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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工作的鄒形源于英國《濟貧法》的實施，隨著我國脫貧攻堅工作進入啃硬骨頭的關鍵時期，社會工作的服務參與變得更有意義，本文試圖將近年來學者們在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做一個新思考，反思社會工作在反貧困領域中的成果和不足，以做出社會倡導，引導社會工作這個行業將視角投入貧困者身上，將資源帶入貧困地區，將更好的“活著”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與貧困者一起分享。

【關鍵詞】反貧困；社會工作；優勢視角

一、反貧困社會工作成為重要“焦點”的理由

工業革命的發展同一時間地孕育著社會問題的產生，造就了農村的破產，懈怠了大量的失業人群和貧困人群。1861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頒布“濟貧法”規定，1788年德國漢堡市實施救濟制度，1869年英國建立的慈善組織會社致力于協調民間各種慈善組織活動，1884年興起的睦鄰組織運動則致力于發揮社區在助貧救困中的作用，1896年，在美國受英國的影響下，美國紐約慈善學院對“友善的訪問員”進行培訓，一個要求有服務系統的社會工作專業及其方法與技巧就這樣應運而生，這個專業正是立足于貧困而逐漸進入到社會公眾的視眼當中。2018年2月，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會議指出：“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著力夯實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基礎，著力加強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切實提高貧困人口獲得感，確保到2020年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好基礎。”貧困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也是歷史性的問題，但更是人類最基本的最應該被提上日程的首要問題。按照“木桶效應”的原理來淺顯的分析一下中國目前整體的發展情況和未來發展潛力的情況，木桶效應重點強調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若將中國每個家庭的年收入分為十個層次來統計作比較，這十個層次是組成木桶的十塊木板，家庭年收入處在最高的那個區域和處在最低的那個區域無疑將會出現極大的差別，中國經濟宏觀上邁進一個新紀元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來自貧困階層的制約，雖然富人群體或龍頭企業可以裝點中國整體發展的門面，但是貧困問題卻是成為棘手地、制約中國經濟騰飛發展潛力最關鍵的因素。貧困無所謂存在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只存在窮人和富人的差別。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新的帶動社會整體效益發展的新型行業，有新的理念并且有責任要將工作視眼投射到貧困群體身上，和他們一起走出困境，不僅提升貧困者自身的生命力，也補缺了“木桶”的最短的缺陷，如此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提升社會整體的發展。社會工作更大的意義在于提升每一個人生命力，馬歇爾認為公民權是一種賦予人們在一個共同體內正式成員的地位，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權利和義務上的一律平等，這種權利和義務是該地位所賦予的。我們試圖闡述貧困群體應該成為社會工作重點關注對象的依據，對于貧困的說明可以歸納為兩組主要命題。一組理論認為窮人個體應該對自己的貧困負責。另一組理論認為貧困是社會中的結構力量生產和再生產的結果。筆者認為自身作為社會補償機制角色之一，有責任提供社會資源投入該群體以及相關聯群體能力建設作為理論依據。

歸咎受害者”認為窮人要為自己的劣勢位置負責的看法由來已久，比如19世紀的濟貧院就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貧困是因為個體的缺陷或病態所造成的。窮人被看作是一群沒有能力的人，或者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而無法在社會上取得成功。“歸咎制度”認為貧困是更為廣泛的社會過程制造了個體難以克服的貧困處境。支持對貧困進行結構性說明的學者認為人們常把窮人缺乏抱負看成是“依賴文化”，但事實上這不過是他受處境遭遇造成的一種后果。他們提出，減少貧困并不只是改變個體資源的問題，而是需要致力于在全社會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資源的政策措施。在此種分析框架下，社會工作為貧困群體發聲成為必須要做的工作。大多數有關貧困的研究都把焦點放在人們如何陷入貧困的，對于貧困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它是一種持久的狀態。然而，成為窮人并不一定意味著陷入貧困的泥沼。無論什么時候，能夠指望有朝一日可以擺脫貧困。盡管脫貧確實面臨重重挑戰和障礙，但研究的發現表明，入貧和脫貧的流動通常要比想象的更加活躍。貧困并不只是諸般社會力量作用于消極被動的人口的結果。就算是處于嚴重劣勢的人，也可能抓住機會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人類行動促成變遷的力量是不應該被低估的。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弱勢個體和社群的行動潛能，社會政策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基于優勢視角對人的潛能的肯定，認為有能力生活的人必然有能力使用與發展自己的潛能，并且可以取得資源；人類行為大多取決于個人所擁有的資源，這是對人有絕對的相信與肯定，優勢視角肯定人類內在的智慧和蛻變的能力。所以經過改變個體的處遇，個體脫離貧苦環境是可被操作的、可實現的，而至關重要的是需要貧困群體對他所擁有的潛在資源要有所察覺，使得他們有意識地選擇從社會關系中獲取社會資本，使自身實現正向社會化。那么社工提升貧困者的生命力就顯得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已經在資源或者社會機會等領域丟失了所謂的平等了，就應該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貧困群體中，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償，也是對經濟發展的要做出巨大犧牲的承受著的一種反思和關懷。

二、反貧困社會工作在理論層面上的研究

基于阿瑪蒂亞•森提出“貧困是權利體系的函數”這一命題，鄭智航認為貧困問題事實上意味著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結構性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如此看來，國家僅從宏觀角度采取一系列福利政策來實現反貧困是不充分的，必須將視角投射到每一個貧困者身上，關注貧困者的公民權利意識、文化素養意識、精神健康意識，社會工作專業方法的“自下而上”和政府宏觀扶持的“自上而下”兩種路徑相結合，將會呈現一個有利于從根本上消滅貧困的良性效果。“自上而下”的宏觀制度與政策是概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的，雖然在整體上必定有扶貧救濟的社會效果，但是它的弊端在于不能靈活的落實在每一個個體的身上。不能解決由于貧困和社會排斥造成的精神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無助，更不能從根本上激發貧困者自身的潛能和他們自身擺脫貧困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解決反貧困政策和制度造成的“貧困陷進”問題。這在趙麗宏、薛新婭的那里得到了實證性的批判，并且他們認為我國現有城市反貧困措施除了眾所周知的側重宏觀忽視微觀、側重物質忽視心理等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缺乏社會工作專業理念的指導與應運，如反貧困主體的單一性，忽視挖掘社會資本；救助手段缺乏專業性與技術性；救助主體與受助者之間是單項互動。在批判的同時他們也建構了社會工作介入反貧困工作領域中的新型框架模式，即政府擔任購買服務的角色，各NGO和社會工作者隊伍擔任具體的反貧困措施的實施者，開展社區試點——理念運行的載體，但是能夠讓整個建構的系統良性運行的前提條件是有社區發展基金作為保障，這為自下而上的反貧困社會工作搭建了一個完美的理念和模式，并且符合現在社會倡導的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基于社會工作自身發展歷程經歷了一個從“問題視角”到“優勢視角”的轉變，反貧困社會工作亦是如此，在近幾年社會工作介入到反貧困領域中，政府和學者齊心倡導“增能型”、“合作型”農村扶貧模式，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營造當地內生源動力，創造一個有利于整合當地居民優勢能力、優勢文化、優勢發展的一個全新的模式，立足于向貧困者提供資金、技術、培訓，提高貧困者的健康、知識、技能及生計基礎。張和清已經將優勢視角社會工作方法運用到云南省貧困山村——“綠寨村”，并總結出一種優勢視角下的農村社會工作實踐模式，現在被稱為“綠寨模式”，試圖以能力建設和資產建設為核心，發掘農村當地社區和民眾所擁有的資產和能力，從而使得當地社區和民眾成為農村發展的真正主體。有效的扶貧需要解決村民的貧困文化與社會排斥問題，而社會工作正是這樣一種能夠化解貧困文化與社會排斥、帶動村民發展生計的力量。社會工作方法與理念的介入使得村民發生觀念和技術上的改變，并且增長了能力，在生活上更具有主動性。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外在的力量與貧困者在資源上的合作，真正能夠使得與貧困者本省相結合的最好的方式是，既能在資源上進行“合作”以增能，又能在管理上進行“合作”以打破貧困文化與社會關系的排斥，將村民的內生性能力與政府的扶持相結合逐漸發展成一種新的“合作型”關系。

三、反貧困社會工作實務現狀

反貧困社會工作的實務開展得益于高校學者一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嘗試，一反以往總是持守缺乏視角看貧困者的問題和需要，作為主體的貧困者被個體化了，他們本身所具有的生命質地的能量被忽視了，而今學者們都開始從優勢的、以貧困者為主體的視角去探索新的脫貧思路，和他們一起嘗試走出一條反貧困的另類出路。2005年，由史鐵而牽頭，湖南省第一家村級社區活動中心在湘西自治州古丈默戎鎮中寨村成立，由此開啟了“湘西模式”，在服務5000人次后，收獲的效果明顯，貧困者權利意識的增加，有了自己的聲音，村莊的生計呈現多樣化。村莊社會資本得到增強，當地的民族文化得到逐步恢復，在試點的有效成果上總結出“以社區活動中心為平臺、社會工作方法為手段、能力建設為理念”的新型社區發展模式。2007年初，張和清等人在云南綠寨開始推動“城鄉結合”項目，在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環境保護三方面良性循環的發展模式下，尋找另類的發展醒目——“另類市場，就是為城市和農村搭建“公平貿易”的平臺，這種的新型的模式既有利于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保護當地的農耕文化，又可以為城市居民提供綠色食品，在實踐領域中也確實產生了效果，走出了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綠耕社會工作中心在持續不斷的反貧困工作中，2018年2月致力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互助共學自組織----仙娘溪樂民田間學校的成立了，這是一個階段性工作的總結也是新的開始，綠耕社會工作中心反貧困社會工作模式多年來付出的心血是有巨大價值和社會意義的，它承載著社工人期待實現的公民性。2008年6月開始，廣州市大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承接了廣州市社會救助社會工作服務項目，在廣州市荔灣區花地街開展“扶貧與扶志，救助與就業”城市反貧困社會工作綜合服務，依據以“扶貧”為目標，“扶志”為輔助，“救助”為保障，“就業”為根本的工作思路，在城市貧困家庭中開展能力建設與社會支持網絡構建工作。鐘耀光邊做邊反思道，城市反貧困社會工作離不開家庭，更離不開社區，參與式培訓是工作的首選。2017年11月，全國社會工作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主辦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扶貧動員大會在成都召開，研討會對過去貧困社會工作經驗做了討論和總結，同時聯動113所高校對口援助77個國家級貧困縣，反貧困社會工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投入到貧困需求群體中。

四、反貧困社會工作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一）反貧困社會工作研究的不足

1.社會資源投入力度不夠相對于1861年還在研究的貧困問題而言，不是問題的停留，而是貧困問題依然存在，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現如今我國國情面臨的更嚴峻的問題是國家的發展問題。從世界發展趨勢來講，只有國家的綜合國力有足夠的強大，這個國家才可能有一個穩定而安樂的生活，也正因為我國還處于繼續發展但存有局部不平衡的問題，即便很清晰的認識到我國現在依舊存在很多的貧困問題，但卻沒有辦法給予能夠完全滿足貧困群體需求的投入，每一種國家視角的投入都是社會資本的二次分配，對于目前中國的發展而言，這一問題存在著客觀性，但絕對不能成為“擱置”問題，即使沒有充足的社會資源，卻有更多的主體視角，更多的愛心人士想要真正的去幫扶貧困群體，目前要做的就是用社工的力量發動有志人士，開啟他們的解救貧困群體的視眼，改變社會貧困問題。2.社會制度制定方式有待改進從本質上說，不同區域、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分配方式是由制度決定的，一個有效的制度體系不僅能夠為社會群體提供強大的利益激勵和自由選擇權，而且能夠產生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從而搭建起社會群體之間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機制，實現共同富裕。正如有關城市反貧困的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將焦點聚集在宏觀的制度層面，主要關注反貧困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建設，重點從促進就業、提供保障和物質救助方面開展反貧困運動，很少涉及微觀層面的、具體的、針對每一個貧困者的社會服務，所以“微觀”領域服務也應該是制度設計所思考的。3.專業隊伍資源配置不合理社會工作整個行業本身處在發在的起步階段，就目前的發展狀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呈現畸形發展，大部分社工人才分布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反而真正需要社工幫扶的貧困地區卻沒有社工人才，這是我國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

（二）反貧困社會工作研究的未來展望

人們不能被發展，除非他們來發展自己，所以擺脫貧困，必須是貧困者和政府的雙向行為。貧困群體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于他們習慣了貧困，沒有改變貧困的希望，更沒有改變貧困的能力。從本質上說，是缺乏改變的“靈性”。筆者一直認為社會工作存在的很大的價值就在于各方面資源的鏈接，通過個案、小組、社區工作方法給貧困者一天或是一個小時的機會，讓他們享受一下富饒的生活，這是一種心理刺激，也是一種真實的生活體驗，可以有機會讓他們拋棄他們習慣于貧困的思想困境中，從改變他們的靈魂開始，改變他們的人生軌跡。國家在兼顧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緊抓貧困問題，將部分資源和貧困群體一起分享，一起與貧困者探索如何能夠生活的更好、如何能夠提升自身的生命力、如何能夠讓自己的價值有更大的發揮、如何能夠活的更加有意義，與國家的整體發展一起騰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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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霞；王志中 單位：山西醫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