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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刊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文獻綜述與理論假設

邊燕杰、張文宏的研究證明了強關系假設在市場轉型過程中的持續效力，在雙軌制和轉型時代，強關系仍然起著人情交換的作用，但它是在勞動力市場不斷擴展的條件下出現的。［19］其后，不少學者沿襲邊燕杰的思路對不同目標群體的職業地位進行研究，如周玉（2006）對干部職業地位的研究，曹子瑋、葉靜怡、孔建勛等學者對農民工職業地位獲得的研究，周大雄、陳海平（2005）對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的研究等，均是從社會網絡視角切入研究。這些成果均發現，在中國，社會網絡對個人職業地位獲得有著重要影響與作用。三是從社會性別視角對職業地位獲得進行研究。從這一視角進行研究的成果還較少，學者們一般采用比較研究方法，對職業地位獲得進行性別比較。研究結論較為一致，即在職業地位獲得方面，男性較之女性更有優勢，但在不同體制類型的組織內或不同背景因素影響下會有不同的表現。［20-21］已有的這些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與借鑒，但同時存在著三個明顯的不足之處：一是已有研究的目標群體相對集中，多集中于城市居民、本科畢業生、農民工職業地位的研究，而較少將學術目光投向流動女性這一群體。二是已有研究更多地從宏觀層面對職業地位進行研究，雖也有從微觀層面介入研究的，但多停留于個人社會資本與職業地位關系的研究。三是已有研究構建的理論解釋模型中，職業地位作為被解釋變量時多停留在寬泛的層面上進行，將工作單位確定、收入水平、職業流動等相關內容均納入其中，缺乏對職業地位具體的、客觀的測量與指標設定。鑒于此，本研究將從以下幾方面對已有的研究進行完善與發展：一是契合當前城市化進程與中國性別平等進程不斷加快的宏觀背景，將學術目光聚焦于流動女性這一特殊群體的職業地位研究。二是依據職業地位的科學涵義，對其進行客觀測量指標的設定。所謂職業地位就是指具體職業所含有的權力、財富、聲望的差別而表現出來的社會地位的差別。它是由職業權力、職業所能帶來的財富，以及職業所具有的聲望構成。［1］據此，本研究將從職業聲望、職務層次、收入水平這三個指標對流動女性的職業地位進行測量，分別代表職業地位所具有的聲望、權力與財富。三是從微觀層面構建理論解釋模型，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進行更為合理與科學的解釋。根據人力資本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及再社會化理論，我們認為，流動女性這一特殊群體的職業地位獲得不僅受到個人社會資本的影響，還將受到人力資本、城市流動經歷的影響。根據以上的思考，我們構建了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理論解釋模型（見圖1），以檢驗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因素及其影響性質與程度。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為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包括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三個指標。解釋變量有三組，分別是人力資本、社會網絡資本和流動經歷，體現了我們的三個理論思考，一是人力資本對個人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主要體現為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健康和優秀品質，它是一種區別于物質資本的新資本理論，人力資本嵌入在勞動者身上，它是一種投資，可以增值，在經濟增長中起著重大的作用。［22-23］因此，在人力資本變量中，我們選擇了人力資本中的三個重要變量：體現知識的受教育程度、體現技能的是否掌握專業技能及象征優秀品質的成就動機。二是社會網絡對個人職業地位獲得的作用。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社會網絡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產生價值，是一個重要的資本，它充當“信息橋”，傳遞比較充分的信息；它發揮著人情網的作用，通過長期互惠和面子機制，完成沒有正式規范約束下的社會性交換，對資源進行重組和配置。同時，社會網絡資本對提高個人和家庭的主客觀社會經濟地位有重要作用。［24］因此，社會網絡對個人的職業地位獲得有著重要作用，它是模型中重要的解釋變量。本研究的社會網絡資本具體化用三個變量來測量：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多元性與社會網絡頂端。三是再社會化理論。再社會化是社會化的一種形式，它是指個人在一種與他原有經驗不同規范與價值的環境里，重新社會化的過程，個人會根據環境條件的變化，重新學習價值、角色及行為，自動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參與新的社會生活，它能導致與先前社會化過程不一致的新價值觀和行為。城市流動經歷對于流動人口來說，是一種有別于以往的全新的經歷，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都對她們產生著巨大的沖擊與影響，她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也在改變。她們在城市里經歷著再社會化的過程。因此，不同的城市流動經歷在流動女性的職業地位獲得過程中也必然產生重要影響。本研究的流動經歷將由在城市的務工時長、到過的打工地區數來表示。以上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影響關系具體假設如下：一是流動女性的人力資本與職業地位成正比，即流動女性的人力資本存量越高，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二是流動女性的社會網絡資本與職業地位成正比，即流動女性的社會網絡資本規模越大或質量越高，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三是流動女性的城市流動經歷與職業地位成正比，即流動女性城市流動經歷越豐富，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

二、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自2012年泉州市流動人口職業發展狀況的問卷調查。由于泉州市地處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民營企業數量眾多，每年都吸引了很多外來人口到此務工、經商，因此選擇泉州市進行調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問卷調查采用隨機抽樣、配額抽樣與等距抽樣相結合的方法。首先，課題組在泉州市豐澤區、鯉城區、洛江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和臺商投資區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在每個區分別抽取3家員工規模100人以上的企業，共選取15家企業。然后，在每家企業抽取40個流動人口作為調研的樣本，發放600份問卷。在流動人口居住集中的社區采用等距抽樣的方法發放300份問卷。共發放900份問卷，回收800份，有效樣本758份，回收率88.89%，有效率達94.75%。最后，從758份流動人口數據中選取了375份流動女性樣本作為本文的分析對象。本研究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來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職業地位”通過三個指標進行測量，即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職業聲望分為以下八類：政府機關辦事及有關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個體戶；商業從業人員；生產運輸及有關人員；服務業從業人員；農林牧漁業人員；家庭主婦/失業人員，分別賦值1~8分，得分越高，表明職業聲望越低。職務層次分為：老板；高層管理人員；一般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公室一般工作人員；一般技術工人或熟練工人；普通工人或普通雇員；家庭主婦或失業人員，分別賦值1~8分，得分越高，表明職務越低。收入水平分為5個層次：1000元以下；1001~2000元；2001~3000元；3001~4000元；4000元以上，分別賦值1~5分，得分越高，表明收入水平越高。對所選擇的解釋變量，分別作以下測量和處理：人力資本變量，這組變量有三個：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技能、成就動機。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定序變量，是否掌握技能處理為虛擬變量，成就動機通過工作狀態來表現，分別為：“我積極追求事業發展、事業成功”、“我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希望能獲得更好的發展”、“我安于現狀，職業有沒發展無所謂”，這三種工作狀態相對應的成就動機為：成就動機強、成就動機較強、成就動機弱。成就動機變量被處理為虛擬變量。社會網絡資本變量，這組變量操作化為三個變量：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多元性與社會網絡頂端。社會網絡規模通過問題“您在城市里平時以各種方式交往的親屬、老鄉、同學、朋友、同事和相識大約有多少人”來測量；社會網絡多元性的測量，在問卷中向調查對象提供八大類職業，請他們標明在他們交往的親屬、老鄉、朋友等當中是否有從事這些職業的；社會網絡頂端通過問題“您在找工作或更換工作過程中，對您幫助最大者是何職務”來測量。社會網絡規模、社會網絡多元化為定距變量，社會網絡頂端為定序變量，但為便于統計分析，我們將之近似地看成一個定距變量。城市流動經歷由到城市的打工時長、到過的打工城市數兩個變量組成，這兩個變量都處理為定距變量。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1.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狀況描述如前所述，所謂職業地位就是指具體職業所含有的權力、財富、聲望的差別而表現出來的社會地位的差別，它是由職業權力、職業所能帶來的財富，以及職業所具有的聲望構成的。因此，我們將分別從流動女性受調查時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來考察她們的職業地位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流動女性在城市的就業率較高，多數集中于職業聲望較低的職業，但技術人員的比例比以往研究有顯著提高。流動女性進入城市后的就業率高達98.1%，進入城市后成為家庭主婦或失業人員的僅占1.9%。與以往研究結果相同，職業聲望較低的生產運輸業和服務行業仍是流動女性進入城市后主要的勞動領域，分別占到了23.2%、21.3%，位居流動女性進城后從事職業第二、第三位。但以往研究發現流動女性進入城市后從事技術人員這一職業的為數甚少，不超過5%。［25］而本研究的調查卻發現，流動女性入城后職業分布于技術人員的占到了總人數的32.9%，將近1/3，位居流動女性進城后從事職業的第一位。對這一問題的調查發現，這些選擇職業為“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動女性，其實大多數僅是低技術、簡單工種的工人，甚至是工廠里流水線上的工人，如織布工、針織工、皮革工、縫紉工等，技術含量較低。調查結果顯示，流動女性的職務層次普遍不高。流動女性的工作職務多數為普通工人、辦公室一般工作人員、一般技術工人，比例分別為34.5%、21.1%、16.0%，而位居管理人員的僅占16.3%，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更少，僅為1.9%，職務為老板的僅占0.3%。流動女性的收入水平也不高。多數流動女性的收入水平為2001~3000元，占到總樣本的45.8%；其次為1001~2000元，比例也較高，為36.7%，而收入在3000元以上特別是4000元以上的較少，收入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比例僅為14.0%。可見，流動女性目前的職業地位較低，她們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都普遍不高，只有少數流動女性處于較高的職業地位，擁有較高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

2.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影響因素分析表1是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多元回歸模型的統計估算結果。模型1、2、3分別是以樣本女性目前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收入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的多元回歸方程，旨在發現流動女性獲得目前職業地位的主要影響因素。從統計分析結果來看，三個模型的擬合效果都很不錯，擬合系數均超過10%，分別為14.3%、20.2%、14.2%，即三個模型分別有14.3%、20.2%、14.2%的因變量方差得到解釋，其樣本決定系數均在0.001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這三個模型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從三個模型所展示的數據來看，本研究所選用的解釋變量除一個變量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外，其余變量均在不同層面上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產生顯著影響。而且作用方向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基本一致，僅其中一個變量的作用方向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相悖。首先，我們來看人力資本變量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在本研究所選的人力資本這一解釋變量中，成就動機的作用最大，它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三個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與研究假設相一致，即成就動機越強的流動女性，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相對“安于現狀”的流動女性，事業上積極追求成功的流動女性、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流動女性，她們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越高，而且差距明顯。相對“安于現狀”的流動女性，積極追求成功的流動女性，職業聲望值將提高0.759、職務層次值提高0.64、收入層次提高0.403；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流動女性，職業聲望值將提高0.609、職務層次值提高0.468、收入層次提高0.311。成就動機是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力求成功并達到優異成績的欲望。筆者認為，相對“安于現狀”的流動女性，成就動機強的流動女性更渴望職業發展、事業成功，這是一股強大的推動力，將促使她們努力適應環境、學習技能，并為工作投入巨大的時間與精力，她們也比安于現狀的流動女性更能承受住各方面的壓力，更能勇敢地面對各種困境，這都使得她們更有機會獲得較好的職業、較高的職務與收入，職業地位相對較高。人力資本解釋變量中的是否掌握技能的影響位列第二，它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中的職業聲望與收入水平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與我們的研究假設相一致，即掌握技能的流動女性更有可能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相對沒有掌握技能的流動女性，掌握技能的流動女性職業聲望更高、收入水平更高。掌握技能的流動女性職業聲望值將提高0.573，收入層次提高0.154。技能水平是人力資本的重要存量之一，對職業地位獲得有著重要的作用與影響，特別是流動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是否掌握一技之長對她們職業地位獲得的意義更為重大，想要獲得較高的職業聲望或收入水平的職業，一般需要一定的技能水平支撐，因此掌握技能的流動女性就更有機會與資本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人力資本解釋變量中的受教育程度也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產生顯著影響，而且影響方向與研究假設相一致，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動女性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相對小學及小學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流動女性，受教育程度為高中或中專、大專的流動女性職務層次較高，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的流動女性不僅職務層次更高，收入水平也更高。受教育程度為高中或中專的流動女性職務層次將提高0.778，受教育程度為大專的流動女性職務層次將提高1.089，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及以上的提高1.665，收入層次提高0.155。其次，社會網絡資本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其中，社會網絡頂端的作用最大，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三個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與我們的研究假設相一致，即網頂越高的流動女性，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為流動女性在城市找工作或更換工作提供最大幫助的人職務級別越高的，流動女性的職業聲望、職務層次與收入水平就越高。一般而言，處于較高地位的幫助者擁有較多的資源，能施加較大的影響，因而更加有助于受助者職業目標的實現。邊燕杰對社會資源在職業地位獲得中作用的研究也表明，職業地位獲得中實際幫助者的地位愈高，得到的職業地位越理想。［18］因此，社會網絡頂端越高的流動女性，越有可能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社會網絡規模的作用位列第二，它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中的職業聲望與職務層次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與研究假設相一致，即社會網絡規模越大的流動女性，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社會網絡規模越大的流動女性，職業聲望與職務層次就越高。社會網絡規模越大，意味著流動女性所掌握的社會資源越廣泛，能夠獲得的信息越多，能夠獲得的幫助也越多，這將有利于她們在城市中獲得較好的職業與一定的職務層次。社會網絡多元性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沒有顯著影響，這可能因為流動女性在城市的社會網絡多為同質性的社會網絡，異質性的社會網絡非常少，流動女性雖然遠離家鄉，來到城市這一全新的環境中，但流動女性的社會交往圈仍然以血緣、地緣和打工同事為主，在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過程中，強關系作用大于弱關系。因此進入統計分析時，社會網絡多元性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沒有顯著影響。綜合以上可見，社會網絡資本對流動女性的職業地位獲得有著重要的影響，已有的研究發現社會網絡的作用不僅體現為信息橋的作用，即傳播和收集職業信息的作用，而且還發揮著人情網的作用，即待分配的擇業者通過人際關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門和分配決策人的照顧，［24］因此社會網絡規模越大、社會網絡頂端越高的流動女性不僅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而且在工作單位、工作過程中獲得的幫助與照顧也可能更多，這將有利于她們獲得聲望較高、收入較高的職業，并且在工作單位獲得晉升機會的可能性也越大。［26］最后，流動經歷對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進入城市務工時長與到過的打工地區數均對流動女性的職業地位獲得具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與假設不盡相同。其中，進入城市的務工時長對流動女性的職務層次、收入水平的影響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與研究假設相一致，即進入城市務工時長越長的，獲得較高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進入城市務工時長越長的流動女性，職務層次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筆者認為，流動女性進入城市務工實際上是經歷一個再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她們進入城市打工的時間如果越長，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就越深，對職業的追求與定位就會更趨同于城市人口，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規則也會越熟悉，這都有利于她們在城市更好的工作與發展，有利于職業地位的提高。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流動女性到過的打工地區數越多，職業聲望就越低，這與我們的研究假設相悖。這可能是因為，打工地區數越多的流動女性，意味著她們的工作不夠穩定，頻繁地更換工作、更換城市，不利于她們工作熟練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工作經驗、社會資本的積累，而這些將直接阻礙她們獲得較好的職業地位。［27］

作者：孫瓊如單位：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