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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圖書館學刊雜志》2015年第二期

1賀氏藏書來源、特點及其經濟后盾

1．1藏書來源賀氏除繼承一批祖上遺留之書外，藏書來源主要有購買、抄寫、受贈和交換。

1．1．1繼承祖遺賀氏既為科舉世家，藏書自然不遜。賀濤門生趙衡稱其藏書“名甲畿南”，徐世昌曾贊:“賀生世世守縹緗，口吞云夢富書史”。賀云舉致仕歸時囊橐蕭瑟，惟攜圖書數萬卷。賀濤曾云:“吾曾王父購書七萬余卷，其后歲有所增，今幾百年，書固無恙”。祖上所傳之書在賀錫璜、賀錫珊異爨時并未析分，但已有流失:“精本書、名家手批金石錄等數種皆為族人持去，遂遺失”。后錫珊次子湘商與錫璜次子沅:“愿借錢千串而將廣業堂之書籍盡歸壽真堂”。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這批書經葆真檢點，由北代裝運至故城鄭家口，共十余篋。

1．1．2購買所得除了這批祖上遺留之書，賀氏一門祖孫幾代一直在不遺余力地購書。在《收愚齋日記》中，有關購書的記錄俯拾皆是:光緒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日，購湖北局竹連紙《五經四書》;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三日，賀濤為書院購書六種，又自購局板子書百種。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內購書四次:一日，購陸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購《六書原始》《廣東新語》《紀文達公遺集》《黃氏醫書》;二十四日，購《畿輔詩傳》《唐詩品匯》;二十九日，購《周易折中》。直到日記末仍有兩筆購書記錄: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購胡應麟《少室山房叢談》;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書，往觀之，亦得數種。

1．1．3抄寫所得除了購書，賀氏父子還抄書、臨書。先是賀濤抄:光緒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儀禮》，《大射儀》為首;三月三日，《大射儀》終;次日抄《聘禮》，十九日終;次抄《喪服》，四月五日終。賀濤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緒十八年正月元日，抄《爾雅•釋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館叢書》;六月二十五日，《爾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錄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辭》;十二月二十八日，抄《爾雅》畢;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叢書》及《小石山房叢書》目錄。抄書于葆真已成為一種習慣，遇到感興趣的就抄。如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鑒》人名。此書為伴其兄葆初讀書的張聘三在讀《資治通鑒》及《續通鑒》時所摘錄的人名錄，葆真因“喜其便于檢查”而從故城帶到冀州錄存。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讀姑父宗樹楠所著《庚子國聞錄存》，“錄副以存，并附以所聞”。葆真尤喜抄書目:民國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書目;民國六年正月十日，將端氏出售書目錄副。葆真還抄錄過不少家譜。因自覺記憶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舉”［3］第131冊:434，故葆真每至戚家，輒索其譜而摘記之，為“小族譜”以備忘。至宣統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蘇氏、深澤王氏、任邱李氏、棗強步氏、饒陽常氏等族譜。賀氏父子對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吳汝綸等評點的書都不遺余力地親臨或囑人代臨。葆真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記分年記錄了其父所臨及囑人代臨之書書目［3］第131冊:98－100，蔚為大觀。

1．1．4受贈所得親友贈書也是賀氏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如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時在書院刊刻課藝的刻工劉老辛贈《且亭詩》，并允贈《洨濱集》;民國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晉卿贈《新疆訪古錄》《學記箋》。受贈人早年以賀濤為主，后以葆真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為徐訪書、購書、刻書，交際面廣、社會活動能力也頗強，接受的贈書自然不少。僅民國十九年，接受贈書就達11次之多。贈書中亦有佳本。陳貽孫曾贈賀濤明南監本《兩漢書》，此書“本大印精，古雅可愛”［3］第131冊:18，賀濤視若珍寶，將其由故城帶到冀州，先題書目于書皮，次日又囑得意門生趙衡于書頭題寫書名，兩月后才自題書名于書皮，寶愛之情可見。民國七年，紀清桪為在總統府謀差，先以名人手札數十頁贈葆真，繼又贈以蝴蝶裝宋本《玉海》一冊，葆真以過于貴重而不敢接受，“暫留一觀，將以校家所藏本”［3］第133冊:254。

1．1．5交換所得葆真還通過交換的方式得到一些書籍。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訪常稷笙，以《古詩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

1．2藏書目及藏書特點賀氏曾幾次編錄書目。早在光緒十九年，葆真即錄家藏書目;民國六年十一月二日，葆真與長子迪新檢點書籍，將藏書室、客廳、家祠三處所存書籍略作整理，囑迪新草為書目。民國七年春，賀氏以匪警倉皇避地津門，書籍留鄭家口;次年六月底返回，七月檢點舊藏碑帖，命翊新、培新寫目。據鄭偉章先生言，北大有《武強賀氏壽真堂藏書目》一冊，抄本，賀培新撰藏，書題下注“丁巳(1917)孟冬抄于京都前青廠寄序”，著錄約七百余種，有元本《五子》、明本《大觀本草》及抄本等。據賀氏后人言，賀培新曾將自撰的《潭西書屋書目》送到北平圖書館［9］。檢國家圖書館網站，卻未見此目。雖未見賀氏藏書目，但從日記及相關資料不難歸納出賀氏藏書的幾個特點:

1．2．1重實用，不片面追求版本，為讀書人之藏書賀氏購書多為自讀，非為收藏，日記所載購書記錄中所購之書皆為通行本，宣統二年更有為祖父購小說數種的記錄。早年日記對賀氏所讀之書記錄尤詳。葆真兄弟所讀多為經史;父賀濤除經史外還大量閱讀時務報及譯著，譯著中有不少小說，如《福爾摩斯》《馬丁休脫偵察案》等，失明后改由葆真和書院學生為其讀書讀報。其家女性亦讀書:光緒二十年有葆真為母說《坐花志果》《金鐘傳》《紅樓夢》的記載;光緒二十九年有葆真之妻與嫂讀《孟子》，父賀濤為之講解的記載。從所讀之書可窺見其藏書之一斑。當然，由于其家世代藏書，元、明刻本也是有的，約“數十種”［10］。元刻本有《唐音》《朱子大全》，明刻本有《元文類》《郢史》《唐文粹》《陶淵明集》《周禮》《大學衍義》《尹和靖文集》《百川學海》等。

1．2．2桐城派文獻及桐城派名家批點本是其特色收藏葆真日記中出現了64位北方桐城派作家，占《桐城文學淵源考》著錄北方桐城派作家131人的近一半。這些人多為吳汝綸弟子或再傳弟子，與賀濤多有師門關系。且賀濤本人執掌書院講壇多年，及門弟子亦不少。與葆真交往頻繁的有吳闿生、宗樹楠、趙衡、王樹楠等人，這些人大多有著作傳世，賀氏藏書中不乏他們的著作，如王樹楠曾將所著《新疆訪古錄》《學記箋》贈予葆真。而以吳闿生為代表的一些桐城派作家，著作多由葆真主持刊刻，這些書其家當亦有保存。葆真父子還曾臨寫過很多桐城派名家評點本。賀濤失明前臨寫了二十余種，后葆真亦有所臨，可見其家桐城派名家評點本收藏頗豐。

1．2．3印譜、碑帖收藏豐富葆真對碑帖有著濃厚的興趣，日記中常有去某處拓碑或請人代拓的記載。葆良子培新師從齊白石，對纂刻頗有研究，收藏的印譜尤其豐富。20世紀80年代北京圖書館所出的《齊白石手批師生印集》中所收齊白石的印譜大多來自賀氏的捐贈。

1．3宏富藏書背后的堅強經濟后盾賀氏自七世賀云舉起所任官階最高為知縣，大多為七品以下的訓導等職，但家資卻頗為豐裕:賀云舉時有田十五、六頃，至九世賀錫璜時析產得六分之一約二頃;另有三里口、尹里兩處田產，尹里有田數頃，三里口田產租與佃戶耕作，從每年收獲糧食400石左右來推測，田畝數亦不在少數;宣統二年又在尹里購墓地百余畝。其家還擁有際興號、福隆號、福興號、福昌號、三益興、余慶長、三余永、阜康等帳號。葆真本人先后創辦了大樹、大業、大泉、大農等實業公司，并較早涉足股票領域。雄厚的經濟實力使得其家不僅有能力源源不斷地增益藏書，更有能力妥善保管書籍。清末民初，直隸地區各種運動風起云涌，多種勢力盤踞交錯，社會動蕩不安。民國七年，鄭家口賀宅被劫，除損失衣物、牲口外，葆良及其他33人亦被擄，賀氏因此舉家倉皇避亂天津，書籍未及攜帶。次年六月返里，書籍無恙，不能不說與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有關。

2賀氏刻書及特色

賀氏刊刻的第一部書《蘇沈良方》，從《后知不足齋叢書》中輯出，為賀錫璜在故城學署時刊行。葆真親手主持刊刻的第一部書為其父《賀先生文集》。民國元年賀濤去世后，葆真即有擬刊先君文集之意，因托諸友分錄副稿，錄訖親校數次，再交吳闿生審定。初因“恐費時日，不得好刻手”而欲付石印，經姑父宗樹楠勸說乃定刊版之計。后又商與徐世昌，并向徐坊了解京師刻字鋪情況，反復比較刻字鋪所刊樣本及價格后乃與訂議。雷夢水先生曾評賀葆真:“其刻《松坡集》，每字一筆一畫，無不斟酌盡善，嘗見其手校底本，涂抹殆遍，其他如《李長吉詩集評注》《韓翰林集評注》尤稱善本”。葆真因其父曾學于吳汝綸，遂于吳評點諸書搜刻殆盡:《李長吉詩集》《韓翰林集》《古詩抄》等。賀氏刻書集中在民國九年以后，而葆真民國九年后日記僅存民國十九年，故有關其刻書的大量具體情形不得其詳，但滴水藏海，從其刊刻《賀先生文集》的情形可見一斑。現僅就目見所及，將武強賀氏所刻之書及刊刻年代略作歸納。由上表可以看出:賀氏刻書除最先所刻《蘇沈良方》外，其余多為桐城派作家著作或桐城派名家評點本。日記中有一數字可以對賀氏所刻所印書籍總量作一具體說明: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葆良女又新出嫁，葆真以所刻所印各書贈之，“凡二十四抬”。賀氏所刻書數量雖不能與同時期的天津徐氏相媲美，但民國間天津徐氏刻本有不少都是由賀葆真具體負責督刻的。葆真長期為徐世昌經理購書、刻書事宜，徐對之頗為倚信，有議購之書向其詢價，有擬刻之書與之相商，由其推薦刻字鋪，而葆真也十分盡心盡責。刊刻《畿輔先哲傳》時，國務院高級顧問王樹楠曾舉一木匠分刻，所刻字體殊不精良，葆真因命毀版另刻，并以龍云齋所刻樣本示之，王樹楠認為葆真有意為難，故不交樣本而促其發刊貲，葆真以未見樣本拒不發貲，因此得罪王樹楠，使其于徐世昌前頗說葆真長短。由于葆真實心任事，并未因此失信于徐。后徐世昌所刻多種書，如《晚晴簃詩匯》《明清八家文抄》《詩志》《古余薌閣詩集》《異齋集》等也多由葆真具體操辦。四存學會出版部的經營管理也由葆真負責。

3藏書歸宿及現狀

1926年，賀氏舉家遷居北平。1931年，在北平西北積水潭建藏書室，有古書十萬卷，各種文物古玩五千二百余種，書版五十六箱［9］。1949年3月25日，北平解放當日，葆良次子培新響應政府號召，將家藏圖書、文物無償捐獻，計圖書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冊、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北平軍管會為此刊發了嘉獎令。所贈圖書藏北平圖書館，鈐有“一九四九年武強賀孔才捐贈北平圖書館之圖書”長方朱楷文木記。所贈文物藏歷史博物館。2005年6月10日，經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介紹，武強賀氏后人賀倜及家人前往中國國家圖書館“尋根”，參觀了家族所捐部分圖書及保存在該館的《武強賀氏家譜稿》。賀氏藏書歷經二百年滄桑巨變而紙墨猶香，賀氏哲嗣怎能不撫今追昔、感慨系之!

作者：鐘姝娟 單位：安徽省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