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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與社會雜志》2015年第三期

當前，我國人口流動規模持續增加。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21億，其中，流動人口的婚姻狀況又以有配偶為主［1］。對已婚流動人口而言，夫妻一方流動或夫妻雙方共同流動兩種不同的流動模式，可能會導致家庭內部，尤其是夫妻之間資源結構和權力關系的變化，并進而影響夫妻之間的婚姻暴力關系。婚姻暴力是我國政府、學界和社會普遍關注的社會問題，對家庭關系的和諧穩定與子女的身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流動人口家庭中的婚姻關系尤其是婚姻暴力關系需要給與特別關注，因此，本文將利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通過描述分析、構建回歸模型對此進行系統深入探討，力求呈現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帶來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一、概念界定與理論分析

(一)概念界定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關于家庭暴力的定義及其主體范圍，目前我國沒有明確界定。從國際社會來看，家庭暴力主體范圍仍以婚姻關系、血親關系、姻親關系等親緣關系為中心，但是同居關系等非家庭親緣關系也被一些國家納入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中［2］。對日本而言，婚姻暴力只是以婚姻為名，但是它可以指發生在已婚夫妻、同居男女、或關系等同于夫妻的男女之間的暴力行為［3］。考慮到我國現行法律情況及公眾接受程度，本研究將發生在同居關系或與婚姻關系等同的親密關系之間的暴力行為剔除，將婚姻暴力(又稱配偶虐待)具體定義為:一種強迫的行為模式，施虐者有意識對其伴侶實施包括身體、精神及性方面的虐待和控制。根據定義可知，婚姻暴力既包括丈夫對妻子實施的暴力，又包括妻子對丈夫實施的暴力。本文對婚姻暴力的測量囊括了身體、精神及性三個方面的形式，但沒有具體討論每一種婚姻暴力形式的分布特征，只要受訪者遭受過任何一種形式的暴力，均視為“遭受過婚姻暴力”。

(二)理論分析關于婚姻暴力的觸發機制，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己的學科視角出發提供了一系列理論解讀。Coleman＆Straus從相對資源論出發揭示婚姻暴力發生的風險性與夫妻資源的平衡與否直接相關，一般在家庭中擁有較多資源者擁有更大的強制力，也更可能施行暴力;而資源相對較少者會由于資源劣勢難以阻止婚姻暴力的發生且因對資源較多者的依賴難以逃離這個家庭系統［4］。社會心理學家注重角色理論及與之相關的符號互動論在婚姻暴力現象中的解釋作用。角色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符號互動論認為，社會將角色規范設定在文化、習慣、習俗、意識這個大系統中，并影響、制約著個人的人格、價值、態度和行為，每個人的角色行為都是由社會賦予或改變的。由此還發展產生了“身份不一致”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并不是制度規范本身引起家庭婚姻中的暴力行為，而是假定社會宏觀的文化規范或角色期待與微觀個人角色的實現或實踐之間出現的不一致產生暴力行為。

二、文獻回顧

依托相對資源論等理論，從夫妻相對資源和權力結構角度探討婚姻暴力現象的研究受到國內學者的持續關注。女性作為婚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歷來是學者關注的重點。周林剛、陳璇對流動女性和農村留守女性做了比較分析，發現流動意愿和行為成為女性遭受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風險因素，城市文化對女性的影響打破了其所在傳統家庭的原始平衡，致使夫妻矛盾愈演愈烈，進而提升了婚姻暴力發生的風險概率［5］。李成華、靳小怡從個人生命歷程中的重要事件入手，將目標投向有成婚困難經歷的農村男性群體，基于2010年百村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由于資源劣勢導致成婚困難的男性更容易對異性實施肢體暴力;“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家庭中的男性實施肢體暴力的概率顯著較高［6］。趙延東、何光喜等擺脫物質資源的束縛和限制，將目光投向女性的社會資本方面，分析女性所擁有的作為支持性資源的社會關系網絡對其遭受婚姻暴力的作用機制，發現女性的支持性資源會通過影響施暴者對潛在干預的顧慮而起到預防婚姻暴力發生的風險［7］。李成華、靳小怡基于資源論探討了農民工家庭中婚姻暴力現象的性別差異，結果顯示，相對資源對男性實施婚姻暴力的促進作用大于女性，而情感關系則對女性實施婚姻暴力的抑制作用更顯著［8］。風笑天(2014)、馬春華(2013)的研究均揭示出，夫妻間的暴力呈性別對稱現象，夫妻雙方遭受暴力的路徑模式類似，即只有夫妻權力關系平衡時，婚姻暴力才能得到有效制止［9－11］。在依托資源論對家庭婚姻暴力現象進行分析之外，不少研究還從社會角色及互動論理論出發試圖揭示婚姻暴力發生的過程及其背后作用機制。佟新根據對婚姻暴力相關訪談資料分析，發現妻子遭受來自丈夫的虐待后會經歷憤怒、絕望———反思丈夫施暴事件———將丈夫施暴行為合理化的過程;女性這一思維轉換過程背后是受虐妻子對現有因性別角色差異導致“男強女弱”性別關系格局的“認同”和“接受”，丈夫施虐、妻子“接受”的互動過程帶來婚姻暴力的持續存在［12］。不可忽視的是，妻子對丈夫施虐行為的“認可”固然有性別差異觀念作祟，但背后還離不開妻子因資源缺乏而難以擺脫婚姻暴力這一境況。國內研究對相關理論提供了切實的驗證和支持。同時可以發現，婚姻暴力現象的觸發機制比較復雜，既有婚姻暴力關系中雙方個人資源掌握程度的因素，也離不開社會性別關系結構宏觀因素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因素可能會受到其它外界條件的影響，進而作用于婚姻暴力現象。當前城鎮化背景下，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已成為我國最突出的社會現象之一，家庭成員尤其是夫妻的流動會顯著改變婚姻中雙方的經濟、權力結構等關系，成為婚姻暴力分析中需要考察的關鍵因素。分析人口遷移流動背景下婚姻暴力現象的特征既是豐富我國家庭婚姻暴力影響因素研究的要求，也是探索家庭婚姻關系穩定促進路徑的現實需要。

三、數據、模型與變量

(一)數據來源本文所用數據來自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調查采用按地區發展水平分層的三階段不等概率(PPS)抽樣方法選取樣本。為深入分析不同女性群體社會地位狀況與變化，調查個人問卷部分采取主問卷與專卷相結合方式，主問卷面向居住在家庭戶內的18～64歲中國公民，專卷面向兒童、老年、大學生、受流動影響人員和高層人才五個群體。主問卷內容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受教育經歷、工作/勞動經歷、婚姻家庭狀況、健康水平、生活方式、認知態度等方面的諸多信息。本次調查共回收18歲及以上個人有效問卷105573份。其中，個人主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26171份，受流動影響人員附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9422份。本文關注的是夫妻流動模式是否顯著影響婚姻暴力現象的發生，因此目標群體為已婚(包括有流動經歷和沒有流動經歷兩部分)群體，樣本來自個人主問卷和受流動影響人員附卷。剔除變量上的缺失值后，共得到19027人。

(二)變量測度婚姻暴力可以分為精神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辱罵、持續幾天不理睬、經濟控制)、肢體暴力(毆打)、性暴力三類。第三期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詢問被訪者“F8您的配偶是否對您有過下列行為?”這一問題，選項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經濟控制、毆打、辱罵、持續幾天不理睬、強迫過性生活等，答案包括從不、偶爾、有時和經常。但是具體分析時，本研究不深入探討每一種婚姻暴力類型的影響因素，而是把限制人身自由等六類選項均為“從不”的視為“沒有遭受過婚姻暴力”，賦值為0;其余情況均視為“遭受過婚姻暴力”，賦值為1。對于自變量“夫妻流動模式”，結合流動人口專卷中受訪者個人信息及配偶信息，可將夫妻流動模式分為三種:“均未流動”、“共同流動”、“一人流動”，分別賦值為“0”、“1”和“2”，其中“均未流動”為參照組。考慮到僅就因變量和自變量構建的回歸模型會遺漏其它影響婚姻暴力的變量并導致結果有偏。為了準確和穩健起見，本文納入了一組影響婚姻暴力的控制變量。其中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就業等人口特征變量，婚齡、夫妻相對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經濟貢獻、權力關系等家庭特征變量，以及戶口性質等社會經濟變量。

(三)模型設定針對因變量“遭受冷暴力與否”為二分變量的特點，本文使用logistic回歸模型探討人口流動大背景下的家庭婚姻暴力現狀及其影響因素，模型具體形式設定。

四、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的影響

(一)我國家庭婚姻暴力基本現狀數據顯示，在本文關注的19027名受訪者中，沒有遭受過婚姻暴力的有14260人，所占比例為74．95%;遭受過至少一種婚姻暴力的有4767人，所占比例為25．05%。表2為模型變量的統計描述，可以發現，男性和女性在遭受婚姻暴力及流動模式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女性(26%)遭受婚姻暴力的比例相比男性(24%)要高出2個百分點。從控制變量來看，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和流動模式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更低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未就業比例可能是造成婚姻暴力性別差異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后文構建回歸模型時，對性別進行了區別對待。

(二)實證結果表3是使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對我國婚姻暴力現象影響因素進行估計的結果，模型的R方顯示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Logistic回歸模型分別對全體、女性和男性進行了估計。其中，第一列和第二列呈現了全體樣本的情況，第三列和第四列是女性樣本的估計結果，第五列和第六列是男性樣本的估計結果。其中，模型1、模型3和模型5僅對“流動模式”這個核心自變量進行控制;同時考慮到其他變量可能帶來的干擾，模型2、模型4和模型6中加入了受訪者的個體人口學特征、家庭特征和社會經濟特征等控制變量。全樣本的估計結果顯示，夫妻流動模式對家庭中婚姻暴力現象的發生構成極為顯著的影響。模型1顯示，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的發生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同夫妻均未流動者相比，夫妻共同流動和夫妻一人流動者遭受來自配偶婚姻暴力的概率分別高出53．7%和74．5%;而且，夫妻一人流動者遭受婚姻暴力的風險要明顯高于夫妻共同流動模式下遭受婚姻暴力的風險。這可能是由于夫妻一方的外出，造成雙方在生活環境、人際交往方面的差異;此外，夫妻面對面互動頻率的減少和互動深度的弱化，會對夫妻的婚姻關系產生復雜影響［13］。在模型2中對其他變量進行控制后，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現象的促進作用仍然顯著，夫妻共同流動和夫妻一人流動者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顯著高于夫妻均未流動者，分別高出42．1%和64．0%。此外，模型2還顯示，受教育程度高、自評健康狀況良好、城鎮戶口對婚姻暴力的發生具有抑制作用。分性別的估計結果則進一步揭示了流動模式、年齡、受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婚齡、經濟貢獻以及戶口性質等變量對婚姻暴力現象作用的差異。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動模式對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現象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全樣本和男性，夫妻共同流動致使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提高了65．5%;這一促進作用在夫妻只有一人流動時表現的更為突出，其概率提高了85．5%。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評健康狀況好、城鎮戶口對男性和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均有降低作用，但是對女性群體的作用力度要高于男性。

(三)作用機制上文已經證實了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產生顯著作用。在此基礎上，有待探討的是夫妻流動模式這一作用的促進機制。根據相對資源論可知，夫妻資源、權力關系的變化會影響夫妻婚姻暴力現象的發生。在檢驗相對資源論的解釋力度時，本文有如下基本假設:如果夫妻流動模式通過夫妻相對資源及權力影響婚姻暴力現象，當在模型中納入揭示夫妻資源及權力關系的相關變量時，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的作用力度應該有所減弱。本文在模型2、模型4和模型6的自變量中納入“經濟貢獻”和“權力結構”兩個變量，分別得到表4的模型2－1、模型4－1和模型6－1。從中可以得知，如果夫妻的經濟貢獻、權力關系出現失衡，婚姻暴力現象會加重。分性別來看，夫妻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出現失衡時，女性和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概率均有所提高，但是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風險概率提高的幅度更大，這一現象在男性經濟貢獻大時表現的最為明顯。與此相反的是，雖然家庭中的權力關系不平衡對女性和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現象均有正向促進和強化作用，但是權力失衡尤其是女性在家中有實權時，女性反而相較于男性更容易遭受婚姻暴力。

對比表3和表4可以發現，經濟貢獻和權力結構兩個變量加入后，夫妻流動模式尤其是夫妻一人流動對總人口的婚姻暴力作用減弱(1．420＜1．421，1．640＜1．648)，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夫妻流動模式經由改變夫妻資源權力結構而對婚姻暴力產生。如果分性別來看，兩個變量的加入使得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的影響呈現相反的結果。對女性群體而言，夫妻共同流動對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響因經濟貢獻及權力關系變量的納入而減弱(1．515＜1．522)，但夫妻一人流動對女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響則因上述兩個變量的納入而強化(1．833＞1．832)。與此相對，經濟貢獻和權力關系變量納入后，夫妻流動模式對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響在夫妻共同流動和夫妻一人流動時呈現與女性完全相反的結果，即夫妻共同流動對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響因經濟貢獻及權力關系變量的納入而強化(1．32＞1．306)，但夫妻一人流動對男性遭受婚姻暴力的影響則因上述兩個變量的納入而減弱(1．527＜1．546)。

五、結論與建議

夫妻間的資源關系、權力分配、性別差異等因素是造成婚姻暴力的重要原因。本文之所以將研究目光投入到人口流動上，是因為在人口流動遷移成為社會最突出現象的時代背景下，夫妻之間的資源和權力關系會因夫妻的流動模式呈現顯著差異，并進一步加強或弱化夫妻間的婚姻暴力關系。本研究利用第三次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現象的作用力度和方向及作用機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婚姻暴力具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女性仍然是婚姻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與我國女性在性別關系中長期處于劣勢地位的社會文化傳統相一致。(2)夫妻流動模式對婚姻暴力具有顯著正向的強化影響，且這種影響對男性和女性的作用力度有明顯差異。(3)夫妻流動模式對對婚姻暴力的作用主要在于夫妻流動行為差異改變了夫妻之間的相對資源和相對權力結構。2014年11月25日，社會公眾關注的反家庭暴力相關規定在法制化道路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和建議，諸多領域的學者和專家也投入到反家庭暴力的討論之中。基于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一些建議。1．考慮到流動人口的“流動”特性以及夫妻流動模式的差異，鼓勵夫妻共同流動或就近流動，在流出地和流入地建立家庭暴力懲治的聯動機制。在法院、公安等司法機關介入家庭暴力之余，要充分發揮民政部門和婦聯機構的輔助功能。對人口流入地尤其是人口流入城市而言，當地政府可以在流動人口集中居住社區加強宣傳和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相關法律法規和維權途徑，增強婚姻暴力受害者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2．在婚姻暴力中，女性仍然是主要的受害者。對流動女性而言，她們在流入地通常處于舉目無親的狀態，遭受到婚姻暴力時無處宣泄情緒。針對這些弱勢群體，可以組織遭受婚姻暴力的女性，鼓勵其建立互助小組，拓展其社會支持網絡。加強基礎教育，提高流動女性自身素質，為流動女性提高就業機會，提升她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3．婚姻暴力的發生通常是由家庭爭端導致的，而非感情出現了實質性問題，因此很多情況下在可控范圍內［14］。在婚姻暴力預防方面，應鼓勵婚姻關系不和諧的夫妻雙方正視婚姻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并積極引導專業的社會組織力量參與夫妻關系和解、婚姻暴力的預防工作之中。

作者：周苗 單位：南開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