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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本土的漢族作家在創作中表現出強烈的故土意識，如劉亮程對“黃沙梁”的書寫、董立勃對“下野地”的敘述等。此外，一些久居新疆的作家深深地融入新疆，甚至扎根于新疆，有的即使離開了，新疆也成為魂牽夢繞的故鄉，故他們的創作有較為明顯的新疆本土化傾向，如沈葦的《新疆詩章》、紅柯的《烏爾禾》等。“少數民族作家則從本民族的文化特質出發來探求文學的文化品格和藝術風格。如維吾爾族提出了小說中的‘塔克拉瑪干精神’，哈薩克族對‘草原文化小說’的追求，柯爾克孜族則有‘高原文學’的倡導等。”[1]面臨新疆多民族文學的發展，固有的“地域性”與民族性”的概念和理論，難以深入地挖掘其豐富的內涵。要研究和闡釋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多樣性及其獨特意義，必須要進入到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深層，而從“地方性”入手，也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本文所謂的“地方性”是對“地方性知識”的簡稱。“地方性知識”是闡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吉爾茲提出的，他指出：“法律，與英國上院議長修辭中那種密碼式的矯飾有所歧異，乃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這種地方性不僅指地方、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并且指情調而言———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并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聯系。”[2]在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概念中，地域顯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并非決定性的；他所說的“情調”即“地方性知識”產生的情境包括當地人的思維方式，是更為重要的因素。盛曉明認為：“所謂的‘地方性知識’，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識，而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說‘局域性’也不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義上說的，它還涉及到在知識的生成與辯護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歷史條件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由特定的利益關系所決定的立場和視域等。”

筆者認為，在文學研究中，地域性與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地方性，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交織但又有著不同，最明顯的不同就在于地方性是“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研究的立場、心態與價值觀等。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域性特征除對自然景觀的描繪外，還表現為對人文景觀的描繪，這觸及到了“地方性知識”產生的文化情境。新疆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飲食服飾、節慶禮儀、生活變遷等都是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重要內容，這既是文學地域性的表現，也是民族性的表現。十七年時期，內地進疆漢族作家對新疆人文景觀的描繪較多，有的作品甚至直接以少數民族生活為敘述對象，如王玉胡的《阿合買提與帕格牙》、周非的《多浪河邊》和權寬浮的《牧場雪蓮花》等。這些作品總體上是以外來者的眼光將少數民族生活當作審視與敘寫的對象，作家、讀者和研究者被“異域情調”所吸引，多少帶有人文景觀獵奇或文化獵奇的心態。當然，作家們也力圖真正進入敘寫對象，如周非在《多浪河邊》的努力。《多浪河邊》敘述了維吾爾族青年哈得爾的經歷，反映了新疆解放前后多浪河邊維吾爾族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小說大量使用維吾爾族的日常生活用語，對維吾爾族的生活習慣、節慶禮儀的描繪很多，并試圖模仿維吾爾族的思維方式，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以此來塑造符合他們性格的人物形象。然而，如果把這些標示人文景觀或少數民族特色的符號刪去而換作漢族的，那么，《多浪河邊》敘述的故事、表現的主題則與當時全國其他同類小說并無多大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新疆本土出身的作家對新疆的人文景觀或民族特色的書寫更多地接近了當地文化和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立場與視域。

考察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研究，不難發現，內地研究者在論及其地域性和民族性時，有的抱著“我族中心觀念”以居高臨下的姿態進行俯視，有的則帶著文化獵奇的心態，因此，盡管他們的研究大多在理論形態上高于新疆本地研究者，但往往令人有隔閡之感。新疆本地的研究者，包括少數民族學者在研究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時，有的跟內地研究者亦步亦趨，有的還或多或少地迎合了文化獵奇。當然，這并不是全部的表現，而只是兩種傾向而已。對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研究與闡釋，“必須依照特定一類人對自己經驗的闡釋，因為那是他們所承認的描述”，也就是說必須符合新疆各民族自身的經驗，符合“知識的生成與辯護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及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立場與視域等。出現上述兩種傾向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少地方性的觀念、心態與視域，難以進入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方性知識”闡釋。地方性的內涵與要素，實際上包含了地域性與民族性，它是對二者的超越。從地方性而不是僅僅從地域性或民族性來研究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要求“我們對知識的考察與其關注普遍的準則，不如著眼于如何形成知識的具體的情境條件”[3]，也就是說，要求研究者進入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文本及其產生的具體情境條件，以內部眼光去體驗、理解和評判。吉爾茲認為：“承認他人也具有和我們一樣的本性則是一種最起碼的態度。但是，在別的文化中間發現我們自己，作為一種人類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為眾多個案中的一個個案，作為眾多世界中的一個世界來看待，這將會是一個十分難能可貴的成就。只有這樣，宏闊的胸懷，不帶自吹自擂的假冒的寬容的那種客觀化的胸襟才會出觀。如果闡釋人類學家們在這個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話，他就應該不斷申述這稍縱即逝的真理。”從地方性研究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對“地方性知識”進行“深度描寫”，這樣，才能拋棄獵奇心態、“我族中心觀念”而具有寬闊的胸懷與寬容的胸襟，才能真正地理解和客觀地評價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

“地方性知識”是格爾茲出于對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的批判而提出的，“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格爾茲強調的是那種有別于統一性、客觀性和真理的絕對性的知識創造與知識批判。”現代性知識應是格爾茲“地方性知識”批判的一個對象。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方性問題也與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二者相互對抗又相互補充。現代性大約是從中世紀結束之后開始的，無數的思想家、學者都對其進行了論述，有關現代性的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在現代性理論中影響較大的如：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福柯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態度；鮑曼認為現代性是未完成且無法完成的規劃；泰勒認為現代性是一種現代自我認同模式。此外還有“可選擇的現代性”（芬伯格）、“單一的現代性”（詹姆遜）、“流動的現代性”（鮑曼）、“自反性現代性”（拉什）等等。現代性沒有定為一尊的定義，但它隨著全球化的擴張而逐漸形成一種統一性、客觀性、絕對性的知識，呈現出消解豐富性與多樣性的趨勢。

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作是現代性轉型的過程。1949年前的民國時期是新疆多民族文學現代性轉型的發生期，這主要體現為啟蒙現代性。維吾爾現代文學的先驅者庫圖魯克•阿吉•肖柯于1918年在喀什創辦了《意識報》（原名《覺悟》），積極宣傳科學、民主與愛國主義，進行思想啟蒙。庫圖魯克的《一切已醒來》及阿布都哈里克•維吾爾的《我的維吾爾民族》《痛苦的時代》等詩歌反對愚昧、批判民族劣根性、呼吁學習科學技術，以此來喚醒沉睡的民族。哈薩克族著名詩人唐加勒克•卓德勒在詩歌中揭露和批判哈薩克族的劣根性，號召本民族向其他民族學習，《我們哈薩克人在做什么》《磋商》《致加涅汗》等詩歌有力地推動了哈薩克族的思想啟蒙。1949年至1966年是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現代性轉型的激進期。各少數民族文學除詩歌外其他文學體裁也得到了發展，當然，這一時期新疆多民族文學創作與全國同期文學主流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它體現出了革命的激進的現代性，傳達著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熱烈贊頌、想象和認同，但這種認同是復雜的。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現代性轉型的展開期，啟蒙現代性、審美現代性、先鋒性等多種現代性形態都有所體現。本時期的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一方面對改革開放后的新面貌熱烈頌揚，表現出對現代性的渴求，另一方面，又表現出了對現代性的隱憂。1990年代中期至今是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現代性轉型的深入期，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了社會生活的轉型，也促進了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現代性轉型的深入進行，其現代性的表現更加復雜。隨著新疆經濟的發展，現代性的負面后果也逐漸表現出來，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民族文化傳統的消失、價值觀念的變異、道德滑坡等等。少數民族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表現出深深的現代性焦慮。維吾爾作家祖爾東•沙比爾的短篇小說《葡萄溝紀事》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艾米杜勒的傳統思想與其子蘇魯里的現代觀念的對立沖突，作家在否定前者的農本思想又肯定了其勤勞善良，在肯定了后者的與時俱進又對其持懷疑態度，這種矛盾心態，是少數民族作家現代性焦慮的初期表現。

哈薩克族作家朱瑪拜•比拉勒的長篇小說《寡婦》以巴蘭沙家族的歷史和現實生活為背景，通過雙線并列的結構方式敘述了寡婦與法官的情感生活與心路歷程，“深刻地揭示了傳統文化、民族精神在這個急速變革的時代中不斷發生著斷裂性的變化”[6]，既表現出了對傳統文化的依戀，又傳達了對現代文化的怨羨。在表達現代性焦慮時，作家們往往通過傳統對抗現代、農牧對抗工商、本土對抗外來等方式來緩解這種焦慮，實質上就是以地方性對抗現代性；如果研究者缺乏“地方性知識”，是很難深入理解這種現代性焦慮的。那么，如何獲得“地方性知識”呢？格爾茲要求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去進行“深度描寫”即深入的分析。劉亮程“屬于西部的純粹土著”，他不僅在《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等散文集中呈現和創造了新疆漢族的“地方性知識”，也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在散文集《庫車行》和長篇小說《鑿空》中描繪了維吾爾族的“地方性知識”。漢族要獲得維吾爾族的“地方性知識”不是易事，所以劉亮程在《庫車行》中坦承“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個人，又永遠地置身其外。”[8]他欲融入庫車維吾爾人的生活，然而，作為一個異鄉異族的訪客只能置身其外，訪客心理使其庫車行在最初是一次文化獵奇之旅。多次的庫車之行，劉亮程逐漸在維吾爾文化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契合的東西，他理解乃至認同維吾爾族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從而擁有了維吾爾“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如他不認為維吾爾農民是因懶惰而使地里長滿了草，而將其看作是一種自然和諧的生存態度并由衷地加以贊美。庫車行使劉亮程感覺他“另外的一生仿佛已經開始”[8]，而且“希望一個地方，最終被它自己說出來，我寧愿做一個虔誠的傾聽者，而不是代言人。”

劉亮程在庫車行之初帶有文化獵奇的心態，而在《庫車行》結束之際已達到了文化契合，他好像就是走在庫車老城街上的一位維吾爾族老鄉。《鑿空》是劉亮程在對維吾爾文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與認同之后對維吾爾鄉村“地方性知識”的全景掃描，它沒有絲毫的文化獵奇心態，它所呈現的思維方式、情感體驗與價值觀念等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維吾爾族對自身經驗的闡釋。劉亮程鐘情于古老的東西，他在《鑿空》中通過阿不旦村古老的、自由自在的、和諧自然的生活狀態被打破來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阿不旦村被各種形式各種目的的挖洞鑿空了，人的心靈也被鑿空而在現代化進程中找不到安息之所。《庫車行》和《鑿空》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對維吾爾文化中的一些符號如坎土曼、毛驢等進行了“深度描寫”，并希冀以維吾爾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的一些合理之處來糾正現代性的偏差。現代性無法扭轉，“人們難以放棄現代世界，……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如此深入地建立在現代技術的基礎之上，以至于各種激進的意識形態似乎都難以觸及其根本。”

但是，我們也需要像劉亮程那樣回頭望望，象阿不旦村人那樣守護著傳統的某些東西，站在地方性的立場上才不會迷失在現代性之中。地域性和民族性是作家在“對具體生活形態的新鮮發現和獨到感悟中自然而然產生的，并非是外加的。”但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而向文化深層挺進的地方性，需要作家和研究者對生成特定文化的具體情境及文化持有者的思維方式、立場、視域、情感體驗、價值觀念等的理解乃至于認同，以平等的心態去看待特定的文化，將書寫和研究的對象當作主體自身一樣。上文通過對《庫車行》和《鑿空》的簡要分析，說明了作家在創作中獲得“地方性知識”的可能途徑，這是新疆本土漢族作家的典型個案。劉亮程將自己擁有維吾爾“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的心路歷程敘述了出來，研究者如果具有同樣的心態、視域和價值觀念，是不難進入這兩部作品的地方性闡釋的。然而，對于地方性較為隱晦，尤其是對于抒情類文學，就更需要研究者從地方性視域去分析作品內涵與意義。他一如人們所熟知的詩人沈葦，來自江南，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已經變了新疆人，他的詩歌既具有江南的靈秀之氣，又具有西北的雄勁之風。評論界將沈葦詩歌的風格特征稱為“混血”，這是對其地域性與民族性的形象概括。在詩集《新疆詩章》中，沈葦將新疆的許多地方如博格達、喀什噶爾、鄯善、樓蘭、伊犁、塔什庫爾干等化為詩歌，既描繪了大漠、雪山、草原、戈壁等自然景觀，又敘寫了新疆各民族的生活，并將歷史、傳說與現實熔為一爐來提煉詩意。沈葦在其詩歌中為讀者呈現了新疆的許多知識，這些知識的表層是詩歌地域性與民族性的體現，但只關注這一層面而無地方性的“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很難有深切的體驗與理解。同樣是新疆的詩人，周濤似乎更理解沈葦，他說：“沈葦的混血，并不是純粹血緣意義上的。他是個地道的江南人，他的混血是他從江南來到新疆后，對新疆各民族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使自己文化的血脈里流進了異域的血。”

“對新疆各民族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就是一種地方性的心態與立場，是文化持有者價值觀念的表現。的確，沈葦已融入了新疆各民族文化之中，他是一位具有濃厚的新疆地方性的詩人，他“向著阿依拉尼什冰山行進/如同一名遠道而來的朝圣者/五體投地，匍匐冰面”。以這樣一種文化心態，沈葦行走在新疆各地，到達、離開，“內心卻一次次重返”，始終在場而成為新疆地方性文化的歌者。沈葦在歌唱地方性文化的同時，也表達了對現代性的隱憂：“風景早已傷痕累累/風景被切割、瓜分、販賣/在鬧哄哄的庫爾德寧集市/在死后繼續站立的云杉的注視下”。當然，對沈葦詩歌的地方性及其現代性有待深入的闡釋。對漢族研究者來說，要深入研究少數民族文學，更需要地方性的立場與視域，需要以平等的心態去理解乃至認同特定的文化，才能避免文化獵奇和“我族中心觀念”而真正地進入文本。同時，又需要探討少數民族文學的現代性轉型及其現代性焦慮，因為這與地方性密切相關。地方性與現代性相互對抗相互補充，“地方性不僅為現代性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有助于把握到現代性自身的復雜性。”新疆的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后，其現代性訴求比其他地區更為強烈，這決定了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現代性轉型。在現代性轉型中，新疆各民族文學必然形態各異，其內在原因何在？有何意義？地方性與現代性相互對抗相互補充在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中又有哪些具體表現？這些都是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研究應該探討的重要課題。

三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一種文化持有者不可能真正地、完全地擁有另一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地方性本身隱含著少數與多數、地方與中央、邊緣與中心、特殊與普遍等二元對立關系。“地方性知識”的生成與辯護，就是少數發現自我，邊緣沖擊中心；文學的地方性，就是特殊與多樣突破普遍與單一。少數民族文學的蓬勃發展應是新疆當代文學最重要的成就，它形成了一次又一次邊緣向中心的沖擊波，但因為大多數作品都未被翻譯成漢語，很難進入漢族讀者和研究者的視野，不僅缺少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的研究，而且連他者的眼光都難以停留于此，沖擊所產生的漣漪都是微小的。被稱為當代維吾爾文學“五大家”的祖農•哈迪爾、鐵依甫江、阿不都熱依木•烏提庫爾、祖爾東•沙比爾、買買提明•吾守爾等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至今都沒有漢譯本，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如烏茲別克族、塔塔爾族的文學作品漢譯本就更少了。表面來看，我們可以為其找到缺乏翻譯人才、翻譯機構不健全、翻譯經費不足等原因，然而，究其根本，還在于知識等級問題。近代以來中國形成了知識的“金字塔”等級，少數民族知識處于“金字塔”的底層，強勢的漢族文化與弱勢的少數民族文化形成了二元對立，在二元對立中“各種不同的少數民族就很容易模糊其各自的身份與界限，構成有別于漢文化‘統一的另類’。”

由于這種知識文化等級觀念的存在，知識界首先將目光轉向更為強勢的西方知識，不屑于投向弱勢的少數民族知識，故在文學翻譯上，國外數量巨大的作品都可以翻譯成漢語，而國內各民族文學的互譯卻成績平平。近年來，“羊皮鼓譯叢”“新疆民族文學原創和民漢互譯作品工程”“中國新疆少數民族原創文學精品譯叢”等翻譯工程的出現，多少彌補了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翻譯的不足。新疆的文學研究者包括少數民族學者一直都在辛勤地耕耘著，《二十世紀維吾爾族文學史》《哈薩克族文學史》《柯爾克孜文學史》等就是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這些成果的出現，是少數民族文學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地方性的少數民族知識對中心主義的漢族知識的突圍。但非漢族文學仍然難以進入“正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即使有的加進了少數民族文學內容，也是“迫不得已的添加和補充，……在學術思想的深層（而不是文字的表面）關注中國各民族生存與情感的內在特征，并真正讓文學的研究成為廣泛溝通彼此的橋梁，讓文學的知識不僅僅為單一的視角所固定，為權力的多數所獨占，依然沒有解決。”

新疆漢族作家的創作處境可能要好些，他們從邊緣向中心沖擊產生的影響稍大一些。1980年代以周濤、章德益、楊牧為代表的“新邊塞詩”運動，1990年代周濤、劉亮程的散文創作和沈葦等人的詩歌創作，新世紀初期董立勃的小說創作等，都在全國文壇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上述作家作品得到了當代文學研究界較為持續的關注，“新邊塞詩”在少數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被提及，周濤、劉亮程的散文被選入教材等等似乎表明邊緣已成功突圍。然而，由于“普遍存在的中心/邊緣的文化知識的等級狀態”，新疆漢族作家的文學創作并未占據中心，因為對上述作家作品的研究仍然存在獵奇心態，邊緣對中心的沖擊以及中心對邊緣的關注，導致邊緣成為中心的點綴與補充。即使內地學者不帶獵奇的心態來研究新疆漢族作家的創作，也難以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對董立勃小說的研究就是如此。2003年，董立勃發表長篇小說《白豆》，在全國文壇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他還創作出版了《靜靜的下野地》《米香》《白麥》《烈日》《青樹》等十多部長篇小說和《黑土紅土》《騷動的下野地》《太陽下的荒野》等中短篇小說集。研究界從多層面多角度對董立勃的小說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如以“下野地”為切入點的地域性研究、敘事模式研究、權力與欲望及人性表現研究等等，但這些研究大都忽略了董立勃小說的地方性。董立勃小說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文化情境———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兵團文化。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黨政軍企”合一的特殊組織，肩負著屯墾戍邊、維護祖國統一和新疆社會穩定的歷史使命。兵團成立六十年來已形成了獨特的兵團文化，它的形成有其歷史淵源與現實基礎，它是對歷代屯墾文化的繼承，融合了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又帶有濃厚的軍旅色彩。兵團文化總體上屬于漢族文化，但在中國知識文化等級中仍處于邊緣與底層，因此，很多研究者對兵團及兵團文化不了解也缺乏了解的意愿，故而有意無意地忽略董立勃小說的地方性。

當然，也有研究者涉及到了董立勃小說的地方性中的兵團與兵團文化視角與立場，但有待深入。此外，對紅柯的《烏爾禾》、張者的《老風口》等作品的研究，同樣需要地方性的立場與視域，需要對兵團與兵團文化的理解。《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史》是新疆各族文學研究者共同努力的重要成果，是“多民族文學史觀”在新疆當代文學史書寫中的有益嘗試，是新疆這一文學邊緣省份向中心發起的一次較為有力的沖擊。“多民族文學”已經提出很多年了，只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界產生較多回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對其并不熱心，知識文化的“金字塔”等級難以撼動。在這種背景下，《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史》的沖擊力自然減弱。李怡先生指出：“在現代中國，在文化知識的‘金字塔’格局依然聳立的今天，如何發掘中國知識分子立足于地方體驗與自我意識的思想追求與精神傳統，可以說是造就現代文化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12]雖然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仍處于邊緣境地，但它對中心的沖擊與挑戰于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都是有意義的，有貢獻的，而對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方性的深入挖掘無疑將增強其意義與貢獻。“地方性知識”作為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并非是萬能的，它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缺少必要的認識導向，對‘地方性知識’的強調極易使‘我族中心觀念’滑向一種本質上同樣極端的‘他族中心觀念’。某些人類學者由于過分沉迷于‘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而喪失了獨立的批判力，其結果便是他們往往對‘文化持有者’持一種無原則的肯定與理解態度。”

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研究中同樣存在類似傾向，即往往肯定研究對象而缺乏批判態度，這顯然不利于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及其研究的健康發展。地方性闡釋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才能進入研究對象，理解研究對象，但也要求研究者走出研究對象，才能對其作出客觀的評價，當然，前提是“進入”，是置身其中，若居高臨下置身其外就只能隔靴搔癢。此外，我們還應警惕對地方性的過度闡釋，因為新疆的歷史與現實極其復雜，對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地方性進行過度闡釋，可能適得其反。

作者：胡昌平李昌云單位：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西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