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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社會學”

邏輯行為以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為例，比如冬天很冷，家里的空調有制冷和取暖兩種功能，我選擇了取暖功能，這就是“邏輯行為”。而非邏輯行為，以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為例，比如方舟子曾認為韓寒有“”之嫌，兩人在網絡上大打出手，相互攻擊。而我因為歷來就喜歡韓寒，所以在這場辯論中也選擇支持韓寒。我的這個行為就是帕累托所言的“非邏輯行為”。因為我喜歡韓寒并不能表明韓寒就不可能是“”。帕累托認為社會學就是關于非邏輯行動的科學。

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學總體上是一種現代性研究，它是研究社會決定因素的科學。在帕累托那里，社會學研究的是社會行為，而迪爾凱姆卻把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所謂“社會事實”，即任何能夠對個人施于外在制約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為方式，是一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并且不以其個體表現而轉移的行為方式。人是受制于各種社會原因的，并且是各種社會力量作用的焦點，所以如若要對一個社會事實進行解釋，必須從其他社會事實出發，進行解釋。社會事實包括兩個主要的大類:物質性社會事實和非物質性社會事實。前者主要包括社會的結構性組成(如教會和國家)、社會的形態成分(如人口密度、溝通管道，以及住宅布置等);后者主要包括道德、集體意識、集體表象、社會潮流。

與迪爾凱姆的社會事實概念不同，韋伯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對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有關，并此與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結果的因果性說明有關的科學”。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中，韋伯嚴謹而令人信服地論證了關于具體現象的任何說明都離不開理論。他認為社會行為的意義是人類自身賦予的，作為行為本身社會行為并不存在確定的意義。綜合上述社會學家的觀點，社會學到底是怎么樣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到底是什么，我覺得還是很難用抽象概念精確地表述出來。然而不能用抽象概念表述出來并不代表我們不明確什么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落實到一個具體的對象上，我想應該就能辨別它到底屬不屬于社會學的范疇。對于確定的對象，社會學到底要干什么呢?是單單進行解釋還是要做出評價和分析，這就涉及到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問題。

二、社會學如何研究

對社會學的明確定義不是一件易事，與之相對的，要確定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也并不簡單。社會學的發展歷史就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與探討史。如上所述，從對社會學學科理解出發，孔德、帕累托、迪爾凱姆均主張從社會實踐的基礎出發，去探尋社會科學。這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源于16、17世紀西歐哲學中的經驗主義傳統。經驗派代表人物培根認為人認識的對象是自然界，關于自然界的一切知識都起源于感覺，感覺是經驗的源泉，經驗是知識的基礎。發現真理的道路是從感覺與特殊事物中把公理延伸出來，然后不斷上升，最后達到普遍的公理。

到18世紀，啟蒙運動及近代自然科學研究興起，西方很多思想家希望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其中以孟德斯鳩、圣西門等為代表。在社會學的發展歷程中，法國社會學傳統中衍生出的實證社會學或結構功能主義就秉承了孟德斯鳩和圣西門的傳統，之后傳承到孔德之手。所以，孟德斯鳩和圣西門均為社會學的思想先驅。孔德將社會學定義為一門旨在以實證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科學。而對于“實證”這個概念，孔德是這樣解釋的:(1)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無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確切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除對“實證”的概念進行解釋之外，孔德還提出了實證主義的主要原則:(1)規定一切科學研究的對象只能是可觀察、可檢驗的經驗事實，科學研究的任務旨在精確地找出經驗事實之間的關系，努力發現支配事務運動變化的規律，從而做出合理的預測;(2)盡管社會現象變化多端，但社會現象總的來說還是像自然現象一樣，服從于一些特定的規律。孔德的思想得到了斯賓塞和迪爾凱姆的繼承和發展。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中把社會學看作是“超有機進化之科學”，即從事人類各種社會的發生變化結構功能等方面研究的科學。他通過將社會與有機體進行對比，以社會有機體學說來尋找綜合的社會普遍法則，以社會進化學說提出社會發展的法則。

而孔德的實證主義原則則在迪爾凱姆那邊得到了繼承和發展。迪爾凱姆認為社會中的種種事實，就像自然界的物體變動一樣，應該看作是事物，它們可以直接地加以觀察和客觀地加以測量。所以在迪爾凱姆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中，關于觀察社會事實最基本的規則就是要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迪爾凱姆通過《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為實證主義方法論奠定了基調，而他的《自殺論》則是以實證手段完成的經驗社會學的范本。實證主義是社會學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社會學的發展史上還有一個和實證主義背道而馳的傳統，那就是“反實證主義”傳統，亦稱為“反自然主義”傳統、“人文主義”傳統、“現象學”傳統。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在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提倡實證主義精神與方法的同時，狄爾泰受黑格爾、康德以及歌德這些哲人的影響，明確提出了倡導生命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的觀點和主張。

在狄爾泰之后，文德爾班和李凱爾特倡導新康德主義，李凱爾特還對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做了區分，并對自然科學的模式和實證主義進行了批判。在李凱爾特之后，先是滕尼斯，將英國法國實證主義和德國的思辨主義、歷史主義和生命哲學結合起來，批判涂爾干把社會看作是外在于人的強制性。他認為社會事實必須參照人的意志和態度才能夠得到解釋。所謂社會的東西都是從人的意志中發出來，從相互聯系的意向及一種共處的意愿中產生出來的。滕尼斯為自己設定的任務就是深入到這種意志的本質中去。他認為“社會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可以從外部來觀察人的生活，但只有從內部才能夠理解它”。

之后，齊美爾繼承了德國歷史主義、人文主義的精神傳統，認為社會歸根到底是人類活動的產物。社會的本質不是實體，而是一種過程，是組成社會的個人之間的某種互動的過程。所以不能不加區分地研究社會行動和自然客體。齊美爾在《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一書中，將社會學的知識領域劃分為三個層次，即社會學、純粹社會學和哲學社會學，認為這三個層次相互關聯，共同組成了完整的社會學知識體系。而理解是聯系哲學社會學和形式社會學之間的工具。理解是一種認識說明社會現象的方法，是聯結哲學社會學和形式社會學的紐帶。齊美爾認為任何一種類型的活動都是可以理解的，理解具有普遍意義。同時，理解的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反思的工具。而與迪爾凱姆同時代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則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對實證主義進行了批判，繼承了反實證主義的思想。韋伯寫了大量有關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著述，建構了其理解社會學的基礎。因此，迪爾凱姆和韋伯被視為社會科學兩種研究方法各自的典型代表。

三、迪爾凱姆與韋伯的社會學方法

總的來說，西方社會學發展的歷史可以說就是實證主義傳統和反實證主義傳統彼此爭鳴，此消彼長的過程。實證主義傳統的代表人物就是迪爾凱姆。他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學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理論，標志著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已經從哲學方法論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方法論體系。迪爾凱姆將“社會事實”作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第一章中，迪爾凱姆就指出“在開始探討什么是適合研究社會事實的方法之前，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事實”。“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從社會事實的概念來看，社會事實具有外在性和強制性這兩個特征。外在性是指社會事實外在于、超越于意識和觀念范疇，和個人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質的不同”，而社會事實的強制性則體現在“行為或思想的這些類型不僅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而且具有一種必需服從的，帶有強制性的力量，它們憑借著這種力量強加于個人，而不管個人是否愿意接受”。“當然，當我心甘情愿服從這種強制力時，我就感覺不到或者說很少感覺到它是強制的了，而它也就不稱其為強制的了。盡管如此，強制并不因此而不再是這些事實的屬性，其證明是:我一去反抗它，它就立即表現出來。”

鑒于社會事實外在性和強制性這兩個特征，所以社會事實是與行為主體分離的，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本身具有“物”的特性。所以在關于觀察社會事實的準則的探討中，“第一條也是最基本的規則是: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把社會現象作為物來研究，就是把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的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因此，我們應該使社會現象與在頭腦中把它們表現出來的主體分開，而對社會現象本身進行考察。我們要把社會現象作為外在的物從外部來研究，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作為這樣的東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但同時，迪爾凱姆也意識到社會事實和物質之間也并不是完全等同，他只是在研究過程中賦予社會事實以物的性質。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經驗的觀點來認識社會事實。但正是基于社會事實這樣的特點，迪爾凱姆要求研究者在對社會事實進行研究時，要像對物理學研究物質一樣客觀中立地對待社會事實。

社會事實外在于個人，它不存在于個人意識之中，所以不能用個人意識去解釋社會現象。社會事實的成因應該從社會環境中去尋找，必須從社會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找對社會生活的解釋。用一個社會事實來解釋另一個社會事實。同時，“當我們試圖解釋一種社會現象時，必須分別研究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迪爾凱姆認為在進行社會事實的研究時不能把注意力放在社會層次上，個體的或者心理的現象不能作為解釋社會現象的原因，社會現象只能夠用其他社會事實加以解釋。他認為社會現象也像自然物一樣，是有其一般規律的，是可以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而主張反實證主義的韋伯則認為社會學所要研究的是社會行動，并對社會行動做了嚴格的界定:“所謂‘行動’意指行動個體對其行為賦予主觀的意義———不論外顯還是內隱，不作為或容忍沉默。‘社會的’行動則指行動者的主觀意義關涉到他人的行為，而且指向其過程的這種行動。”他不認為“自利”是人類行動的根本動機，除了這點，人們的行動還受到習慣、情緒、價值規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他把社會行動分為四種類型:目的合理性行動、價值合理性行動、情感行動和傳統行動。韋伯認為這樣的劃分有利于社會學研究。

研究對象鎖定之后，如何進行研究呢?韋伯基于對社會行動的解釋，認為對社會學的研究應該強調對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的詮釋性理解。“對于一個涉及行動意義的學科而言，‘解釋’意味著能夠掌握到根據行動者自己的主觀意義，他的行動所系屬其中的意義關聯。”“理解”意味著對幾種意義的詮釋性掌握:“(a)在歷史探究中，對具體個別行動的真正意向的意義;或(b)在社會學大量觀察中，平均或近似于實際行動的真正意向的意義;(c)經常出現的現象的純粹類型(理念型)，亦即以科學方法建構的(理念型的)意義或意義關聯。”韋伯認為，理解可能有兩種，第一種是對既有的行動(包括其所表達出)的主觀意義作直接觀察的解釋，如我們可以理解表情所表達出的憤怒情緒;另一種解釋，稱之為解釋性理解，指的是根據“動機”來理解行動者行動的意義，通過這種解釋，我們可能獲致一個可理解的及更概括的意義脈絡。在迪爾凱姆看來，“同樣的結果總是有其同樣的原因”。韋伯卻認為，一個社會行動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一個社會行動絕少指向一種單一的原因。而且社會行動的因與果也有可能隨著情景的改變而發生相互轉化。在價值關聯還是價值中立方面，如前所述，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家無論在選擇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還是再論證的過程中，都應該排除一切預斷，“徹底打破日積月累而最終套在它們脖子上的經驗枷鎖”。而韋伯卻認為“一切關于文化實在的認識始終是依據于一種特別獨特的觀點的認識”，即在進行社會研究時，研究者到底是從什么角度對什么進行研究，是受研究者本身所擁有的價值觀所影響的。所以，在研究之前，研究者不可能摒棄一切價值參照。但是“學者必須清楚指出，決定他的選擇的，是什么價值，以免他的讀者被蒙蔽”。在做出選擇研究什么之后，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因為學術不能回答什么才是正確的價值，它不能證明一種價值優于另外一種價值，也不能為各種價值架構一種層級結構。

四、結語

以迪爾凱姆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方法和以韋伯解釋社會學的反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方法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兩條主要線路。那么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社會學到底應該怎樣進行社會研究呢?我覺得迪爾凱姆和韋伯的觀點都沒有錯。表面上看來，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和韋伯的反實證主義是爭鋒相對，水火不容的，但在我的理解中，他們兩人的方法卻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作為一門學科，它的方法不可能是單一不變的。社會學一方面需要迪爾凱姆所言的實證主義的精神，用社會事實去解釋社會事實，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又需要用韋伯的解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強調對意義的理解。

就從研究對象的確定開始，如若缺乏主觀的價值判斷，我們在眾多的社會現象之間就會無所適從。沒有評判標準，所有事物就都一樣，所以選誰棄誰都缺乏理由。而在選擇研究對象的過程中，就摻雜了對主觀意義的解釋。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即需要用社會現象去解釋社會現象，又需要對現象進行主觀意義的闡釋。因為很多時候，如若缺乏這層解釋，我們就無法將研究進行下去。舉個簡單的例子，清晨在廣場，你看到一個老人在舞動手臂，對于這個動作，我們就必須進行一些主觀意義上的揣測，才能用社會事實去檢驗社會事實。因為對一個社會事實的解釋必然是用另外一部分社會事實去解釋，而不是除其本身之外的所有社會事實都用來解釋該社會事實。而這一部分社會事實的選擇過程，就是對主觀意義的解釋和揣測過程。所以，迪爾凱姆和韋伯兩者并不矛盾。

關于社會學的定義以及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討論，幾百年來一直在繼續。迪爾凱姆和韋伯是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標志性代表，然而在學科日益分化的現代社會，已經不存在獨屬一門學科的研究方法。學科之間的相互借鑒與補充，相互之間的綜合與交融已經成為常態。作為一門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學科，社會學應該在發揮好自己的獨特優勢的同時，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努力使自己成為一門科學的具有解釋力的學科。

作者：方莉琳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