”時，工業化會極大地提高糧食產量，本文將之稱為“工業化推動糧食產量提高的起飛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應該毫不猶豫地鼓勵工業化。而在“m＞0、n＜0”時，我們卻要給予具體分析:在工業化水平達到某一臨界值前，推動工業化仍然會提高糧食產量，當然政府也應該鼓勵工業化，對于這一階段本文稱之為“工業化推動糧食產量提高的高級階段”;在工業化水平超過上述臨界值之后，繼續推動工業化會導致糧食產量的下降，當地政府不應該繼續推進工業化④，這一階段本文稱之為“過度工業化階段”。對于系數值組合處于“m＞0、n＜0”情況的糧食核心區省份，本文會根據計量結果計算其臨界值，以判斷其是否應該繼續推進工業化。

三、模型檢驗與結果分析

1、數據選取的說明在判斷糧食核心區是否應該推進工業化之前，我們需要對模型(2)和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從而得出m和n的值。本文使用河南、河北、山東、吉林、遼寧、黑龍江六個糧食核心區域1995－2013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資料來源于六省1996－2014年的統計年鑒。在變量取值時，人均工業產值⑤(G)是用各省第二產業中的工業產值除以各省的年末人口總數得到的，并以1995年為基期的價格指數進行了平減處理;耕地面積⑥(U)直接選用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糧食單位面積產量(A)是用各省歷年的糧食總產量除以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得到的，單位為噸/千公頃。

2、數據的穩健性檢驗在對模型做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驗證所選取的由六個糧食核心區組成的面板數據是否平穩。本文利用Stata12.0軟件分別對變量單位面積產量(A)、耕地面積(U)以及工業化程度(G)進行檢驗。在檢驗時，本文選取了Levin，Lin，Chu(LLC檢驗)和Im，Pesaran，Shin(IPS檢驗)兩種主要的檢驗方法。檢驗統計量和相伴概率值見表2。檢驗結果表明:變量A、U和G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LLC檢驗和IPS檢驗，由此可得，變量A、U和G均是零階單整的，即I(0)，具備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

3、協整檢驗穩健性檢驗表明三個時間序列變量滿足協整關系的前提條件，那么，究竟A、U和G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呢?這個回答能夠說明即將進行的回歸是否偽回歸并如何避免偽回歸。本文利用Stata12.0軟件分別就單位面積產量(A)與工業化程度(G)和耕地面積(U)與工業化程度(G)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由表3可知，統計量Gt、Pt和Pa的伴隨性概率(P-value)均小于0.1，說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單位面積產量(A)與工業化程度(G)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由表4可知，統計量Gt、Pt和Pa的伴隨性概率(P-value)也均小于0.1，說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耕地面積(U)與工業化程度(G)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為了得到相對穩健的檢驗結果，本文利用三個統計量來共同進行協整關系檢驗，鑒于三個統計量均拒絕了原假設，所以，總體上可以認為以上兩組變量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

4、模型的估計結果基于單位面積產量(A)與工業化程度(G)和耕地面積(U)與工業化程度(G)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下面運用六個糧食核心區的1995－2013年的面板數據對模型(2)和模型(3)分別進行OLS估計。為考察各省份回歸系數的差異性，本文在對模型(2)和模型(3)進行回歸分析時采用了隨機系數模型。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的回歸分析結果可知，兩個模型參數穩定性檢驗的P值均為0.000，故強烈拒絕“參數不變”的原假設，也就是說本文使用變系數模型進行估計是合理的。模型(2)中，GHN－河南、GHB－河北、GSD－山東、GHLJ－黑龍江、GLN－遼寧和GJL－吉林六省的解釋變量系數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具體的結果顯示，人均工業產值每增加1元將促進河南省每千公頃耕地的糧食產量增加0.091噸，將會促進河北省每千公頃耕地的糧食產量增加0.084噸，促進山東省、遼寧省、吉林省和黑龍江省分別增加0.061噸、0.061噸、0.014噸和0.033噸。這與前面所做的理論分析相一致，即工業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技術水平，從而增加了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在模型(3)中，GHN－河南、GHB－河北、GSD－山東、GHLJ－黑龍江、GLN－遼寧和GJL－吉林六省的解釋變量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結果顯示:人均工業產值每增加1元將會促進河南省耕地面積增加0.076千公頃，將會促進遼寧省增加0.013千公頃，吉林增加0.051千公頃，黑龍江增加0.342千公頃，這說明以上省份在工業化占用耕地的同時，也開拓了許多原本不可用于耕地的荒地、丘陵、灘涂等，反而在整體上增加了糧食耕地面積;然而對于河北省和山東省而言，人均工業產值每增加1元卻會導致河北省耕地面積下降0.04千公頃，導致山東省下降0.031千公頃，究其原因可能是兩個省份工業化發展程度較高，而且它們可利用和可開發的潛在耕地相對較少，繼續推進工業化只能占用現有耕地。

5、參數估計結果基礎上的計算與判斷根據回歸結果，河南省、吉林省、遼寧省和黑龍江省四省的m和n值均大于0，參照表1的界定，可以直接做出判斷:河南、吉林、遼寧和黑龍江四省均應該大力推進工業化。

四、結論與研究展望

本文以工業化發展水平與農業糧食產量的關系為切入點，通過對六個糧食核心區省份的工業化與糧食產量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結論:(1)在一定條件下，工業化與糧食產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工業化對糧食產量的推動作用存在一個臨界值，即當工業化程度低于這個臨界值時，推進工業化會促進糧食產量的增加;當工業化發展程度高于這個臨界值時，工業化與糧食生產呈現出負相關⑦。在此臨界值之前，糧食核心區省份可以大力推進工業化。(2)河南省、吉林省、遼寧省和黑龍江省四省的工業化水平仍然處于推進糧食產量的起飛階段，應該大力推進工業化。對于河北省和山東省而言，雖然其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會減少耕地面積，但其工業化水平仍然處于提高糧食產量的高級階段，仍然遠遠低于其臨界值，因而也應該繼續大力推進工業化。綜合以上分析結論可知，我國各糧食核心區省份的工業化水平仍較低，應該大力推進工業化，以充分發揮工業化對農業產生的推動作用，同樣，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我國“工業反哺農業”政策在各糧食核心區省份得以奏效。當然，本文的研究還是有很多局限的，在變量選擇上的簡單化應是其中突出的一個。例如在說明工業化對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影響上，本文只選擇了最核心的一個指標，忽略了對其中更具體的不同指標的正效應和負效應。當然，簡單化為本文的研究帶來了便利，而且應該肯定的說，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合理因而其得出的結論正確，可以作為決策者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據。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在工業化與糧食產量的關系中考慮更多的變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依據更廣泛的數據來計算其他糧食核心區省份的工業化水平臨界值，以對相關結論給予更準確的表述。另外，我們的研究還應該擴展到工業化與糧食產量之間的互動關系，借此說明糧食產量的提高怎樣影響了工業化，進而說明糧食核心區省份應該依據什么樣的產業結構變化路徑去達到其工業化水平的臨界值。

作者：王晶 楊宏恩 張志明 田曉燕 單位：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省孟津縣投資促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