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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15年第六期

［摘要］

在西方侵略所帶來的危機逼迫下，曾國藩突破傳統文化的限制，從不識夷情到倡導“師夷智”，推進洋務運動，從而引發了中國現代化的早期進程。不過，傳統文化、認識西方路徑、個人經歷和精力制約了他對西方認識的寬度和深度。就認識西方而言，曾國藩起了“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作用。

［關鍵詞］

曾國藩;西方;師夷智;現代化

曾國藩身歷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其時正是晚清歷史上的大變局時期，也是中西在文化等諸方面發生激烈碰撞的時期。從鴉片戰爭開始，近代中國人面臨著一個全新的課題:如何走出原有的思想窠臼、文化慣性，審視來自西方那些“大門口的陌生人”，采取符合時代需要的行動以推動古老中國邁向現代化。在這一方面，“智識階層”無疑是走在前列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的認識和行動，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近代中國的走向，深刻地影響著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曾國藩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培養出來的“士大夫”精英，又身處咸豐、同治時期的權力中心，他的所思所行，折射出近代中國“智識階層”在對待西方問題上的復雜心態、見識和能力。

一、從不識夷情到“師夷智”

18、19世紀，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革命，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隨著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挾船堅炮利，對亞非拉美地區開展了瘋狂的殖民擴張和掠奪。然而，自以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的晚清統治者卻采取了閉關自守的封閉政策。在這一政策的影響下，鴉片戰爭以前，中華民族長期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很難與西方有正常的經濟、文化及科技等的交流與往來。清政府朝野上下或囿于文化虛驕心理對西方不屑一顧，或霧里看花對西方憑空臆想和附會。漠視與短視，阻礙了當時的中國人去洞明西方真相。被后世學者譽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亦曾有過類似的臆想和附會，他在廣州主持禁煙期間，在向朝廷上奏如何對付英國時說:“至茶葉、大黃兩項，臣等悉心查訪，實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購買出洋，分售各路島夷，獲利尤厚，果然悉行斷絕，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權。”［1］97以《瀛寰志略》而馳名的徐繼畬也曾想當然地議論過英國人的弱點:“至于登陸步戰，則非彼之所長，其人兩腿僵直，跳走不靈，所用者自來火之小槍，不過能四十步，此外則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槍，弓箭，長矛等器，彼皆無之。”［1］597

林則徐、徐繼畬俱為當時“智識階層”中的佼佼者，他們的認識，不是認真反復比較中西得出的答案，而是源于歷史經驗、文化慣性及對西方浮光掠影觀察后得出的結論。可喜的是，經歷鴉片戰爭的陣痛，與西方直面的對陣讓他們得以近距離觀察陌生的外來客，并一點一點地推翻了原有的想法。于是，以林則徐為先，魏源等人開始觸及了時代的需要:“師夷長技以制夷。”不過，由于在滿清政府權力結構上的弱勢地位，他們只是寂寞的先知者，無力使學習西方的思想發展為一場運動。完成從思想到行動的綰接，使學習西方生成為一種強大的社會趨向的是曾國藩。1860年代開始，長期板結在封建傳統中的晚清社會出現了“自強新政”。“曾國藩發其端緒，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動機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2］從林則徐、魏源到曾國藩，學習西方由少數士大夫的議論成為現實歷經了約20年。期間，曾國藩由一個墨守傳統的封建士大夫蛻變為勇于接受西方新事物的近代化先驅，其心路歷程既有文化掙扎后的自覺選擇，也有自我斗爭后的積極超越，還有實力權衡下的功利取舍。鴉片戰爭爆發時，在京為官的曾國藩正跟隨理學大師唐鑒、倭仁講求義理之學，研習修身功夫，和同時代的許多封建士大夫一樣，他對西方是完全陌生的。這種陌生，一部分是因為文化虛驕下的心理慣性使然，一部分是閉關政策下與世界隔膜后的短視。所以當鴉片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說:“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3］21

即使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曾國藩還有這樣的想法，咸豐八年，他在給《左宗棠的》的信中仍然充滿自信:“此次確斗，彼必不能堅守。此后官兵之氣日強矣。往時徐松龕中臣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歸自上海，亦震詫之。鄙意彼蹈驕兵貪兵二忌，恐不能久。”［4］由此可知，在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咸豐皇帝倉皇離開北京之前，曾國藩對清政府的軍事實力有著盲目的自信，對西方的侵略本性和帶來的危害程度卻缺乏應有的警覺。不過，他對西方所帶來的社會沖擊還是有所認識的。咸豐四年，曾國藩發表《討粵匪檄》，就表達了他對西方沖擊所帶來“名教之奇變”的擔憂:“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蘇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凈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5］相較于太平天國對傳統社會造成的“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咸豐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變給曾國藩帶來的震撼要遠超“狼藉滿地”。當曾國藩接到清政府同英、法、美三國新訂的和約條款時，“閱之不覺嗚咽”［6］。對超出他歷史經驗的外來勢力，曾國藩憂慮重重:“不怕柴鬼子，只怕洋鬼子。”慶幸的是，他沒有裹足于憂慮之中躊躇不前，而是慢慢掙脫原有文化的羈絆，向西方積極尋找對策，應對千年未有之變局。繼林則徐、魏源之后，曾國藩提出“師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遠之利”［7］的主張。當然，曾國藩在滿清政權中的地位，是之前魏源乃至林則徐所無法比擬的。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逐漸成為朝野倚重的對象，容閎曾對此做過注腳:“當時七八省政權，皆在掌握。凡設官任職、國課軍需，悉聽調度，幾若全國聽命于一人。”［8］92正是有了曾國藩的推動，以“師夷智”為中心內容的“自強新政”才得以逐步開展起來。

二、曾國藩認識西方的路徑

(一)通過西方器物特別是軍事器物文化認識西方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資本主義用船堅炮利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以暴力的方式展現給中國人他們在器物文化上的強勢。最早對西方器物優勢感興趣的是東南一帶與西方有過直接接觸的地方督撫和“智識階層”中的少數人，林則徐、魏源、姚瑩、徐繼畬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不過，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由于身處的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不對稱，他們沒有機會直視西方器物上的優勢，找不到戰爭失敗在軍事裝備上的原因。曾國藩對西方的真正認識開始于1850年代初率領湘軍與太平天國作戰之時，遠離京城的他，此時無需憑道聽途說對西方做盲人摸象式的理解。1854年，他在總結與太平軍在湘潭、岳州取得勝利的原因時得出結論:“賴洋炮之力。”［9］這引發了他對西方器物的重視。當曾國藩指揮湘軍與太平軍在長江水面鏖戰時，呈現在他眼前的還有“洋船上下長江，幾如無日無之”［3］704的別樣景象。西方侵略所帶來的危機感和對西方器物的欽羨讓曾國藩下定決心“師夷智”。1861年，他在安慶設立“內軍械所”，任用徐壽、華蘅芳等人試造槍支船炮，開啟了中國軍事工業近代化的先河。隨著制造工業的推進，對西方科技知識的匱乏嚴重制約了它的進一步發展。曾國藩進一步認識到:“翻譯之事，系制造之根本。”［10］1867年冬，他采納了著名科學家徐壽“翻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的建議，在江南制造局內設立翻譯館。先后聘請徐壽、李善蘭、華蘅芳等華人專家和傅蘭雅、金楷理、林樂知等外國傳教士為主要翻譯人員。江南制造總局先后翻譯出版的西方近代科技方面的書籍達百數十種之多，“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為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濫觴”［11］。曾國藩對西方的器物也有著濃厚的興趣。1862年初，他從馮竹儒處得到了為他買來的千里鏡，拿在手里仔細觀看，然后站在樓上遠眺前方，發現“半里許之人物如戶庭咫尺之間”，既“驚嘆”且“悚惕”。他將地球儀擺在南京總督府的書房內，帶領子女一起觀摹，了解西方地理知識。

(二)通過熟悉西方、通曉西學人士了解西方晚清時期，曾國藩幕府以人才薈萃而著稱。除軍政、后勤、文案人才外，曾國藩非常注重羅致西學人才。容閎曾說:“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家，無不畢集，幾于舉全國人材之精華，匯集于此。”［8］96可以肯定地說，曾國藩對西方的了解，特別是對西學的了解，是離不開這一西學人才群。不過，細究曾國藩身邊的幕府人才，既熟悉西方、又通曉西學的人才并不太多。這自然不是他網羅人才不力所致，而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時代條件，還難以為此類人才的產生提供較多的土壤。可嘆的是，它恰恰成為了曾國藩進一步認識西方的桎梏。容閎的事例便足以說明問題。容閎早年留學美國，畢業于耶魯大學。1854年學成歸國，他本想“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8］32，可殘酷的現實卻使他處處碰壁，美好的主張并不能見容于世。曾國藩了解到容閎“曾于花旗居八年”、熟悉西方、精通英文后，通過容閎好友張斯桂、李善蘭力邀相見。1863年，容閎來到安慶曾國藩大營。曾國藩熱情接待了他，并就“欲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著手”問詢于容閎。出于謹慎行事原因，容閎沒有向曾國藩提及懷抱已久的教育計劃，而是道出購買制器之器的想法。曾國藩對容閎的想法非常重視，不久，將赴美國采購機器的任務交給他。容閎沒有辜負曾國藩的委托，于1865年將機器采購回國，圓滿完成了任務。1867年，容閎趁曾國藩視察江南制造總局時，再次向其建議在江南制造局旁設立兵工學校，曾國藩“極贊許”。兵工學校的建立為近代中國“造就無數機械工程師”。多次交往后，容閎認識到曾國藩是“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他又向曾國藩提出了醞釀已久的派人去美國留學的計劃。曾國藩接受了容閎的建議，1871年，他領銜上奏清廷選派子弟“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書”［12］。考察曾國藩與容閎多年的交往經歷，曾國藩對容閎的建議，可謂是言聽計從。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容閎的建議符合曾國藩“自強新政”的需要，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另一方面未始不是曾國藩自感對西方認識的不足，有取長補短的需要。在曾國藩身邊的西學人士當中，容閎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既有留洋經歷，又通曉西學，在當時的晚清社會絕對算得上鳳毛麟角。他本可以對曾國藩施加更大的影響，幫助曾國藩拓展認識西方的寬度和深度，但從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除“機器、教育”以外，容閎似未向曾國藩提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這不能不讓人為之遺憾。倘若大膽地作這一歷史假設，晚清社會又會走向何處呢?

(三)通過閱讀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書籍了解西方鴉片戰爭前后，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如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姚瑩等“開眼看世界”，他們認為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是缺乏對西方的了解。姚瑩指出:“自古兵法，先審敵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勝，聵聵從事而不敗者也。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皆在西洋之極，去中國五萬里。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較然矣。”［13］于是，他們發奮譯書、著書，介紹世界輿地和各國歷史政制、風土人情。據統計，從1840年起到1861年止，出現的有關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書籍至少有22種之多。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枏的《海國四說》和姚瑩的《康輶紀行》，它們成為了時人了解西方的窗口。曾國藩早年在京為官期間，深感自己學識淺薄，自誓要“日日用功有常”、“無愧詞臣”之名聲，關注的主要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用于維護封建統治的學問，“其于朝章國故，如《會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14］12。不過，也有資料能證明曾國藩對前述書籍早有涉獵，但對他的影響極其有限。咸豐八年，他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對徐繼畬的《瀛寰志略》作出這樣的評價:“往時徐松龕中臣著書，頗張大英夷。”直到此時，曾國藩對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仍然缺乏本真的認識。但在處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時候，他深感捉襟見肘之苦，便轉而向這些書籍尋求幫助。同治六年，曾國藩為預籌與外國修約的事宜，從十月初五日開始閱讀《瀛寰志略》，他在《日記》中記載:“蓋久不看此書，近閱通商房公牘，各外洋國名茫不能知，故復一涉覽耳。”［15］從十月初五至十一月初八，他讀了兩遍《瀛寰志略》。曾國藩還非常看重《校邠廬抗議》一書。《校邠廬抗議》是近代思想家馮桂芬的代表作，他在繼承和發展魏源“師夷之長技夷以制夷”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學”的主張。曾國藩對《校邠廬抗議》評價甚高，在《復馮官司允書》中寫道:“《校邠廬抗議》四十首，……足以通難解之法，釋古今之紛。至其拊心外患，究極世變，則又敷天義士所切齒而不得一當者，一量昭若發蒙，游刃有地，豈勝快慰。”閱讀《瀛寰志略》《海國圖志》《校邠廬抗議》等書，成為彌補他西學知識短處的重要途徑。

三、余論

鴉片戰爭以來，西方資本主義挾船堅炮利，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這些來自“大門口的陌生人”，是無法從以往歷史經驗中尋覓到蹤跡的，擺在國人面前現實而緊迫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西方，以采取相應的行動去擺脫危機。曾國藩從一個對西方幾無所知的封建士大夫轉變為力主學習西方的洋務派，倡導“師夷智”。在他的推動下，晚清社會出現了開設工廠、制造槍炮船艦、翻譯西方書籍、派遣留學、創建海軍等諸多新的氣象，由此引發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制約曾國藩認識西方的因素有二個。第一是文化的因素。曾國藩是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士大夫精英，他的身上承載著難以卸去的文化傳統。曾國藩起而應對西方與其說是文化的自覺，不如說是外力壓迫下趨利避害的反應。自始至終，傳統文化是他的最后關照和堅守。曾國藩“晚年衰病，猶日從事于經史”［14］255，足可以印證其文化取向。恰如蔣廷黻所說:曾國藩一方面要革新，“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守舊，“要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16］。第二是認識西方路徑所限。如前所述，曾國藩認識西方的三條路徑，無法讓他構建一個全景式、立體式的西方圖像，導致其所獲得的西方認識是碎片化的。在曾國藩推動的“師夷智”過程中，他著力最多的是西方的器物，于政治、經濟卻鮮有推進，其原因便在此。第三是個人經歷、精力所限。曾國藩28歲前致力于科舉之學，此后10來年在京城為官，40歲出頭后率領湘軍與太平天國鏖戰，50歲后才迫于西方帶來的壓力去重視認識西方。他真正認識西方只有10年多的時間，這種認識是匆促之中一點一點完成的。匆促而來的認識落實在行動上便是走一步算一步，缺乏完整系統的設計。而且，曾國藩的足跡未踏向西方半步，他對西方的認識自然無法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真切體會。盡管如此，在對西方的認識及相應落實的行動上，曾國藩是當時一些封建士大夫所無法比擬的，“但開風氣不為師”應當是對他最好的寫照。

參考文獻:

［1］羅爾綱，王慶成．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楊國強．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194．

［3］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家書:1［M］．長沙:岳麓書社，1994．

［4］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書信:1［M］．長沙:岳麓書社，994:622．

［5］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M］．長沙:岳麓書社，1994:232．

［6］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1［M］．長沙:岳麓書社，1994:557．

［7］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2［M］．長沙:岳麓書社，1994:272．

［8］容閎．容閎自傳［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9］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1［M］．長沙:岳麓書社，1994:161．

［10］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10［M］．長沙:岳麓書社，1994:6093．

［11］羅爾綱，王慶成．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38．

［12］曾國藩．曾國藩全集•奏稿:12［M］．長沙:岳麓書社，1994:7332．

［13］鄭大華．嘉道經世思潮與晚清思想的近代轉型［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7(6):77－86．

［14］黎庶昌．曾國藩年譜［M］．長沙:岳麓書社，1994．

［15］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3［M］．長沙:岳麓書社，1994．

［16］蔣廷黻．中國近代史［M］．長沙:岳麓書社，1999:39．

作者：成賽軍 單位：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