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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民族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歷代王朝處理民族關系的理論和方法

(一)“因俗施治”是封建王朝統治者治理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主要方法古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其對大一統政治結構的持續追求，正是這一追求導致了其政治統治區域內多元性的存在，“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2］1的多元一體格局。在這格局下，各個王朝民族特點各異，甚至同一朝代，各地民族特點也不一樣，這就要求統治者采取不同的方法進行統治。“因俗施治”適應了時代和空間的要求。由于“因俗施治”有利于王朝統治者維持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因此，各個王朝都采用了這一治理方式。就拿對少數民族繁苛的隋煬帝來說，他也要實行這一民族政策。他說:“先王建國，夷夏殊俗，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發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糜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3］卷八十四可以說，一部歷代王朝民族工作史，就是一部“因俗施治”史。而且，在“因俗施治”過程中，“伴隨著大量自愿和非自愿性移民，因而大大推進了民族型政區內部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使那些曾是單一民族居住地區內逐步遷入其他民族，或由于政區劃分的變化，使不同民族同處一個政區之內，最終形成了所謂多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狀態。”［4］所以，無論是國民黨還是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治理過程中，都采用了這一政策。如南京國民政府鑒于“西北人民種族龐雜，漢人占絕少數，且與其他民族素無好感;一旦有事，外有英俄日的操縱，內有蒙藏回的牽制，極難應付。縱能等到將來財富力強、交通便利的時候，恐怕亦不容易收復回來”而［5］提出:“中國將欲保全西北鎖鑰，鞏固復興基礎，在勢與理，胥宜師蘇俄之成規，尊重土著人民之意志，改良政治，革除舊弊”的主張，［6］而中國共產黨對這可借鑒的歷史遺產更是重視。在《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指出:“中央的這個政策，不但對西藏是如此，對國內一切占少數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為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項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風俗習慣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聯系的領袖們自覺自愿地去進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強迫地去進行，而由漢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員生硬地強制地去進行，那就只會引起民族反感，達不到改革的目的。”［7］1078新中國在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對風俗習慣的保持，從某一方面來說，就是對傳統“因俗施治”政策的借鑒。

(二)“天下主義”是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統治者追求的目標美國現代化研究學者羅茲曼曾指出:“中國在20世紀主權所轄的地理疆域是從清朝繼承下來的。在這個疆域之內，95﹪的人口是漢族。因此只有5%的人口，才在認同這個以漢族人口為壓倒優勢的國家方面，產生忠于誰的問題。如果把在文化上已經漢化的壯、彝、滿和朝鮮族成員除去，剩下的人口還不到5%。然而，遲至20世紀中葉，在1/3的中國領土以內，非漢群體占了當地人口中的大多數。”［8］268羅在這里表述了兩層意思，即中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對這兩方面都起著重大作用的則是天下主義。從第一個王朝———夏開始，歷朝統治者無不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9］。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各王朝統治者，特別是積極進取的統治者無不開疆拓土，中華帝國像滾雪球一樣，人口越來越多，地域越來越大。到清朝建立，其領土北起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及西伯利亞;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萬里長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等南海島礁);西南達西藏的達旺地區、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區及緬甸北部;西盡咸海與蔥嶺地區，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亞巴爾喀什湖;東北抵外興安嶺，包括庫頁島;東南包括臺灣、澎湖群島。可以說，今天中國的疆域離不開歷代王朝統治者的打拼。在統一的過程中，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馬戎教授曾把這格局的歷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形成時期(———鴉片戰爭前)、危機時期(鴉片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重建時期(1949———)。［10］50－51其中第三階段馬戎教授評價極高，他說:“新中國的統一與封建王朝制度下的統一有著本質的不同，它是在族群平等基礎上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統一。而舊中國的統一是在族群壓迫制度下的統一，統一的趨勢往往伴隨著壓迫和反抗。自新中國成立，經過近五十多年的努力，雖然其間也經歷了許多曲折，但是我國各少數族群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中華各族群的團結和統一得到了鞏固與發展。”［10］511事實上也是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指出:“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中國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各民族不團結，但是這個時代已經永遠過去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11］211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進行了一系列反對民族分裂的斗爭。

(三)“華夷之辨”是歷代王朝統治者處理民族問題的指導思想自從孔孟立“夷夏之防”、“用夏變夷”的思想之后，一些王朝統治者和士人就認為中原地區的文明是世界最發達的文明，周邊的“夷狄”或早或遲都會學習效仿中原的文明。在這種觀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認為是“文明禮儀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則是需要教育開化的“生番”。但這種“教化”并不一味是“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教化”，有時，“落后文明”也對“先進文明”產生影響。南北朝明僧紹指出:“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化之道，何拘五教?”“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圣則?”［12］卷六所以，漢平兩越以后，武帝令越巫于長安立越祝祠，采用雞卜“祠天神上帝百鬼”，武帝“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13］229這種“互化”的過程，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由于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中原文化吸取了邊境各族文化，才有今天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就是說，中華文化不只是漢族文化，而且還是少數民族文化。所以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我們中國現在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為漢人。此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14］622－623同時，在“華夷之辨”中，由于“華”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天朝上國”的觀念深入人心，這種觀念容易閉關守舊。利瑪竇就說過:“因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別的民族都看成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愈驕傲，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愈自卑。”［15］13這也是鴉片戰爭后一些知識分子要求向西方學習的原因。新中國成立后，大漢族主義的出現正是“華夷之辨”觀念根深蒂固的表現。所以號召“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他指出:“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有些同志總是在那里吹，我們可幫助了你們，就沒有看到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我國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漢族住的，還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數民族居住的。那里物產豐富，有很多寶貝。現在我們幫助了少數民族很少，有些地方還沒有幫助，而少數民族倒是幫助了漢族。有些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先去幫助他們，然后他們才能幫助我們。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幫助了漢族，他們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政治上幫助了漢族。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了，全國人民都高興。所以，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11］405

二、民國時期關于民族工作的理論和對策

民國時期民族工作雖乏善可陳，但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新中國民族工作借鑒，即中華民族國家的建構、邊疆民族地區的開發和對少數民族社會狀況的調查。

(一)中華民族國家的建構一個現代性質的民族國家，包括完整的政治疆域和版圖、獨立完整的主權、確定的民族身份以及一體化的文化規則，等等。［16］48在整個19世紀中，中國的政治版圖大大縮小，中國蒙受了嚴重的主權喪失，滿漢矛盾尖銳。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國家構建和認同十分迫切。“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17］成為時代的強音。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認為，這一民族國家必定是漢人民族國家:“我中國已被滅于滿州二百六十余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滅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18］234但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認為:“夫國之所以為國者，合多民族積結而成一體。”［19］在激烈的交鋒過程中，革命派最終占了上風，但在具體政策的實施中，特別是民國建立后，不得不采取改良派的主張，實行多民族國家建構。孫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論”:“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20］430繼續了孫中山這種民族國家建構思想，他說:“所以建設新國家者，即實現總理所定之三民主義，內以謀國民之自由福利，外以圖國際之平等和平……欲建設新國家，則國民政府對外之關系自應另辟一新紀元。”［21］33但蔣的民族國家和孫一樣，也是以漢、滿、蒙、回和藏為主體，忽視其他民族的存在:“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我說我們是五個宗族而不說五個民族，就是說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我們集許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所以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其中各單位最確當的名稱，實在應稱為宗族。”［22］200因此，中華民國時期，國家的統一主要表現在國家版圖上，至于整個民族實際上也不可能徹底整合劃一。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扭轉了這種局面。正如有學者指出:“50年代，共產黨重建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個在國際關系中享有充分主權的國家，一個有利于經濟復興與發展的穩定而統一的制度。”［8］360從這一角度上講，新中國是民國時期民族國家建構的繼續與發展。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民族國家建構的最終完成。

(二)邊疆民族地區的開發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守內”與“守外”的爭論。所謂“守內”就是工作重心以維持國內的穩定為主;“守外”則是工作重心以防止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反抗為主。民國時期繼承了“守外”這一傳統，加強了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和開發。民國時期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治理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1.移民戌邊。按照孫中山的解釋，則是:“吾國民族生聚于東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過剩之虞;凋零之區，物產無豐阜之望，過與不及，兩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圖強之道”，因此，“盡仿西法，招民開墾。”［23］264基于此，南京國民政府先后頒發了《非常時期墾殖大綱》、《非常時期移民墾殖條例》、《中央補助各省難民移民墾殖經費辦法》和《中國農民銀行兼辦土地金融業務條例》等，并在陜西開辦了黃龍山墾區，自1939年8月至1943年，墾荒430000畝。［24］1852.發展實業。這是民國時期一重大思潮。以西南為例，1912———1927年間西南地區共成立工礦、航運及新式金融企業達133家，這一數目相對于全國范圍的2712家相對偏少，但超過了西北地區的18家。［24］2823.發展教育。按照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教育部訂定邊疆教育實施原則》，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根據邊疆各民族人民之特殊環境，以謀邊境人民智識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識之養成，自治能力之訓練及生產智識之增進。從而，由教育力量力圖邊疆人民語言意志之統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義國家之完成。［25］832基于這一目標，民國時期大力發展民族師范教育。1936年，國立綏遠蒙旗師范學校在歸綏成立;1939年在云南昭通設國立西南師范學校;1940年，在甘肅設立國立西北師范學校，同時接辦中央政治學校在西寧、康定設立的兩所分校，分別改為國立西寧師范學校和國立康定師范學校;1941年，接辦中央政治學校在大理、肅州兩所分校，改為國立大理師范學校和國立肅州師范學校;1942年，創設國立麗江師范學校、國立綏寧師范學校、國立巴安師范學校，以培養古宗及蒙回康藏的師資。總之，民國時期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和開發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只看到國民政府民族壓迫的一面:“過去的反動統治，清朝皇帝，，都是壓迫剝削你們的，帝國主義也是一樣，使得你們人口不得發展，經濟削弱了，文化也沒有發展”［11］240，所以對國民政府在民族地區有效治理沒有充分加以注意，因此，不可能吸取民國時期治理和開發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驗。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又不自覺地承繼了國民政府一些做法。可以說，新中國的民族工作也是民國時期民族工作的繼承和發展。

(三)對邊疆少數民族的調查正如前文所述，南京國民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細致的調查。調查時間之長為中外所罕見，從1928年一直延伸到1948年;調查范圍從西南到西北，遍及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在調查過程中，一些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和語言學家深入少數民族村寨，進行田野訪查，寫出了許多有影響的民族學、社會學報告，如陶云逵的《大寨黑彝之宗教與圖騰制》和《西南部族之雞骨卜》、黎國彬的《紅河上游擺夷地理環境的調查》、高華年的《魯魁山倮倮的巫術》、吳澤霖的《貴州苗夷社會研究》和《么些人之社會組織與宗教信仰》、費孝通的《花藍瑤社會組織》和江應梁的《大小涼山開發方案》等。這些調查資料和文章，對中國民族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50年代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重新調查研究提供了資料來源。事實上，一些參與30、40年代民族調查研究的專家也是新中國的民族調查專家。有學者指出:“國民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不僅為當時的國民政府制定邊疆民族政策提供參考，為制定開發邊疆計劃提供依據，而保留下來的邊疆少數民族調查資料，對于我們今天研究民國時期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調查研究積累的大量資料，還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識別、地方志的編纂以及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寶貴材料。”

三、蘇聯在列寧民族工作理論的基礎發展出來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

這一理論和政策不但深刻地影響中共早期的民族綱領和民族工作，而且對新中國民族工作的走向也起著重大的作用。馬戎教授指出:“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幾乎全盤接受了蘇聯斯大林的民族理論與基本概念，以蘇聯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民族問題的制度和政策，而且直至今日，我國在民族理論、民族問題研究方面大致還是沿襲著蘇聯的傳統，從基本概念、理論架構、分析思路、使用術語等方面承襲了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27］因此，有必要對蘇聯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進行總結和反思。正如筆者在《中國共產黨早期民族工作歷程與經驗啟示》指出:列寧民族政策的三個支點，即民族自決、聯邦制和民族平等思想對中共早期的民族工作有深刻的影響。［28］列寧去世后，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列寧民族思想。斯大林民族思想有著豐富的內容，它包含民族平等思想、民族地區發展思想、反對大俄羅斯主義思想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思想等。這些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思想，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工作具有指導性的意義。但是必須看到，斯大林的民族思想也存在嚴重的不足。這些不足產生的影響比其民族平等、民族發展產生的影響遠大得多。其中有三個方面對我國民族工作影響極大，即“民族”的定義、“民族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范疇”和“兩種民族類型論”。

(一)關于“民族”的定義由于斯大林民族定義的不足，我國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在民族識別的過程中，并沒有嚴格按照斯大林的說法去做，而是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去劃分民族成分的。而斯大林把這不足固化起來，不許修改。就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等人在信中建議在民族四個特征加上“是有自己的單獨的民族國家”這一特征，斯大林批駁道:“我認為你們所提出的給‘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個特征的那個公式是大錯特錯的，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政治上都不能證明是對的。”這等于承認“把一切不能成立獨立國家的被壓迫民族……從民族范疇中一筆勾銷，……把被壓迫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從‘民族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概念中取消”，“替民族壓迫、帝國主義壓迫做辯護。”［29］393－394這樣，就完全混淆了學術和政治的界線，把原本是學術討論的問題，變成了政治斗爭的問題。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特別是“”時期，就犯了斯大林同樣的錯誤。例如誣蔑民族工作部門執行了一條“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鼓吹少數民族問題就是階級、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問題;誣蔑消除民族間經濟文化發展上的不平等就是抹殺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反對革命;講民族化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化;講民族特點和民族差別就是制造民族矛盾，搞民族特殊，反對民族融合;批判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對黨的領導;提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就是不講階級斗爭，搞全民國家，等等。［30］73

(二)“民族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范疇”是斯大林民族理論中又一重大命題斯大林認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為當時還沒有民族市場，還沒有民族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還沒有那些消滅各該族人民經濟的分散狀態和把各該族人民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的因素。當然，民族的要素———語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逐漸形成的。但是這些要素當時還處在萌芽狀態，至多也不過是將來在一定的有利條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種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有了民族市場、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時期才變成了現實。”［31］395這樣，“民族問題”、“民族矛盾”、“民族關系”和“民族解放運動”等都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從前面的分析知道，在封建王朝時期，同樣存在著大量的“民族問題”、“民族矛盾”和“民族關系”。因此，斯大林的“民族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范疇”這一命題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政府實行“一邊倒”政策，受斯大林民族理論的影響，把一些民族問題看成資本主義的產物，例如認為“大漢族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系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即是國民黨思想，必須立刻著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32］1067－1068這樣，既不能吸收解決傳統民族問題好的經驗，也不能從深層次上分析問題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同時，對于斯大林的這一命題，我國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歷史學家范文瀾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不同看法。范認為:秦漢時代的漢族，已具備了形成民族的四個條件:一是“書同文”，就是有了“共同的語言”;二是“長城以內的廣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三是“行同倫”，就是有了“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四是“車同軌”，“可以了解為相當于共同經濟生活。”［33］3但受斯大林民族理論框架的影響，一些人認為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從而那個時候的漢族不可能是民族，而只能是“部族”;我國的少數民族同樣沒有一個夠得上稱為“民族”，全部都是“部族”，因為中國的少數民族解放以前幾乎全部處于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發展階段(大部分處于封建社會———包括封建農奴制在內，少部分還處于奴隸制或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對于這些論點，在廣大少數民族群眾中，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感。有人認為不承認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是“民族”，而名之為“部族”，這是對少數民族的歧視。［33］6因此，從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的政治角度出發，中共承認少數民族不是“部族”而是“民族”，這間接上修正了斯大林這一命題的理論謬誤。

(三)“兩種民族類型論”是斯大林運用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分析民族問題而提出的命題斯大林指出:“這些新式民族(社會主義民族)是由于資本主義被消滅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基礎上通過以社會主義精神根本改造舊式民族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誰也不能否認，現在蘇聯各社會主義民族……不論按階級成分和精神面貌說來，或者按社會政治的利益和趨向說來，都和舊俄境內各個相當的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根本不同。這就是歷史所知道的兩種民族類型。”［31］398由于社會主義民族是“通過以社會主義精神根本改造舊式民族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民族問題是革命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個不同階段上民族問題具有和各該歷史時期的革命性質相適應的各種不同的任務。因此，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也就隨之而改變”。［31］406我國深受斯大林這“兩種民族類型論”的影響。原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在斯大林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民族的特點，即:第一，政權是社會主義的，都是以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第二，社會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在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方面，各民族地區(除了個別地區外)都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有制占著統治地位和絕對優勢;第三，在文化領域內，在大多數民族中，社會主義文化占主導地位，并且日益發展著;第四，在絕大多數民族中，就多數以至大多數人民來說，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想面貌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初步形成。第五，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已經在一切民族中鞏固地樹立起來了。［34］88李的觀點對新中國民族工作的開展具有指導性的意義。但是，也必須看到:為了使舊式民族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一些地區某種程度上也進行了激烈的改革，導致了民族社會的反彈。如派到四川涼山彝族地區工作的一些漢族干部，出于單純的階級感情，不忍目睹那里買賣奴隸的現象，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奴隸買賣，結果不但未達到解放奴隸的目的，反而引起了民族關系的緊張。［35］56而這種局部地區的激烈改革在1957年后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愈演愈烈，范圍愈來愈大，到“”時，全國各地基本是民族干部受到迫害，民族文化受到破壞，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被說成是“人為制造分裂”，“搞獨立王國”，“社會主義了，還有什么民族不民族”、“民族問題已不存在了”等謬論流行。這一切與斯大林的民族理論的缺陷不無關系。因此，認真梳理斯大林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論，吸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民族工作的研究和開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中共早期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探索出來的民族工作理論和民族工作的新路徑

中共在長期的民族工作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民族理論知識，創造出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民族工作的新路徑。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影響頗大。

(一)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創制與實踐這一政策的出臺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即民主自治邦———民族自決———民族自治區域———民族區域自治。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對民族問題的認識也進一步提高。從早期的免受壓迫:“在中國政象之事實上，我們更應該尊重民族自決的精神，不應該強制經濟狀況不同民族歷史不同言語不同之人民和我們同受帝國主義侵略及軍閥統治的痛苦”。［36］24到建立政權享受平等權利:“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36］678不能不說是一次巨大的飛躍。其中一系列自治政策為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區域自治提供了理論基礎。1936年在豫旺成立的豫海縣回民自治縣、1941年成立的鹽池縣回莊自治鄉、城川蒙民自治區等和1947年成立的內蒙古自治區，為新中國成立后民族鄉、自治縣、自治州和自治區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實驗場。烏蘭夫總結出內蒙古區域自治的五點經驗:第一，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內蒙古民族才能獲得徹底解放;第二，只有堅決反對與經常批判狹隘民族主義與大民族主義傾向，以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各族人民，才能使內蒙古各族人民涌現新的愛國主義高潮，才能鞏固和發展平等、友愛、互助、團結的民族關系;第三，對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較落后的內蒙古民族，僅僅獲得民族平等權利是不夠的，還必須廣泛團結各民族各階層人民，通過適當方法和具體步驟，進行民主改革，大力發展政治、經濟、文化、衛生等各方面建設，才能由落后逐步轉為先進;第四，必須大力培養干部，尤其是民族干部，加強各族干部的團結。第五，內蒙古民族在爭取徹底解放的斗爭中，在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上，都離不開也不應離開先進兄弟民族———漢民族的幫助，尤其是漢族干部的幫助。［37］139這些經驗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行動指南。正如有學者指出一樣:“中國共產黨在探索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歷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建立少數民族自治區，成立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政策，在內蒙古地區進行了初步實踐，不僅開創了蒙古民族進行民族解放的新道路，也為中共正確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極其重要的依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38］

(二)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理論與執行中共無論在成立初期，還是在與國民黨逐鹿中原的戰爭年代，對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都傾注了大量心血。這固然因為民族平等團結是馬克思主義處理民族問題的根本原則，中共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嚴格執行，更重要的是正如所說的:“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39］33－34但是，在某一特定時期，中共也出現過一些違反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的事。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就說過:紅軍北上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紀律的事，把藏族的糧食吃光了。［40］196然而，這一事情在時過10多年后，中共還賠禮道歉。這充分說明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是中共民族政策的生命線。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檢查，就是對中共早期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的弘揚與光大。

(三)民族經濟政策的形成與發展中共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注意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對中國革命的意義。1924年11月，瞿秋白在《十月革命與弱小民族》一文中指出:幫助發展少數民族經濟及文化是真正消滅民族不平等的正當道路。［36］64但由于中共工作的重心在大城市，少數民族政策只具宣傳形式。大革命失敗后，中共盡管在農村建立了許多根據地，但根據地主要是漢族聚居區，因此，一系列關于少數民族經濟方面的政策不可能真正地執行，只有1935年10月到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后，少數民族經濟政策才開始具體落實。1939年1月，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指出:現在邊區政府不但減輕了蒙古族的稅務負擔，并且給他們營業以保證，使他們不受任何損失。同時給他們在糧食與日用品方面以極大的經濟幫助。［36］619中共這種發展少數民族經濟、團結少數民族人民以爭取革命勝利的政策，一直延伸到新中國成立初期。1952年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就指出:“在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下，各民族自治區自治機關得依據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級人民政府對民族自治區財政權限的劃分，管理本自治區的財政。”“在國家統一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建設計劃之下，各民族自治區自治機關得以自由發展本自治區的地方經濟事業。”［41］472因此，認真吸取中共早期民族經濟政策的合理因子和實施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對正確認識新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構，具有重大的指導性意義。按照福柯的觀點，歷史的任務是“將文獻轉變成重大遺跡，并且在那些人們曾辨別前人遺留印跡的地方，在人們試圖辨認這些印跡曾經是什么樣的地方，歷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們區分、組合、尋找合理性、建立聯系，構成整體。”［42］6我們系統地總結歷代王朝處理民族關系的理論和方法，“中華民國”時期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關于民族工作的理論和對策，蘇聯在列寧民族工作理論的基礎發展出來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以及中共早期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探索出來的民族工作理論和民族工作的新路徑，正是為了尋找出新中國民族工作的源和流，從而克服歷史研究中的斷裂，為當前民族工作的研究和開展打下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作者：伍小濤單位：貴州省委黨校黨史黨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