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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的城市化與西方國家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區別，發展路徑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其自身表現出一定的歷史和空間壓縮特征，此種情況導致了我國城市化進程存在一定復雜性，因此城市發展模式一定要進行根本性的轉型。本文對中國的城市化壓縮環境進行分析，并進一步探討相應的規劃對策，希望更好地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發展。

關鍵詞：中國；“壓縮”城市化環境；規劃應對

我國城市化整體上呈現趕超式的演變狀態。由于受到趕超城市化進程給當前城市帶來的顯著影響，以至于壓縮并且積累了多種多樣的社會矛盾以及經濟矛盾。

1城市化進程面對的整體環境

1.1多維度的歷史進程我國現有的經濟形態表現為內生性的顯著特征，其中涉及對外開放以及高速轉型的內部經濟體制。然而不應忽視，長期以來由于欠缺必需的原始積累，以至于當前城市化仍然傾向于依賴某些部門利益予以推進，其整體上呈現扭曲化的狀態。近些年來，有關部門正著眼于推進資本相對密集的重工業。但是，發展上述行業必須建立在農民利益受到相應壓縮的前提下。由全方位的改革開放，政府針對出口導向的新型外資企業有意全面加以引進，但是卻忽視國內既有的資本價值、勞動力價值與其他要素。因此在相對較短的時間里，國內的經濟體迅速呈現擴大狀態。由于受到趕超模式的多層次影響，各個地區都付出了相對高昂的環境代價與資源代價。與此同時，不同群體以及不同區域也日益呈現了擴大化的風險傾向。

1.2滯后性的文化建設與制度建設歷經改革開放，我國在現階段已經擁有了完整度較高的現代化體系，其中包含多維度的要素。但是不應忽視，當前針對制度性以及精神性的維度建設并沒有真正達到健全，其中仍然表現為多種多樣的漏洞與缺陷。相比于現階段的經濟建設而言，建立于社會機制以及文化機制前提下的建設模式呈現出多樣化的漏洞。探究上述現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現階段仍舊保留了滯后性的精神建設模式。例如在計劃經濟的時間段內，官本位主義以及小農思維曾經給各地民眾帶來了長期的困擾。然而在進入新時期以后，上述思維并沒能徹底予以根除，在根本上阻礙著現代化的進程。相比于城鄉民眾當前能夠擁有的物質條件而言，精神建設本身具備更隱蔽的特性。但是，上述現狀并非意味著精神建設能夠忽視。精神建設以及與之有關的制度建設共同構成了助推現階段經濟進步的根本精神支撐。因此，有關部門應當能夠更多著眼于深層次的精神支柱創建，而并非停留于淺層次的經濟轉型與經濟發展。從城市化本身來看，我國如果要達到更優的城市化總體水準，則有必要落實深層次的經濟模式，而非簡單將其納入物質實體的范圍內。

1.3內外環境正在被日益壓縮截至目前，城市化進程仍然需要面對緊縮性的外部性以及內部性環境。我國日益表現為壓縮性的市場空間，其中最為顯著的特征就在于當前顯著擴大的貿易順差[1]。城市化進程還必須具備相應的物質條件，因此很可能受到了顯著的環境壓縮。從現狀來看，國際化環境整體上呈現復雜性。但是，國內仍有較多企業表現為排放較高、污染較高的狀態。針對上述現狀如果沒能著眼于全面轉型，則很有可能減損經濟效益。

2中國城市化在壓縮城市化背景下的主要內涵

2.1我國城市化和西方國家在城市化的發展中存在較大的差別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水平從1978年的17.9%增長到2006年的43.9%，是當前世界城市化發展進程中，快速增長步伐持續時間最久，經濟發展規模最大的國家。在這發展的幾十年間，每年都會有超過1400萬以上的鄉村人口進入城市生活或是工作，對城市人口的增加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據調查，這些人口的增加相當于日本整個國家人口的3倍左右，是美國總人口的1倍以上。

2.2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使得矛盾問題更加突出自從改革開放得到落實和推進以來，漸進性的制度轉型使得國家在工業化發展和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付出了看似較小的經濟成本，但是這一問題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會中的資源問題、生態環境壓力問題逐漸爆發[2]。從整體上看，漸進制度作用下，城市化發展雖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轉型帶來的影響，但是并不能減少轉型的代價，而是將這些代價和成本被分散在一段更長的時間內。隨著時間的推移，漸進式的轉型推動工作在城市化風險的作用下不斷進行累積，造成潛在的社會矛盾、城鄉分割、貧富差距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這也意味著今后如果要想對此問題進行有效解決，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2.3城市化在不同階段和社會經濟中有著不同的邏輯關系我國在城市化上不是一個市場經濟下的自發轉變過程，而是具備較強的市場調控性，不管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下對人口的限制還是當前推行的各種制度都是如此。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過程中并不一定要表現出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而是應該在工業化累積和快速推進過程中，由于人為壓制使得當前的城市化發展明顯落后于工業建設。但是在當前不斷對內需進行擴大的過程中，城市化也將對工業化建設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所以，雖然西方具備十分先進的發展理念，但是不見得對我國發展完全適用。

2.4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必然是一條曲折的道路我國在開展城市化建設的過程中走的始終是超越路線，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也很容易出現各種問題，所以這也使得我國城市化發展存在多種矛盾[3]。比如：市場經濟和壟斷經濟、行政區經濟的共同發展，造成城鄉治理滯后。那么如何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同時城市產業的高端產業化建設和傳統產業發展中存在較大的矛盾等。這些矛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逐漸的作用和演變下變得更加復雜，這也是之前西方在開展城市化發展中沒能體會到的深刻體驗。

3中國城市規劃的應對途徑

當前，我國經濟逐漸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面對國際激烈的競爭，如何提升我國綜合競爭實力，推動城市現代化建設和發展是必然選擇。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規劃是否合理將直接影響到城市發展水平，在吸收和借鑒西方建設經驗的同時，應該立足于實際情況，有助于為我國城市規劃提供可靠依據。具體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進。

3.1明確主動公共政策定位西方國家在城市現代化建設中，政府在其中僅僅起到公共服務供給者和社會服務者作用，在市場建設和資源分配中起到宏觀調控作用，是國家賴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所以，在明確政府、個體和市場之間契約關系的同時，政府更多的是將城市規劃看作保障社會公平的有效手段，并不傾向于主動干預經濟和社會發展。而我國傳統城市規劃中的公權力色彩較為濃厚，在計劃經濟時代背景下特點較為鮮明，主要是由于當時的政治傳統、經濟制度和社會治理體系等因素決定。伴隨著改革持續開放下，中國城市規劃角色定位發生了不同程度上的變化，開始從以往的工程技術朝著公共政策方向轉變。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城市規劃中主要是堅持利益調節為中心的公共政策，在壓縮城市化環境下，中國城市規劃應該突出強調主動公共政策屬性。就城市規劃主動公共政策屬性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1）合理土地資源配置和使用規劃，主動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城市經濟發展提供服務[4]。（2）發揮規劃公權力作用，為實現社會發展空間公平要求提供保障，包括混合居住、社會空間過度分異和廉租房建設等。（3）有效空間管制和配套政策，實現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為城鄉建設提供土地資源保障。（4）合理規劃來主動優化城鄉公共服務設施資源，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的同時，提升城市建設質量和效率。

3.2多規融合規劃體制由于體制分割，各個部門過分強調自身權力和利益，在空間規劃中只能被肢解，無法實現和諧統一的空間規劃體系。多數部分為了彰顯自身價值和地位，不惜去主動制造矛盾，導致規劃之間缺乏有機協調和共享，加劇矛盾沖突，進而為壓縮城市化環境埋下各種矛盾，如生態環境治理失控，發展要素分散以及資源短缺等問題。當前我國行政權力逐漸部門化，部門權力朝著利益化發展，更多的是考量如何將部門利益最大化，卻忽視了規劃之間的水平協調，制約后續工作有序開展。近些年來，我國很多地方嘗試著多規合一編制實踐，但是其中有很多規劃過于空泛，缺乏充足體制保障，導致很多規劃編制未能落到實處。通過對上海、深圳和武漢等城市規劃，可以發現城市規劃和國土部門合并后，兩規合一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為其他城市規劃和建設提供了可靠的參考經驗。遏制權力膨脹，主要是依靠系統有效的監管機制，并非是簡單部門分拆實現[5]。所以，應該高效協調和統一規劃權利，實現多規融合，有效解決當前中國城市規劃的體制分割問題。

4結語

中國城市化和建設工作的開展在當前日益緊張的背景下，已經逐漸完成了對工業化過程和社會現代化制度的轉變，還需要從內而外地開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工作，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出現西方化的范式革命。因此，快速的城市化發展也抓住了城市的外在特征，這對于準確表達城市化范式的基本內涵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幫助。

[參考文獻]

[1]劉煒.一個鄉村的壓縮式城市化進程[D].西安：西安外國語大學，2017.

[2]王強.城市新型社區垃圾轉運站規劃及建設方案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2014.

[3]樸光星.“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1（3）：88-97.

[4]趙杰.壓縮與疊加：中國城市化與“生產政治”演化的獨特路徑（1978—2012）[D].上海：復旦大學，2012.

[5]張京祥，陳浩.中國的“壓縮”城市化環境與規劃應對[J].城市規劃學刊，2010（6）：10-21.

作者：馬麗偉 單位：齊齊哈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