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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學刊雜志》2014年第九期

一、以社會權為核心的第二代人權使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成為國家的義務和必須的積極作為

第二代人權，從其制度化形態來說是社群主義人權觀的制度化階段。20世紀初，資產階級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人生觀所造成的無法克服的各種弊端，逐漸爆發，并嚴重惡化。每一個國民擁有最起碼的生活權利的思想逐漸呈現。在此背景下，社會權的概念應運而生，國家機關必須積極的作為，積極介入和干預才能解決破壞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矛盾與弊害，原先完全屬于私人的領域如財產權必須受到限制，必須重視和倡導社會公共福利，人權才能得到切實保障。社會權就是“基于福利國家或社會國家的理念，為使任何人都可以獲得合乎人性尊嚴的生存，而予以保障的所有權利的總稱。”[2]傳統的自由權保障流于形式化和空洞化，無法緩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勞資對立和貧富懸殊。而社會權的形成恰恰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上述問題，尤其是能為社會弱者提供實質平等。社會權作為一種新型人權，尤為關注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是其最顯著的特征，它能彌補第一代人權中弱勢群體被賦予的無差別的抽象的泛化的形式平等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因為生活中一個忍饑挨餓的人，是不可能與擁有巨額財產的人真正的享有平等的權利，法律是有產者的法律似乎是不言而喻。雖然全體國民仍然是以社會權為核心的“第二代人權”的主體，但社會權力圖解決權利平等的一系列前提性問題，更致力于社會弱者的福利和尊嚴，能上社會弱者過上與正常人般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是社會權的宗旨，因此，社會權實質上是以社會弱者為主體。而弱者社會地位的提高，經濟狀況的改善、生活品質的提升就要求國家不能再如第一代人權階段，僅僅處于消極的不作為狀態，而是要求國家積極地介入。“在此權利框架內，國家以值得信賴的形象被賦予‘福利國家’的職能設定，承擔盡其資源能力以適當方式實現該類權利的漸進性義務。該類權利形式的確認，引起傳統自由主義人權理論和觀念的嬗變。偏向弱者的積極歧視取向，對經典的人權價值做出補正”。

開現代社會權立法先河是1919年德國的《魏瑪憲法》，《魏瑪憲法》明文規定：殘廢、衰老、無法自存的人民，包括孕婦、貧窮兒童及私生子有得到國家救恤的權利，有權要求國家給予醫療、衣食與居住的保障。法律和權利的重心從自由權轉移到社會權，實質平等理念取代了形式平等理念。以《魏瑪憲法》為藍本的各國社會權立法使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有了強大的制度依托，憲法和法律賦予國家有義務且必須積極作為從而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這是社會弱勢群體權利保護的一次重大歷史飛躍。以社會權為核心的第二代人權，可以說是弱勢群體權利的時代。自20世紀30年代始，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開始出現了為弱勢群體立法的趨勢。我國1954憲法明確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虐待婦女、老人和兒童等。同時，國際社會更是通過締約一系列的人權公約和國際公約，宣告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其中人權公約有：《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國家權利公約》、《殘廢者權利宣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宣言》等。國際公約有：《關于就業和職業歧視的公約》、《最低工資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等等。

二、以發展權為代表的第三代人權使弱勢群體的保護在范圍上更加廣泛，在層次上更加深化

通常意義上，我們將以國家和民族作為人權主體的集體權，作為第三代人權。集體人權源于20世紀40-50年代開始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全球性非殖民化運動的結果。集體成為人權的主體是第三代人權對傳統人權最重要的一點突破。第三代人權以發展權為核心，發展不僅是個人發展，更指個人組成的集體的發展，當然，個人仍然是發展權最終的價值歸宿。因為“相對個人人權而言，集體人權僅是一種手段性的權利，集體并不是集體人權所包含的利益最終指向的對象，真正的受益者，作為目標而存在的人權的主體永遠是而且只能是個人…強調集體人權意在保障個體人權，而且只有在保障個體人權的意義上，集體人權才具有合理性。”

發展權拓展和提升了自由權和社會權的合理內容和價值取向，它的形成不僅標志著人權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而且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也隨之進入了更高的層次。首先，發展權的確認觸及了對弱勢群體生成的制度根源。即弱勢群體的形成不僅僅是因為其內在性的因素，更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模式相關，因此，對弱者的保護，不僅要通過對其自由權、社會權的特別保障來完成，更要通過賦予其謀求其自身的社會發展模式的權利，并給予充分尊重。對發展權的確認，意味著憲法將觸角從個人主體延伸到了集體主體，國家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和經濟、社會文化進化道路和機制的自主理性構造成為憲法關注的重點之一。憲法人權開始呈現綜合性、整體性的特點。其次，發展權的確認意味著國家的首要義務是增進國內人民發展，國家要運用一切措施消除發展的不平衡和社會的非正義。國家要確保每個社會成員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綜合全面發展的權利，社會的基本資源如食品、住房、醫療保健、教育、就業等方面享有均等的機會。發展權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在范圍上更加廣泛，在層次上更加深化。“如果說自由權的法律制度重在實現人的政治解放，社會權的法律制度重在實現人的經濟價值，那么，發展權的法律重心定位則包容了實現人的政治價值與經濟價值雙重功能，既強調人的自由發展，更強調人的平等發展；既保護個人的權利，也不否認社會利益，具有價值的優位性，外延的綜合性和功能的統攝性。”[5]第三，發展權的確認意味著弱勢群體問題被放置于整個社會以及社會整體發展當中思考和解決。弱勢群體被認為是社會整體組成部分中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部分，社會弱者只有得到切實的保護，使其權利得以充分實現，逐漸擺脫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弱勢地位，社會才是真正的發展。因此，發展是全體人民的發展，是全體人民福祉的增進，是整體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的全面進步。

從第一代的自由權到第二代的社會權再到當代的發展權，人權發展歷史軌跡中的每一次發展都是人權內容和層次上向縱深領域的探索和開拓。對弱勢群體權利的“特殊保護”是當代人權最顯著的特點。真正意義上的人權普遍化應該是社會中權利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視、最容易被踐踏的弱勢群體得到現實的保護。決定一條鎖鏈強度的是其最脆弱的一環，決定一只木桶容量的是其最短的一片，決定一個國家人權水平的是弱勢群體人權的實現狀況。

作者：陶波單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