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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圖書館學刊雜志》2015年第二期

1數據庫法律保護模式的變遷

1．1由版權保護到反不正當競爭法模式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知識產權法領域的兜底法律，它能規制那些具有實際侵犯知識產權卻不屬于知識產權法范圍的行為，美國的數據庫法律保護就采取此種思路。在實際生活中，對數據庫危害最大的是直接復制花費大量投資卻不能得到版權法保護的內容，制作類似產品并與原制作者展開競爭，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原則是懲罰那些在經營中違反誠實信用、善良風俗的行為，而盜用他人付出投資的信息是一種有違“善良風俗”的“搭便車”行為［3］，屬于不正當競爭，侵犯了數據庫制作的合法利益，應予以禁止。然而，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模式雖彌補了版權法的不足，但也有局限，一方面它所提供的保護是一種消極被動的保護，而非積極主動的權利;另一方面其規制的行為也只限于存在競爭關系的主體之間，對一般復制者的擅自復制行為則無能為力。

1．2創設特殊權利保護為了促進數據庫產業的繁榮，與信息產業大國美國一較高下，歐盟委員會于1996年突破性地創設了特殊權利保護制度(SuiGenerisRight)，實行雙軌保護制，即運用版權法保護數據庫制作者的“投智”部分，運用特殊權利保護制度保護“投資”部分。特殊權利制度實質是賦予制作者一種類似產權的專有權，使制作者花費的成本和付出的風險能夠帶來合理收益，而“花費的成本和付出的風險”也必須要達到“經定性或定量證明作出的實質性投資”。在這里，歐盟重新拾起了“額頭流汗”原則，只要付出了實質性投入，不管有無獨創性都可獲得保護。特殊權利保護制度賦予了數據庫制作者兩項權利，即抽取權和再利用權。“抽取”意為以任何方式從數據庫中轉移部分或全部的內容到任何載體上，這里的抽取權就相當于版權法中的復制權。而“反復利用”意為以一種或多種數方式利用數據庫的全部或實質性內容，如銷售、出租、在網絡上傳播等，這里的再利用權就相當于版權法中的發行權［4］。當然，若制作者將單純信息、數據資料列入投資范圍，并進行了實質性投資，那么這類單純信息、數據資料也會成為法律保護的客體，制作者則可主張權利。因此這嚴重威脅了公眾的獲取信息自由權，影響了科研機構的正常科研工作，一些掌握壟斷性信息的數據庫制作者將可能借此壟斷市場，獲取暴利，損害市場競爭。

1．3“小眾的”的鄰接權保護德國為了施行《歐盟數據庫指令》，并沒有另行設立專門法，而是對原有的《著作權法》進行了修正，將數據庫的保護納入到著作權保護體系中，增加了“數據庫制作者的保護”，為數據庫創設了獨立的鄰接權。德國《著作權法》規定，不論是電子數據庫還是非電子數據庫，只要數據庫制作者對數據庫進行了實質性的投入，就受到鄰接權的保護。國內學者王超政也在《論數據庫的鄰接權保護》一文中認為:對數據庫的保護主要在于保護制作者的“投資”成果，該目的與鄰接權的保護目的一致［5］，因此，可以采取鄰接權保護那些無獨創性的數據庫。但是，將無獨創性數據庫的保護納入鄰接權中，其實就是納入了版權保護領域，這可能造成版權法既保護獨創性數據庫，又保護無獨創性數據庫的局面，給版權體系的保護原則、對象、適用標準等造成極大的混亂。另一方面，鄰接權是作品傳播者權，無獨創性數據庫不構成作品，何談作品傳播者權呢?

2我國數據庫法律保護現狀

我國的數據庫產業較之發達國際，發軔較晚，法律環境有待完善，在數據庫的法律保護方面主要有三種方式。其一，版權法保護。我國著作權法把數據庫當做匯編作品進行保護，其要求就是必須具有獨創性，并體現在數據庫對內容的選擇和編排上。但是，對于無獨創性數據庫，是否給予保護，給予何種保護，相關法律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也未能以專門方法進行保護。其二，民法保護。在司法實踐上，與數據庫有關的最早案例是1990年代的廣西廣播電視報社訴廣西煤礦工人報社電視節目預告表使用權糾紛一案，該案原告認為被告未經同意擅自轉載了其電視節目預告表。一審法院認為涉案節目預告表屬于“時事新聞”，不受著作權的保護，不支持原告的訴求。但終審局勢發生了逆轉，終審法院否定了節目預告表屬于“時事新聞”，認為節目預告表是電視臺花費人力、物力并運用專業技術制作的，雖然不屬于著作權保護的客體，不能得到著作權的保護，但并不意味著不能得到其他民事法律的保護［6］。因此，在該案中，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轉載，侵犯了原告的權利，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由此可類推，數據庫是制作者花費了成本和精力，付出風險的勞動成果，可以得到民事法律的保護。其三，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北京陽光數據庫公司訴上海霸才收集信息有限公司案是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數據庫的成功案例。在本案中，“SIC實時金融”無疑屬于電子數據庫，是原告的勞動成果，應受法律保護，競爭者未經許可不能隨意加以使用。被告未經同意擅自竊取原告的信息這一行為是不勞而獲的，違背了商業活動中誠實信用的原則，損害了原告的商業利益，應予以禁止［7］。

3我國數據庫法律保護模式的現實選擇

3．1采取版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數據庫知識產權法永遠覆蓋不了層出不窮的新客體及新問題，其必然要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而不斷修訂完善，但是我們也要兼顧法律的穩定性，反對法律“朝令夕改”。遇到新問題，我們應該首先看現有法律能否解決，而不是被動盲目地創設一種新模式。創設新制度，應考慮到很多問題，如立法背景、必要性、協調性、適用性等，這需要花費大量的立法成本［8］。就數據庫而言，獨創性數據庫可交由版權法保護，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則可保護無獨創性數據庫。筆者認為，歐盟確立的特殊權利保護制度實際上是從反不正當競爭性質的保護發展而來的，其根本目的是保護數據庫制作者的投資，禁止侵害制作者的合法利益，這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目的是一致的。據悉，歐盟《指令》草案是經數據庫產業的強大游說才改變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立法思路，賦予了權利人一種限制極少的財產專有權，當今美國也還是采取基于“盜用理論”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模式來保護數據庫的。歐洲Magill案、美國“摩托羅拉”案以及中國的“陽光數據庫公司訴上海霸才公司”案等司法實踐均證明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對數據庫都可以進行成功的保護。筆者認為，這應是我國數據庫立法的現實選擇。反不正當競爭法可保護數據庫制作者的“投資”，保障其合法利益，這也正是數據庫法律保護的出發點。在市場經濟中，對制作者利益可能造成極大威脅的是競爭對手的不當、非法獲取，由于這種競爭手段花費成本極小，網絡時代的信息復制更是廉價而快速，若競爭對手以極低的價格售賣該信息，這將對原制作者造成致命的打擊。反不正當競爭法可禁止這種“違反商業道德和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維持數據庫市場的正常、有序競爭，保護數據庫制作者的利益。反不正當競爭法能兼顧投資者利益和公眾利益，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對象是同行業經營者之間，經營者是指從事營利性商品或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普通公眾出于私人目的而非商業用途使用數據庫信息的行為是不受規制的。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避免了壟斷信息的嫌疑，對社會公共影響較小，保障了公眾的獲取信息自由權。很多學者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數據庫的保護具有不確定性，因為該法第二章規定的數種不正當競爭行為沒有包括“不勞而獲的搭便車”行為，因此無法判斷對數據庫實施什么樣的行為被稱為不正當競爭。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確定性不正表明了靈活性的優勢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性條款所表現出的巨大彈性可以根據具體案例具體分析。現實生活中，由于利益的驅使，不正當行為多種多樣，尤其是在當今這個網絡技術發達的時代，不正當行為更具有廣泛性和不確定性，開放性的一般條款正好在此時可發揮為知識產權兜底的作用。在數據庫實踐中，還有一個最具爭議性的問題，即:數據庫制作者發現自身合法權益被侵害后，不知應以何種權利訴訟，霸才公司的辯稱中也提到“原告陽光公司沒有說明霸才公司到底竊取、盜用了原告的何種財產”。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沒有賦予權利人明確具體的權利，給予權利人的只是一種防御性保護，權利人無法充分利用其權益。但筆者認為，一來制作者對數據庫這類客體擁有的是寬泛的信息產權，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不可能給予任何信息產品以專有權;二來正是因為數據庫制作者只擁有禁止他人不正當競爭的權利，不能享受一種確定的財產權，才避免了其利用權利獲得壟斷的可能，這更好地照顧到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3．2適當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保護數據庫時也有不足之處，在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時，還需注意以下問題。其一，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產生于我國市場經濟的起步階段，隨著經濟高速發展，其主體僅限定于“經營商品”、“營利性”的經營者已經不能規制市場上一些行為人的不正當行為了。市場經濟發展至今，不管主體是法人、組織、還是個人，只要發生不正當競爭行為，其行為主體就應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相關規定。其二，在司法實踐中，還可能存在此種情況，即:行為人直接復制了他人數據庫的信息，卻堅稱其信息是自己搜集、選擇、整理的。由于并沒有法律規定:前人搜集過的信息，后人不可再重復搜集，因此可以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要求行為人展示其數據庫信息搜集、選擇和制作過程的證據。這也提醒了一些數據庫制作者，在制作數據庫時要悉心保留自己投資的證據。其三，之前探討的都是進入市場流通的數據庫，而對于未進入市場流通的數據庫，即商業保密信息，可以視其為商業秘密，如某公司財務數據庫，擅自侵害這類信息，對權利人來說損失是巨大的。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明確規定保護商業秘密，只要某類數據庫屬于商業秘密，則可受到保護。但是，對于由某一特定主體，如氣象局，才能擁有并制作的數據庫，可運用強制使用原則使這類數據庫進入公共領域。盡管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數據庫的保護有或多或少的缺陷，但其在立法目的、保護宗旨、司法實踐上具有很大優勢，如在未來能夠適當修訂，版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模式定能發揮其作用。

3．3暫緩采取特殊權利保護的法律模式特殊權利保護確實為數據庫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但其在實踐過程中卻有著種種局限性，如歐盟各國對“實質性投資”存在著不同理解并采取不同的標準;保護期的更新爭論不休;造成信息壟斷等等。葉秀明的《數據庫特殊權利保護制度對歐盟的影響》一文中，在分析2005年歐盟委員會的《96/9/EC指令對數據庫法律保護的首次評估》的基礎上，以詳實的數據和論據闡明了下列觀點:特殊權利保護制度未能兼顧數據庫制作商與數據庫合法用戶的利益平衡;該制度也沒有促進歐盟數據庫產業經濟的繁榮。從國際上看，雖然歐盟最終確立了特殊權利保護制度，美國和WIPO也緊跟其后提出了給予數據庫制作者財產權的法案，但結果是: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精神使得其數據庫提案流產，而WIPO的法案也遭到了與會各國的反對。總體來說，數據庫特殊權利保護制度在成為國際標準的路上，困難重重。我國是信息資源大國，同時又是信息產業弱國，必須要著眼于數據庫產業的長遠發展上，不能為了刺激數據庫制作者的投資熱情，就盲目引入特殊權利保護制度，這樣做無異于飲鴆止渴。因此，在借鑒別國經驗并充分考慮現實國情的基礎上，筆者認為:現在建立這種效力不明、不確定因素頗多、備受批判的特殊權利保護制度為時尚早，國際社會目前采取的仍然是觀望態度，以等待歐盟的這場試驗結果。

作者：黃先蓉 田芹 單位：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