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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文明》2018年第0期
摘要:哲學是對人類終極的關切,所探討的對象是永恒。無論古今中外的任何哲學家都提出過這樣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人性”,只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本篇文章盡力消除以西釋中或者以中釋西的嫌疑,以中西對比的研究方法來探討荀子的人性論。人性不外現于人的內在,是通過行為表現出來的道德,道德的探討始終離不開人性的研究,因此,本文從道德與人性的關系出發來具體探討荀子的人性論。
關鍵詞:荀子;道德;人性;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學
1道德與人性的關系
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論時,首先需明確中西方哲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對同一問題解決方法上的差異。西方的哲學可以稱為哲學,其最大的特點在于有一套系統的體系,講究“邏格斯”和“努斯”(超越性);中國的哲學我認為最貼切的稱謂應該是“哲思”,中國哲學講求“悟”,如老莊哲學不太需要像西方哲學那樣去摳字眼,儒、道、佛都認為語言是不可靠的,如果學習中國哲學還是用學習西方哲學的方法,豈不是劍走偏鋒,中國哲學需要我們讀完文本后去冥思苦想,這個“想”就是靠“悟”和“思”來實現的。“悟”和“思”是自發與能動的,從這里來看中國哲學在努斯方面更勝一籌。同時,回答了中國文化之所以長久的根本,在于要求人們學會向內收斂以攝取培養生命力的生生不息,正如《周易》中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1]。超越性是中西哲學所共同追求的,哲學不能局限于某一特殊現象,它追求的是無所不包的“一”,這一結論是中西哲人達成的不謀而合的真理;為真理而真理,為自由而自由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因此,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論時,能看到康德的影子,正如在學習胡塞爾的哲學思想時看到了康德的思想一樣,因為,胡塞爾就是從康德主義走出來的。當然荀子不可能學習過康德的哲學,康德也不可能學習過荀子的哲思,他們只是對同一個哲學問題進行了研究,但是,方法上略有不同。對于人性的探討,實質上是在探討人性何以可能的問題。人性是內在的,需要通過某種行為來體現它的善惡,表現出的行為被我們用道德標準來評價,這時候道德標準的好壞就體現了人內在之性的善惡,由此觀之,道德是人性的外在表現,而人性是道德的內在根據;也就是說,我們在探討人性的同時離不開對道德的探討,換言之,人性何以可能其實也是道德何以可能,二者是辯證的關系。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所要建構的是道德的形而上何以可能的問題,中國哲學也對此有所探討,唐君毅、徐復觀和牟宗三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認識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中認為,道德實踐行為依賴于人的內在心性。“心性”是否具有“合理性”(這里指邏輯與理性)是中國哲學所沒有探討過的,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本文在人性與道德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運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奠基》對比研究荀子可善可惡的人性論和人性善惡何以可能之問題。
2荀子人性論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
傳統認為荀子的人性論是“性惡論”,孟子在人性方面是“性善”的。但是在荀子的《禮論》篇中,他認為“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2]。人性是自然本來的樣子,而自然的樣子荀子認為是惡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2],正是這種自然本性的惡,才體現了人對善的向往。這里需要明確的是荀子在他所有的專著里所說的“偽”并不是“假”的意思,而是指通過后天的教化學習來對人性最初的自然屬性進行改造。人的屬性分為自然和社會兩個部分,荀子的“性者,本始材樸也”說的是人的自然屬性。荀子認為人性的自然屬性是“惡”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荀子并沒有否定人性向善的社會屬性,他認為,那些被稱為善者之人是經過“偽”這一過程來實現去惡存善的,“偽”在這里可以看作是去掉人的惡的自然屬性的社會屬性,即自然屬性是可以通過社會屬性來進行改造的。哲學的根本任務在于教化,也稱為教化之學,在荀子的哲思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教化可以等同于學習,但是,并不等同于有專業學識,這與當今以高考為指揮棒式的學習是截然不同的。荀子在《勸學》篇中之所以強調“學不可以已”,正是看到了人在自然屬性中的缺陷———惡,才從社會屬性方面強調通過“學習”這一社會行為來彌補人先天自然屬性之不足。這種思想與《性自命出》里的“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是一樣的。性是天生的,無論是性善的,性惡的,還是不善不惡的,哲學家們都強調人需要后天外在的改造方能達到天人合德。人性存于人的內在,如果不通過外在之物,是表現不出來的,即行為是人性的外在表現。反之,如果行為的表現是不道德的,那么所折射出的人性自然也是不善的,因此它需要后天的教化過程。荀子《勸學》篇中用車輪設喻,闡明即使人最初是不善之人,經過學習之后也可以變成完全合乎道德規范之人:“木直中繩,輮(煣)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又)槁暴(曝),不復挺者,輮(煣)使之然也。”[2]因此,關于荀子的人性論,我們不能只看到他所闡述的人性自然屬性的那部分,也要看到社會屬性那部分,要把他看作一個完備的體系,這樣才完整。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沒有斷過,正在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雄渾的靈魂存在于我們的文明之中。“性”是天所賦予的,每個人都具有,他本身是不動的,而心是沒有定志的,需要外物刺激,性才能發動出來。這就是為什么心性之學亦是了解天人合德的真正原有所在。再者,荀子在《修身》篇中寫道:“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2]荀子在這里強調的善是指行為表現出的善,他說,看到他人善的行為我們要自省,看到他人不善的行為我們要自己反省,他人的人性都有“善”和“惡”,我們需要從他們所表現出的行為來觀己。他人行為所表現出的性正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認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2],強調人性乃人之本質屬性,我們對行為具有善與不善的價值判斷,從側面說明我們的內心是具有善和惡的內在依據的,否則又用什么標準來判斷行為的善與惡,正是有這種內在的依據,我們的心才能崇善,才會明辨,并且通過“善假于物”這一社會行為來完善人的本性。因此,我們在研究荀子的人性論時不可只看到他關于人性的自然屬性的一面,也不可只把人的外化行為內化于自身從而當作我們的人性,即社會屬性那一部分。古往今來有太多的哲學家常常把一面的東西定義為兩面的,如,馬克思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之和。這里他是從人的社會屬性去闡釋,從社會性來說這是沒有錯的,但是,我們在做研究時應該更為系統地分析,這樣才能盡可能地追求“一”的普遍真理。
3荀子人性論何以可能
人性的終極發展其實是道德的價值追求,人活著并不是只有一個自然的過程,還有人自身賦予的意義,這部分是需要在后天的社會屬性里去改造的。中西方哲學都不在乎人性究竟是天生善的還是不善的這個問題,偉大的哲學家最終解決的問題是人應該怎樣生活才有意義,這個意義必須是道德的。在德文里“Bil-dung”本意是一粒種子的生長過程,引申義就是“教化”。威廉•洪堡說:“教化的目的是自我的完善,是人的能力的提高。”荀子認為人性在自然屬性方面是惡的,正是這種對人性惡的認識才使我們有意識地通過后天的“善假借于物”來改變人性在自然屬性方面的不足,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2],這樣即可為善。通過人性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可見,荀子是肯定善的,而保證它的可能必須是建立在道德實踐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要“借物”;同時,荀子還認為,“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表明人性的完備性隨著道德實踐的深度而加深,這種道德實踐還需具有教化性,通過這種教化使善內化于人心,從而完善自身的性。這種教化具體到荀子的哲學思想里就是他所提倡的“隆禮重法”,他的“禮”與“法”就是“偽”具體實現的途徑,“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2]。對于荀子來說,“善”是要假借于外物的,因此,它是外來之物。但是,要弊除人性先天的不足,我們必須把“善”內化于人自身,而要使這一過程得以實現,只有通過“教化”來內化善,從而達到真正的道德。換言之,人的外在行為成就人的內在精神之修養,荀子的人性論是以人的自身為出發點去改造人性先天的不足,從而達到人之內心道德的修養,實現天人合德。
從荀子人性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來看,他的人性論是既可善也可惡的,真正使人性善與惡的是人的心,因此,我們說:“能盡心知性則知天,人之存心養性亦所以事天。”于此觀之,人德即天德,盡性成德之事皆天地之化育,亦是天人合一之所在。這種哲學觀點我們既可以看到儒家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人性的善惡都是通過道德的行為外現出來的,導致無論荀子還是孟子判斷人性善惡的標準就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好壞;而這種到處存在且發生的“道德行為”分兩種情況,我們對此的理解是:對于第一種我們理所應當的認為那是找到答案的,因為,人對于好消息產生的原因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對于該發生而未發生的道德失控,我們歸結為多種原由。我最為認可的是人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可以分為若干方面。正是人的這種道德實踐的局限性導致了荀子等人對人天生的性的定義。正因為如此,為了確保道德的必然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根基來自自身的自由意志對理性的把握”[3]。也就是說,意志要服從自己立的法,即服從具有理性的人性,在這里康德認為人性的自然屬性是具有理性的,這與荀子有所不同,因此,康德認為人性是可靠的,但是,意志并不總是按照自己立的法來指導自己的行為,為了確保道德的形而上學的可能性,他又設立了“道德公設”,從這點看來,康德并不認為人性總是理性的,它自身也存在著感性。同樣如此,自知人性的不足的荀子為了完備人性的惡提出了“隆禮重法”這一具體主張來“偽”人性的惡,從而達到善的道德;“偽”這一過程實質就是“教化”的過程,才有了“學不可以已”,即要“善假借于物”,這個“物”必須是指向善的。無論是中國的荀子還是德國的康德,他們所說的教化或是意志立法追求的都是人的自我完善提高,也就是說,他們的終極關懷都要回歸于人自身,人的自身就是思考如何完善自己;在這點上,無論哲學語境是否相同,我們所關切的問題是一樣的。這個問題對于康德而言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如果能控制理性,就會實現自我的完善;荀子則認為要善于假借外物來提高自身,但是,這種善的外物并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鄧曉芒先生認為,“拿來主義”是使我們民族與國家逐漸喪失創造精神之所在。當代社會的各種民族虛無主義和民族解構主義無不是把五千年文明踩在腳下,當下最為可怕的是一些受各種利益驅使而無病呻吟、裝腔作勢的所謂文人所寫的神劇,通過大眾傳媒每時每刻都在傳播著不切實際的道德導向,如此一來,荀子的人性善惡何以可能?必須假借外物這一過程來“偽”人性的自然屬性,并把社會性的善內化于自身,把它作為自己人性的一個部分,才能實現自我的完善,最終達到天人合德。
參考文獻:
[1]姬昌.周易[M].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2.
[2]荀子.荀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
[3]鄧曉芒.道德形而上學奠基句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鄭露璐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