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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環境是文學生發的物質基礎。古往今來，任何文學樣式都涉及到地理的抒寫，地理環境中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子總是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文學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發生與發展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北京和上海等重要地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現代文學市場的形成，現代作家筆下無不流動著自然的光澤和地理的波音，地理景觀抒寫、地理空間創造、地理生態再現等等，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特殊內容。

關鍵詞：文學地理學；地域經濟；地理生態；地理空間；地理景觀

就文學與地理的關系而言，每一位作家終身都以地理環境為生命依托，自然地理系統不僅為他們提供物質生活資料，還為他們提供審美觀照的對象，人文地理環境則主要以地域的風土習俗、文化精神、歷史掌故等潛移默化地感染其審美心理，形塑其地方認知。地理要素是作家想象力的源泉之一，文學中包含著大量的地域風情描寫、地理空間感知和區域精神展示。幾乎任何文學樣式都有對地方色彩的描摹、對地域特性的刻寫，文學與地理之間有著天然的親緣關系和必然的內在聯系。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同樣以“地理”為現實土壤與環境基礎，中國獨特的山川、植被、河流、氣候以及地方風俗習性、地域經濟發展無不影響著現代作家的宇宙認知、審美想象、人生感悟與價值信仰。從地理維度審視與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可以發現地域經濟、地理生態、地理空間、地理景觀等諸多“地理事項”與其廣泛而深刻的結緣。“地理”與“中國現代文學”的交織不僅表現為現代文學版圖的地理運動和空間形態、現代作家遷徙的地理路線和生命地理坐標、現代文學發展的地域環境等文學外部的地理關聯上，而且還表現為現代作家審美經驗的地理生成及他們創作個性的地理生態癥候、文學景觀的地理構成、創作內容的地理要素等文學內部的影響上。

第一，從地域經濟與文學的發生、發展關系上看，地域經濟的發展必然促成區域文學與文化事業的發展，文學的發展與變革從來就不是完全依賴內部力量的演進，它既是文學內部規律作用的結果，更與文學發生從量變到質變的外部環境息息相關。所謂外部環境是指社會的經濟水平、政治狀況、文化政策、宗教信仰和地理環境等因素。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①為什么每一時代各有屬于自己的文學或者說文體？王國維發現了文學的時代成就和特質，卻未能揭示其產生文學歷史演變的經濟因素和環境條件。事實上，地域環境與經濟條件是人類社會起源和發展變化的物質基礎，也是文學發展演變的客觀條件。“楚之騷”集納了楚地的樂調、語言、名物等諸多地方特色元素，與楚國橫跨長江及漢水的國土疆域、自然物產、氣候環境、文化習俗等密切相關。“漢之賦”是最能代表漢朝時代精神的一種文學樣式，它的形成與漢代大一統的政治背景以及遼闊的地域環境有關。漢賦常常以極盡鋪張之能事描寫大國物產之豐富，刻畫自然空間景觀和人文建筑景觀的雄美，給人蓬勃向上之感。“六代之駢語”主要鼎盛于南北朝時的南朝，在梁陳之際，日臻完美大盛。因為當時北方戰火不斷，幾無凈土。相比之下，南方相對安寧，加上山川秀美、氣候宜人，吸引大批文人自北南遷，江南的地域風情自然影響到文人的習作。“唐之詩”作為唐代文學的最高成就，離不開大唐王朝經濟生產的繁榮開放。“宋之詞”的興盛同樣與城市地理經濟的繁榮極為相關。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臨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十萬以上的大城市，并且宋代還取消了城市居民區和商業區的界限，不禁夜市，這些都為娛樂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環境，而詞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宴樂場合供給伶工歌女歌唱②。“元之曲”作為一種抒情新文體在元代登壇樹幟，與當時地理人口的流動、民族語言和音樂的交融以及城市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元曲靈活多變的句式和以俗為尚、口語化的語言風格，更適合城市經濟發展對通俗文學的需求。同樣，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而言，地域經濟發展所奠定的物質性基礎與形成的市場化條件是它實現“古今質變”的基本保障。文學觀念的新變總孕育于一定的地域文化環境之中，其創作實驗也離不開特定地方的文化土壤與經濟土壤。宏觀上講，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尤其是因民族國家命運的危機引燃了變革文學的時代吁求，這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微觀上講，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沿海和內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快速發展，開始了工業化的進程，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大中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文學新變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從1912年到1917年是中國文學“新”與“舊”、“現代”與“古代”的分水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從古代文學胎盤中“鳳凰涅槃”非常關鍵的階段。北京近代商業的發展、報刊產業的興起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以及積淀的思想輿論、人才儲備等為現代文學的發生既提供了物質條件，又培育培養了大批作者和新型讀者，進而成為現代文學的發祥地。此后，上海前期所形成的開發經濟形態和商業橋頭堡的地位，為現代文學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礎。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中國現代作家遷移到重慶、昆明和延安等后方城市。北京、上海、重慶、昆明、延安、武漢、桂林等，無論當時的中心城市或邊遠城市都曾是現代文學“發展旅程”中鮮明的地理坐標，這些城市積淀的經濟基礎分別為現代文學在特殊年代的萌芽發生、頑強發展、地理遷移甚至薪火保存提供了物質基礎。此外，就個體的地域經濟體驗來看，很多現代作家從小就有著深刻的生存憂慮和地域經濟體驗。他們一方面在文本中大量描寫地方社會生活和經濟狀況，另一方面深度反映作品人物之間的經濟關系、經濟活動與生存狀態。地域經濟不僅從外部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還從內部作用于現代文學的主題、人物和故事等諸多方面。

第二，從地理生態的層面來看，地域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氣候對于中國現代作家審美心理、精神氣質和地域性格的生成有著積極的促動作用，很多現代作家的創作浸染著地域山水人文的光影、色調與神韻，具有地理生態癥候的特征。他們筆下的自然和家園似乎永遠過濾了污濁、滄桑與苦澀，顯得明凈和優美，反映出他們內心重構一種美好的自然倫理和價值秩序的愿望。茫茫草海、廣袤黑土、莽莽原林、皚皚白雪，賦予了東北地域的蒼茫、遼遠和蠻荒之感，同時也給東北現代作家的文化性格注入了豪放、倔強、滄桑、孤寂等因素；加上日軍入侵家園的屈辱現實，東北作家在創作個性上整體呈現出凝重粗獷、蒼勁剛烈、憂憤沉郁和孤寂凄美的風貌，折射出東北地域的生活原型和自然原色。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如血如火的歲月中，從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渾河的急流》《此鳥鷺湖的憂郁》，到駱賓基的《藍色的圖們江》和李輝英的《松花江上》，再到蕭紅的《呼蘭河傳》等等，這些作品都以東北的某一處土地或河流命名。土地不僅是他們筆下描寫得最為頻繁的風景，而且是作品情節展開的“扳機”和人物命運起伏跌宕的舞臺。博大深沉的土地賦予了東北現代作家們凝重的哲思和深厚的眷戀，端木蕻良曾談到自己與土地的關系：“土地沉郁的憂郁性，使我愛好深厚和真實”。③可見，地理環境孕育著人的生命和體魄必定會影響和塑造人的性格與氣質。非但如此，地理生態環境猶如嬰兒母體中的“羊水”，滋養著其中的每一個人，賦予他的一切。中國江浙地帶處于長江中下游，那里臨江瀕海、河道縱橫、水網密布；境內多平原沼澤之地，氣候濕潤、雨水充沛，常年草木蔥蘢，氣象萬千，大江大河和秀麗山水構成了江浙地域獨特的自然景象，形成一種攝人心魄的氤氳之氣。這里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自唐宋以來逐漸成為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中國現代文壇上燦若明星的著名作家和詩人出自江浙之地的幾乎占了“半壁江山”，魯迅、錢玄同、茅盾、郁達夫、朱自清、周作人、許欽文、許杰、巴人、徐志摩、戴望舒、葉圣陶、豐子愷、馮雪峰、施蟄存、穆旦、唐湜、殷夫、艾青、蘇雪林、潘漠華、柔石、夏衍、應修人等都是名副其實的實力派作家，引領了現代文學的風氣之先，其創作或激越叛逆，或閑適柔婉，無不流淌著地域文化精神的血液，浸染著江浙山水的色彩，一如水鄉的明媚和清朗，顯示出極為鮮明的地方特征。同樣，荊楚大地的奇山異水則構成了“兩湖”現代文學的風景圖和風俗畫，楚文化的浪漫和重情傾向已悄然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作用于“兩湖”現代作家的筆下，使得他們的作品充滿“愛”與“恨”等人間至情，形成了一幅幅情感色彩斑斕的人生影像和世態悲歡圖。而巴蜀盆地的封閉型地貌使得巴蜀現代作家有一種謙和心安的精神，從川中深谷穿峽而出的道道激流險灘，點燃了川籍作家渴望突圍向外飛奔的激情與心理，養成他們激切的率真性情；加上蜀地自古以來“浪漫好仙”的文化心理和“喜好文雅”的文教傳統，進而孕育了巴蜀現代作家神思邈遠、清明俊朗的藝術才情。

第三，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而言，人類生活在充滿意義內涵的地理空間中，成長地域是一個人具有歷史意義和情感價值的精神母地。中國現代作家大多與自己的成長地域有化解不開的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很多現代作家都喜歡以“故鄉”或“故鄉的影子”創設一個精神上的地理空間，將人物活動的背景和故事發生的場所置于具有個人話語經驗和情感記憶的地域中，由此創造出一個個鮮明的文學地標，如沈從文的“邊城”、魯迅的“魯鎮”、蘆焚的“果園城”、蕭紅的“呼蘭河”等，這些文學地標都是現實地理世界的文學再現與審美映照。他們由對故鄉地理空間的外在感知逐漸形成自己對地方感、地方特性的價值理解，最終內化為一種較為穩定的地理價值取向和地方情結的人格特征，并以地理敘事的方式融進其小說寫作，從而升華了他們對世界對人生的理解，指引著他們地理遷徙與空間位移的價值選擇，由此引起現代文學版圖的變化。文學版圖是疆域版圖之內的文學創作活躍區域，中國現代文學延續了明清文學以蘇杭東南沿海為創作主區的板塊特征，江浙作家群構成了現代文壇的中堅力量。20世紀20年代北京是新文學的策源地與主陣地，30年代上海成為新文學的中心，抗日戰爭爆發后則形成了國統區、解放區和淪陷區三大文學版圖。現代文學創作中心的運動方向從北方往東南沿海，再往西南和西北腹地延伸，形成了比較顯著的創作板塊現象和文學地理圖景。第四，從地理景觀抒寫上考察，地理景觀是具有一定形態特征與功能聯系的地表景致，它有自然范疇和文化意義兩個向度。在人地相互作用的漫長過程中，地理景觀往往被視為人類某種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的象征系統。鄉村和城市是文學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在中國現代作家筆下，城市景觀是他們觀察城市、感悟城市、體味城市的最直接入口，現代都市已是一個巨大的欲望空間與消費欲望的地理場所；而鄉村則是他們生命的地理原點，反映了一種原始又凝重的人地關系，農村景觀在作品中已成為溝通人與自然、反思歷史與生活、浸染歷史滄桑和時代內涵的寓言實體。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廢墟”和“墳墓”作為兩種特殊的地理景觀出現頻率較高，前者是衰朽頹廢的意象代表，后者是死亡意象的象征。其實，廢墟景觀的呈現是舊中國腐爛氣息的文本折射，它從反向角度含蓄表達了對“廢墟中國”的改造與重建之意。墳墓景觀則凝聚著歷史與現實、人生與命運，在現代文學中既是苦難中國的象征，又承擔了悲劇人生和荒謬虛無等諸多的文學喻義，也寄托著現代作家埋葬苦難和埋葬舊世界的深刻寓意。總之，地理環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深刻聯系及內在影響，中國現代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決定了他們對鄉土大地、人文空間與自然山水的天然青睞性，賦予了他們創作個性上的地理生態癥候以及文學作品豐富而深邃的地理內涵。

注釋：

①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2頁。

②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

③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頁。

作者：徐漢暉 單位：凱里學院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