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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雜志》2014年第ZA期

一、概念、范疇定義

(一)生態環境意識本調查研究的指向為“市民生態環境意識”，筆者將生態環境意識定義為:是人們對自然生態自身及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生態環境問題)相關方面的了解、領悟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態度、行為動機、行為能力。生態環境意識構成可以簡略分為知識、態度、踐行三個方面，之所以將生態環境方面的踐行活動納入調查研究，是因為踐行是知識、態度的延伸，也是特定的認知與態度的反照。本調查研究著重于大眾層面的感知、態度和行為傾向。在大眾語境下“環境意識”與“生態意識”涵義相近，但在學術語境下“環境主義”和“生態主義”通常有“淺綠”與“深綠”的差別(見下述“淺綠”與“深綠”的論述);而環保意識則是在上述環境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保護環境的認知、態度、潛在能力的概括表述，是具有正面價值取向的環境意識;目前國內多數環境意識的調查研究集中在“環保意識”上，但在當下“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意識主導下，這種“環保意識”，與國際上主流的主張反人類中心主義、反過度工業文明、反“現代性意識”、反消費主義的生態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價值取向往往相反。在這種“可持續發展”主流意識主導下的“環保意識”研究的通常缺陷是，其一，對環境保護的真正意義不作追問，而常常將環境保護的意義困囚于為人類的發展的需求上;其二，這種研究所倡導的人類中心主義環保觀的價值取向對民眾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實際上可能在起到一種誤導的作用，使民眾更遠地偏離真正的生態意識。

(二)知識、態度、踐行生態環境意識從知識方面表現為對生態環境和環境問題的感知、了解和領悟;從態度方面則表現為情感、價值取向和行為傾向;是了解和領悟的自然延續;而保護生態環境相關的踐行是知識、態度、行為傾向的進一步延伸，可以反映出行為主體生態環境意識的特點、方向、強度等;對上述生態環境意識的三個方面我們也以知曉、認同(對生態價值觀的認同)、踐行來簡略表述，同時也就有了知曉度、認同度、踐行度的量化(強度)概念。

(三)“環境素養”與生態環境意識美國學者Roth在1968年首先提出“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literacy)的概念，后來聯合國出版物中曾以全人類環境素養(Environmentalliteracyforall)為題，將環境素養描述為“全人類基本的功能性教育”，可提供“基礎的知識、技能和動機，以配合環境的需要”，并“有助于可持續的發展”。Roth認為有環境素養的人具有下列特征:(1)對整體環境的感知與敏感性;(2)對環境問題了解并具有經驗;(3)具有價值觀及關心環境的情感;(4)具有辨認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5)參與各階層解決環境問題的工作。后來其他國外學者又補充了諸如“具有補救環境問題的策略知識”等環境素養內容。其實“環境素養”含義與本文生態環境意識的含義極為接近，因而本調查研究在設計市民生態環境調查問卷和訪談調查綱要時參考了Roth和聯合國組織提出的“具有環境素養的人的特征”之內容，并結合本調查具體目標，設計了調查研究具體內容。

(四)自然親和力人對大自然的親和力源于人類本有的自然屬性，源于先天的本能，這種本能表露人類自身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親和自然是人自身對大自然回歸和再認同的內心渴望的表現。因而，在人的生態環境意識中，對大自然的親和力是最底色的、最純真、最真實的部分;親近、向往和敬重自然生態是最具指標性的生態意識組成部分;與之相反，不愛自然，價值指向或多或少已經偏離人類的本性，諸如“征服自然”“向大自然開戰”的理念，以及貪婪無度的消費主義，正表露了人的生活方式的異化和人性的異化。本調查研究將自然親和力設為生態環境意識的重要標準之一，作為測試市民生態意識的“純度”和真實度的重要指標。

(五)“淺綠”與“深綠”在較為正式的學術語境表述中，環境主義與生態主義(以生態整體主義包括“深生態學”為代表)是有較大區別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雖然它們都提倡保護環境，但在為什么保護環境的出發點和目的上是不盡相同的。環境主義(或“環保主義”)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出發，以人類的需求和利益為唯一或主要訴求去保護環境，以延續人的利益的不斷滿足;而生態主義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唯一的出發點，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平衡和可持續性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價值尺度，進而以此作為判別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意義的終極標準。真正的生態主義強調自然萬物的自在價值和生命平等權利，而不是僅以人類的需求為出發點來考慮對自然生態的保護;它反對以人類的利益為唯一出發點來對待自然，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上述兩種理念均被視為綠色意識，但環境主義通常被稱為“淺綠”而生態主義則被稱為“深綠”。如上所述，“深綠”的生態主義的特征之一，就是主張動植物以及地球生態系統本身具有的不以人類的需求為轉移的自在價值和主體權利。在本調查研究中，我們雖然將上述兩種意識均視為生態環境意識或“綠色”意識，但也關注了調查對象在“淺綠”和“深綠”上的差別。

(六)影響因子關于生態環境意識的生成及其變化的影響因素長期以來一直有多種解釋，本調查研究執行人從以往的經驗觀察、研究以及文獻研究推斷，在我國現階段，影響制約市民生態環境意識的生成和變化的兩個重要直接因素是市民的公民意識(主人翁意識)和廣義的“發展觀”(包括消費觀)。為證實該推斷，本調查在調查研究工具中設有相關求證問題。

二、調查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總體生態意識水平、狀況1．經過抽樣問卷調查和訪談調查我們發現，無論是參照Roth的“環境素養”的要求所進行的綜合調查評估，還是按照本調查研究執行者設立的“綜合評價表”對樣本問卷的量化分析評價，西安市民的整體生態環境意識處于中下等水平。本調查對生態環境意識的綜合測度，規定環境意識綜合指數的閾值為0至100分，根據多方文獻檢索和分析研究，確定評價級別如表1所示:2．從知曉、態度方面來看，綜合調查顯示:(1)西安市民對生態環境及環境與人類活動的相互影響的知識、知曉處于中等水平;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認同度處于中上水平;(2)然而關于態度、價值觀方面的綜合調查評價顯示，西安市民對環境保護的價值、意義認知有限，缺少積極、主動、深入的認知和相應的價值觀，其環境意識基本屬于“淺綠”水平;同時受其他認知因素干擾市民對環境保護意義的認知、認同方面存在許多混亂與不足;(3)與以往的相關調查和經驗觀察一致，市民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認知度、認同度與市民的受教育程度有較強的正相關性，但踐行度與教育背景沒有明顯的相關性。3．踐行度較低調查問卷統計顯示，對是否參與過“生態環保公益活動”和其他相關環境保護活動的問題中，平均只有8.76%的人回答“經常”參與，20.72%表明“有時”參與;同時，對是否有過“對污染環境的事情采取阻止等方式的行動”的問題，只有很低比例的參與者回答“經常”有(11.16%)，或“有時”有(23.11%)。對比整個知曉度部分的綜合平均分值(53.28%)和認同度部分的綜合平均分值(58.22%)，踐行度分值明顯偏低(46.49%);同時，對比一下市民在問卷中多數(70%以上)認為環境問題“很嚴重，不能忍受”的數據，這些都顯示了突出的知曉度、認同度高而踐行度低的“知而不行”的特點。4．綜合評價總體特點:(1)總體綜合分值不高，知曉度、認同度高，而踐行度低;(2)對生態環境價值及環境問題的認知、認同處在淺層次;(3)環保意識中功利性過強，而缺乏天然自然親和意識。

(二)自然親和力缺乏與自然自在價值的認知不足在訪談和問卷調查中我們均發現，市民的生態環境意識中的一個特點是，很多市民已經失去對大自然的天然親和、向往，對“山川秀美”的價值已經缺少應有程度的認同，對自然物的自在價值認同度也較低;首先，這表現在很多受調查者普遍變現出來的對“現代化”的種種標志物的過度憧憬、崇拜;而對現實中存在的嚴重的霧霾天氣缺少應有的、有足夠強度的敏感反應。(2013年全國70多個空氣質量監控城市排名中，西安市總體排名在倒數后十名中);對城市及周邊缺少原生態的綠色景觀多數人比較淡漠;總之，喜愛“高樓大廈”而淡漠“青山綠水”的價值偏好普遍且突出。在本次調查研究的問卷中，在問及對居住環境選擇的意愿，面對“綠色環境”和“方便”的取舍中，只有少數人態度堅決地選擇了具有清新空氣等指標的“綠色環境”(22.3%)。而多數人表現出遲疑，或選擇了“方便”，這當然是現實生活壓力的寫照，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疏離自然的價值取向;其次，從對動植物的自在價值和生命尊重權的認知、態度來說，多數市民的“環境意識”顯然還沒有延伸至這一層面;多數人基本上還沒有關于“動物道德權利”的概念。在關于牲畜“人道屠宰”的問題上，通常受調查者只覺新奇好笑;而在回答“你對食用珍稀野生動物或使用珍稀野生動物制品的看法”時，50%以上的受調查者沒有強烈的反對態度;而對于對人類沒有直接價值的植物(假設的某種草)的看法，有將近一半(45%)的人不認為其具有保護價值(生態價值);總而言之，多數人談及環境保護，更多關注的是如何“可持續發展”、不影響現有的生活，而較少流露對自然生態本身多樣性價值的認同和對之損毀的擔憂;多數市民其“環保意識”中充斥著功利色彩;我們認為，自然親和意識，是生態環境意識的“純度”的測試器;從此角度觀察，西安市民生態環境意識“純度”不高，其生態環境意識，帶有明顯的“被教育出的”的特點。

(三)保護環境的意義和動機在關于什么是“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意義”的問答選擇中，有47%的受調查者贊成環境保護的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環境，不斷滿足發展的需要”的說法;有超過一半的人贊成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人類能控制自然，更持久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說法。同時有超過三成的受調查者不贊成“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人類平等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的說法。這都表明多數市民的“環境意識”還是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之上，而沒有升華為基于真正的生態主義價值觀的“生態意識”。另外，在問卷設計中，關于環境保護的最重要的意義的一組問題中，本問卷采用了對同一問題設立“正題”和“反題”的測試法，即設立兩組價值指向相反的問題。例如“環境保護的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征服自然、改善自身生存環境，不斷滿足發展的需要”對比“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平衡、可持續性”等相對的問題，結果有79%左右的答卷人同時選擇了價值指向相反的答案，其中46%左右的受調查人出現同時“很贊成”價值指向相反的觀點，出現價值指向的“嚴重背離”。這都表明，市民在環境保護的目的、意義上認知不清，或存在著普遍的困惑。

(四)公民意識的缺失對生態環境意識及環保踐行度的影響公民意識本質上是一種主人翁意識，當市民具有主人翁意識(并具體化為市民意識—“我是西安人”)時，其“小我”就會升華為“大我”，其行為就會體現出一種主動性、自覺性，這時自然會衍生出社會行為中的責任意識、監督意識、參與意識等;調查研究時我們發現公民意識水平低，或者說市民主人翁意識缺失或淡薄始終是影響整個西安市民生態環境意識狀態的重要因素。如本文前部分所述，市民生態環境意識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知曉度、認同度較高，而踐行度較低，正所謂“知而不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所致。環境保護意識本質上是一種“為大眾，也為我”的意識，環保行為本質上又是一種具有很強“外部性”的行為———即“利益外溢”的行為。當個人付出與個人回報不對等時，一個缺乏公民意識、主人翁意識的人是很難自覺去參與環保的。例如，在問卷中關于廢舊電池處理問題，問及“是否知道廢電池有害環境，及是否會將廢電池扔進回收箱”時，有37%左右的受調查人回答“知道但沒有做”、或“沒想過這事”，考慮到西安市“廢舊電池回收箱”本身設施就不完善等因素，我們調查者推斷實際“知而不為”的比例會比調查表所統計的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正如調查中所顯示，是因為人們覺得“麻煩”“費事”。當維護公共利益需要付出個人成本時，人們的公民意識強弱就會左右其行為選擇。

(五)現有扭曲的“發展觀”對生態環境意識的影響這里我們所指的“發展觀”是廣義的發展觀，是指當下以“發展觀”為核心的系列現代性話語，包括發展、進步、現代化、GDP主義、消費主義等等這種“現代性意識”。在整個訪談調查中我們自始至終感覺到來自于發展與環保的沖突的“氣息”，感受到這種沖突所引發的“猶豫”與“困惑”。問卷調查中在問及對“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之矛盾”的態度時，在(1)“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寧可放慢經濟發展速度”(2)“發展與環保應該兼顧”(3)“發展是根本，兼顧環保”(4)“要看具體情況”四個選項中，只有26.6%的受調查者選擇了“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寧可放慢經濟發展速度”這一選項，這一結果彰顯了近年來的唯GDP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力，同時也表明了“發展”“進步”等現代性意識對綠色意識的“對沖”和影響。為什么這種“現代性意識”會造成對生態環境意識的顯著影響呢?首先，這種以發展觀為標志的“現代性意識”是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體系之上的，在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邏輯下，只有人是萬物的主宰，自然萬物的價值只是滿足人的需求，因此“發展”等“現代性意識”本身的內在價值指向本就隱含著對“自然價值”的否定。在大自然已經淪為“原料庫”和“垃圾場”的情形下，人類的每一個“發展”“進步”都可能引發大自然的“退步”，由于這種發展、進步等“現代性意識”包含著人類頑固地將自然視為對象物、并對之進行功利算計的意識，這必然影響人們對自然生態的態度并引發對大自然的離棄;具體說，扭曲的‘發展意識”、在內心深處對天然的生態環境意識的對沖，必然會降低市民的生態環境意識水平。其次，進一步說，隨著當代生態環境意識的日益覺醒，多數人并非不明白保護自然生態價值的意義，但是“發展”與“保護”本身的矛盾是一種在我們身邊時時刻刻發生著的現實的矛盾，這種矛盾引發的困惑必然要反映在我們的意識之中。在上述對“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之矛盾”的態度的問答中，選擇“發展與環保應該兼顧”和“發展是根本，兼顧環保”的受調查者共占了64.5%。這種對“發展”的不舍不棄而又想“兼顧”的心態，正是價值觀上矛盾困惑的寫照，同時也表明了“發展觀”正是當下左右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生成、變化的最主要和最現實的影響因素。這種“二難選擇”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建設和培育現代生態環境意識的當下，如何糾正扭曲的“發展觀”，反思“現代性意識”對人性的異化，濾清“發展”真正的含義和價值，以“生態理性”沖抵或者替代極端的“經濟理性”，這是市民生態環境意識培育和城市生態文明建設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環節。

三、結論與總結

對自然及其與人類活動的相互影響的認知不僅僅是事實認知，更重要的是意義認知或價值認知。市民生態意識的形成過程受其既有的一般價值觀的制約，西安市民生態環境意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現有流行的“現代性意識”的影響。由于受人類中心主義主流的環保觀影響，西安市民生態環境意識的“純度”不高，生態意識自覺程度低，同時功利意識時時在侵蝕、對沖、扭曲著真正的生態環境意識;由于我們很多宣傳、教育帶有較強的功利性、使市民對生態系統保護的價值、意義了解不足，環境保護意識基本上停留在“淺綠色”層面。

作者：王野林單位：西安市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