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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與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的差異

經濟學和社會學制度分析范式是互補而非替代的。社會學制度分析范式彌補經濟學分析范式的不足，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同樣豐富社會學制度分析范式，但兩者的研究視角、分析思路有所不同。

(一)兩個學科對“制度“假設不同經濟學“制度”假設的出發點是制度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關注制度如何提高經濟活動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經濟活動的發展。經濟學根源于實證倫理學。經過多年發展，它越來越獨立于包括倫理學在內的其他學科的發展而成為一門顯學。從重商主義者到古典經濟學家，再到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經濟學因素越發地從非經濟學因素中“孤立”出來。重商主義者認為經濟是受國家控制的工具。古典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個常量，不隨時間而變化，因而與增長無關。因此，古典經濟學把經濟運行放在一個成熟的、理想的、完美無缺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加以研究，得出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主要在于資本積累，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等結論。它較多地強調了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作用。古典經濟學用經濟利益驅動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但經濟理性對經濟行為的作用中間有一個關鍵的鏈環和紐帶，那就是制度。不同的制度決定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的制度選擇造成不同的工業化模式。如果比較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我們會發現他們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分析中，制度的角色已經存在重要差異。斯密的經濟學是制度分析和經濟邏輯的混合，而李嘉圖進行的是嚴密的經濟分析而不是制度分析。新古典學經濟學認為，在制度變遷中，個體的能動性會通過理性算計將制度從一個均衡移向另一個均衡。這種理性的算計實際是經濟運行中的成本效益和投入產出的思維。在制度經濟學里，無論是老制度經濟學派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派，都開始認識到制度對提高經濟績效的作用。其分析目的依然是提高組織經濟效益。社會學“制度”假設的出發點是從制度的產生、構成、類型、功能、變遷的途徑及其價值意義等方面考察的，它更關注制度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的功能，以及制度在實現人類理想目標過程中的價值意義。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古典社會學理論，主要內容都是對制度的起源、本質、形式和類型的分析，是對制度的變遷、建構與批判的概括。“二戰”以后到20世紀70年代的現代社會學，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把制度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強調不同的社會制度在社會整體運行和秩序的保持過程中所承擔的功能，認為制度的功能就是要滿足社會的共同需求，維持社會的秩序，增進社會的團結，社會需求的變化引起制度變遷。在20世紀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義受到質疑，學者們開始從古典社會學大師那里重新汲取營養。他們用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學視角研究社會制度，使得制度的研究在當代出現了沖突論、常人方法學、布迪厄的實踐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新制度學派等新的制度流派。這些流派一方面承認社會結構、社會制度對行動者有制約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強調行動者的能動作用，認為社會制度是行動者行動的結果，也是行動的紐帶，并且努力把這種結果和紐帶結合起來。這些學派和理論努力去解釋和理解制度，而不是把制度看做是經濟的推動器。當代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假設依然存在著差異。

(二)成本—收益與道德和價值取向的差異經濟學注重制度在經濟活動中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即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產出取向的研究。把制度分析中的事實關系研究和道德價值判斷分開，是經濟學和社會學制度分析的主要差異。在經濟學中，是否需要價值判斷，一直縈繞著經濟學家的思考。熊彼特就提出了經濟學家們是否應當對他們所分析的現象做出道義上的或其他的判斷的問題。老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康芒斯、米契爾等和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茨、諾斯、張五常等，逐漸地認識到制度是影響經濟效益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了產權理論、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企業組織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公共選擇和集體行動等一系列理論。國內經濟學者樊綱較早提出了把事實研究和價值研究分開，提出了經濟學和道德無關的觀點。這有助于在一個有著感情用事的傳統國度里理解經濟學的科學性質。事實上，科學研究事物之間的真實關系，與研究者的道德偏好和價值偏好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高小勇也提出了中國經濟學家在制度分析時也是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徑來展開的。他認為，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都是用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來推論各種利害和價格變化，以及人們的選擇行為的。例如張五常、林毅夫、楊小凱、樊綱、錢穎一、田國強、王一江等經濟學家都是如此。社會學制度分析往往關注制度產生、實施、存續、變遷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價值意蘊。每一項制度制定者、執行者、遵守者、違規者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一項制度在其生命周期內各個階段的價值指向是什么。這些都是社會學制度分析的關鍵所在。

(三)制度分析層次的差異社會學在制度分析的層次上偏重于觀察宏觀層次的社會類型制度，如按照社會文化進化程度將制度劃分為漁獵采集社會制度、游牧社會制度、園藝社會制度、農業社會制度、工業社會制度和后工業社會制度;依據物質生產方式將制度劃分為原始社會制度、奴隸社會制度、封建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按照傳統與現代兩分法將制度劃分為傳統社會制度與現代社會制度;按照社會團結類型將制度劃分為機械團結社會制度與有機團結社會制度等;按照社會組織形式將社會劃分為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社會學還特別關注中觀層次各個社會活動領域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衛生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經濟學在分析層次上偏重經濟活動各個部門的制度觀察和生產單位的觀察，如農業、工業、商業、市場、財政、運輸、國際貿易、公用事業、家庭的行為等這些影響宏觀與微觀的經濟運行制度。經濟學“制度”假設的出發點是制度如何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它關注制度如何提高經濟活動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的效率，以推動社會整體經濟活動的發展。在經濟學內部，古典經濟學家如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穆勒和其他一些人都認識到了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對制度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怎么作用于經濟的了解遠遠不足。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社會制度的假設也不盡相同，凱恩斯學派認為制度因素對經濟行為有決定性影響，發展經濟學家也對制度影響及經濟發展的方式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但是他們都把制度作為影響經濟收益的外生變量。

總之，經濟學假設制度是經濟效率的促進器，能提高或者降低經濟發展的效率。社會學認為制度塑造著社會世界，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秩序，制度在實現人類理想目標過程中體現著特定的價值追求。(1)兩個學科制度研究的取向不同。社會學關注制度產生、實施、存續、變遷所具有的道德指向和價值意義，而經濟學則關注制度的成本—收益或投入—產出取向。(2)兩個學科制度分析的范圍不同。社會學主要分析影響人類行為的各個領域的制度;經濟學則關注直接影響資源配置和財富演變的經濟制度。(3)兩個學科制度分析層次上的差別。社會學側重于宏觀和中觀層次的制度，而經濟學則給予經濟活動各個部門的制度和具體的生產單位制度更多的關注。

二、社會學與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差異的成因與趨同

社會學與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差異，主要原因是歷史上形成的學科分工制度帶來的結果。社會學和經濟學在社會分工制度體系中“制度化”地帶來了學術共同體成員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的差別。國內學者對制度分析的學科邊界也提出了學科視角的認識。一門學科有別于另外一門學科的標準就是各自研究的對象不同。制度經濟學對制度分析的邊界應該有明確的標定。它的邊界應該是經濟領域的制度，這些制度直接影響著資源配置的效率和財富的增長。另外，它的邊界還可以延伸到間接地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財富增長的政治制度、風俗習慣和慣例等。

這種認識其實在強調制度分析的學科分工，也是在強調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對制度分析的差異。這種學科分工導致了社會學和經濟學在制度分析時各自學科的缺陷，既不利于人類科學地認識社會制度，也不利于社會科學促進社會的發展。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單純經濟學制度研究中存在著一定的缺陷。瑞典學派和新制度學派以及發展經濟學主要代表之一的繆爾達爾，認識到了這種學科分工差異對科學認識社會事實導致的錯誤，進而向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發出了對社會學，尤其是對知識社會學的呼喚。他指出學科分工的精細化是教學科研人員的一種無奈選擇，這種分工不利于真實的和全面的知識的獲得。走出這種學科分工帶來的知識誤區，避免虛假的和片面的知識，就需要業已分化的社會科學學科及其分支的通力合作。他認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研究社會關系的全部內容，它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有優勢，在檢視社會生活領域各種社會事實方面比其他學科更逼真。社會學更應當在社會科學融合的過程中承擔更多的專業責任。

繆爾達爾同時也指出，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深入細致地研究人們是如何行動的，這些行動的動機何在，以及受哪些因素的制約。經濟學要探究對青少年如何受教育，如何有選擇地尋求適合自己感興趣的職業;經濟學還要考察一些觀點和態度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公共事務管理者、廠長經理、勞務市場或人才服務中心的雇主和雇員、政治領袖及其追隨者等等是如何作出生活中的重大決策的。經濟學應調查研究人們如何度過他們的閑暇時光，怎樣締結婚姻，怎樣組織家庭生活，其中的一些人又是怎樣成為流氓、罪犯或妓女的。簡言之，經濟學關注人類的行為及其動機，不管他們的性別、年齡、職業、階級和地理分布如何。他提出，尋求坦途的出路在于知識社會學，因為知識社會學關注因果推理。知識社會學的縝密推理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擺脫各種偏見的影響，從而使社會科學獲得長足進展。他認為經濟學有必要轉變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讓多學科間的合作研究有更大的空間，更多地希望借助社會學家的研究轉向與合作來提高經濟學家的概念和理論的系統。

他的呼喚推動了社會學與經濟學學術共同體分析視野的相互轉換，也促進了社會學與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在20世紀80年代也敏銳地意識到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對第三世界的局限性，指出了經濟學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他主張彌補這種缺陷和不足就要重視發展中國家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非經濟因素包括了對人生、工作、權威、官僚階層和行政結構的態度，親屬和宗教的形式，文化傳統，土地耕作制度，人們參與發展決策和發展活動的程度等等。正是由于西方經濟學理論沒有考慮這些非經濟因素，才導致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計劃遭遇失敗和挫折。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由于眾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努力，以及大量的經驗材料的積累，兩種學科關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現了合流的趨勢。

經濟學在制度研究中，是實際的擴張主義者。它處在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交叉點上，因而很容易進入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迪爾凱姆曾經把社會學定義為研究“制度”的科學，而把經濟學定義為研究“市場”的科學。但是，這似乎從未限制住經濟學家們的活動，經濟學家們一直忙于對有關市場制度的分析研究，他們在理解制度的性質、起源和影響上也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事實上，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近年來從事制度研究，他們在尋求一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經濟制度運行的理論概括。為此，他們毫不顧忌學科界限，可以說是無知無畏的經濟學家。他們在社會科學的每一個領域———工業組織、勞動關系、對外貿易、教育、家庭、法院、監獄、學校、醫院、政府，特別是經濟體制領域———進行探討，這使得各領域的交叉研究成為可能。社會學在制度分析中也越來越扮演著經濟學曾經扮演過的角色。一方面，社會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土地制度、勞動組織、政府機構、流行文化現象、大眾消費、民族關系、傳播媒介、經濟史、社會史等領域。社會學制度分析的知識要求較廣，需要跨多種學科，要求一定程度地了解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人類學等學科知識。學科上的交叉性討論，有助于消除單一學科領域理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局限。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需要汲取社會學的營養。

社會學與經濟學兩種學科關于制度分析的范式出現了合流的趨勢。這種合流同時體現在兩個學科中。一方面，經濟學開始關注影響提高經濟活動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效率的制度的價值意義，即經濟學開始考察構成制度基本要素中的價值觀、各種理念和理論、習俗觀念等是如何影響制度的形成，進而影響經濟效率的，從而在解釋觀察到的人類經濟行為時，對行為賦予價值意義。其實，這種經濟學家的意愿從經濟學形成之初就有，而且在其學科發展中，經濟學家也不時地想在分析制度時融入價值判斷的考慮，①直到最近40年，大批經濟學家直接轉向了價值判斷對經濟績效影響效率的研究。②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考量人類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行為在對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制度產生、存在、變遷時的影響路徑和程度。兩門學科都開始汲取對方的概念、理論、方法、技術路徑開展研究。

三、社會學與經濟學制度分析

范式的融匯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時間維度考察，社會學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匯具體表現在七個方面。

(一)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關注制度效率和價值意蘊經濟學對制度的分析經歷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過程。古典經濟學基本上不考慮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為經濟的增長是資本積累的作用。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制度分析時開始考慮道德風險的概念。制度經濟學在老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個發展階段，都以制度分析為核心，以制度的關系為主線，對制度起源、變遷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展開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是當今許多經濟學理論流派的一種綜合。這些理論流派從整體的方法出發，把注意的重心從理性選擇的個人或機構轉移到社會整體上來。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經濟人”假說作為集中攻擊的靶子，反對個人理性的先驗給定。同時，他們又認同了研究經濟決策中的風俗、習慣、利他主義、好奇心、沖動等各種非理性行為的重要作用。特別是意識形態理論，它要解釋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如何影響個人、集體和機構對制度變革的反應，融入了社會學關注制度分析的價值觀念因素。

社會學新制度主義者在分析制度時引入成本收益的概念。新制度學派要探討的問題是各種組織的趨同性問題，尋找組織或企業為什么去做很多與生產效率無關的事情的原因，探究為什么組織中的很多機構不是和它的經濟生產運行相聯系等等這樣的問題。在探索這些問題答案的過程中，新制度主義者定義了“制度化”、“合法性機制”和“理性神話”等概念，并用這些概念來解釋以上的問題。當一個組織不斷受到外在的價值觀念、意識和制度的影響，超過了組織內部的技術需要時，那么我們觀察到的即是個制度化的過程。合法性機制是指那些誘致組織采納具有合法性的組織結構和行為的觀念力量。其基本假設是人們普遍接受所在社會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價值觀念，這些現有的成形的社會事實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并且具有強大的約束力。第三個概念是“理性神話”。這是指文化觀念常常不是以人為鑿刻的形式出現，而是形成一種被神化的東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研究用上面理論概念進行假設和研究，強調制度化的組織是基于外界制度環境的反應而產生的組織形式和做法，強調制度化組織的結構和它的實際運作是相分離的。這種分析要解決的問題直接指向各種組織運行的生產效率問題。

(二)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研究對方學科的問題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就開始了對制度的研究。他認為，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是制度，防止傷害是制度產生的目的;制度運行應該具有效率;制度的價值是堅持正義，個人擁有平等自由的權利，自由優于平等;但是，有效率的市場制度可能產生極大的不平等，社會應對弱勢群體給予同情。老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就涉獵社會階級議題?？得⑺怪苯诱撌隽松鐣W集體行動的概念及其與制度的作用。哈耶克這位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在經濟學分析中直接論述的就是自由與秩序、制度與國家、社會類型與法律等宏大的社會學論題。當代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持續研究集體行動，把群體行為與搭便車相聯系。這些都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互相涉獵到對方的學科領域對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已經明確地把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和關系(例如自殺、婚姻)看成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并且對家庭這個社會學經典主題進行了經濟學的分析。他的分析領域更為寬廣，甚至把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擴及到人類的所有活動領域。對勞動分工的分析是經濟學的主要議題，但是迪爾凱姆是從社會學意義上研究勞動分工現象的，他關注的是勞動分工的功能、原因和條件。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將經濟活動要素———貨幣———納入社會學研究范疇，創立了社會學分支學科———貨幣社會學。齊美爾分析了貨幣及其制度化的發展對文化生活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人內在生活和精神品格的影響。德國古典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研究視域更加開闊，直接開辟了經濟社會學學科。他的《經濟與社會》一書把經濟活動的各種要素納入社會學制度分析范疇。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制度分析中對技術經濟進行詳盡的分析。美國社會學家維克托•倪(VictorNee)引入新古典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解釋中國制度與組織變遷的機制。

(三)古典大師和當代泰斗制度分析的融合亞當•斯密、約翰•密爾、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帕累托、凡伯倫、熊彼特、諾斯、貝克爾、阿瑪蒂亞•森等人，都從經濟學和社會學或者歷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視角對制度進行了分析。他們既提出制度如何變遷，以及為什么變遷的問題，同時又把它們融入社會學、經濟學、倫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犯罪學等學科分析當中。在他們研究的視野里和著作中，經濟學與社會學制度分析的范式是不分家的。他們以淵博的知識、獨特的視野和宏大的理論對社會制度進行了多學科的分析。他們既是經濟學家又是社會學家，還是哲學家，集多種學科智識于一身，很難確切地把他們截然劃分到某一專業學科的隊伍中，他們自身就是一種學科的融合。當代這種融合也體現在了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對制度分析范式上。例如阿馬蒂亞•森的思想，他的《貧困與饑荒》既是一本經濟學著作，也是一本社會學著作，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政治學著作。還有貝克爾的《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和《家庭論》，都是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歧視制度等經濟學議題以外的領域。這些恰恰是社會學學科分析的主題。在社會學方面，科爾曼的《社會理論的基礎》就是社會學融合經濟學的一種表現。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一書中，科爾曼用權力、利益、控制等關鍵要素，取代了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效用，在他看來經濟學就是理性選擇社會學。

(四)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融合經濟學和社會學對制度分析的方法上，同時使用整體主義方法。兩門學科都認識到了在制度研究中，不能把制度與社會世界和經濟世界隔離開來研究。制度是社會世界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決定社會人的活動軌跡和互動方式，另一方面又在社會化了的人們互動過程中被修正和改變。制度也是經濟世界的一部分，經濟學制度分析中的完全“經濟人”假設隔離了現實世界中“社會人”的價值觀念和心理意識對純粹“經濟人”行為抉擇的影響。兩門學科在當代都發現了這種隔離的純粹的制度分析不能有效解釋人類的行為抉擇，開始用整體主義方法分析制度在影響人類行為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分析使用的工具上，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使用數學、博弈論等分析工具。19世紀末，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極大地受到自然科學的吸引，都開始借助實證科學的方法探索社會和經濟運行的自然法則，旨在尋找一種能夠被測量的被證實的經濟和社會規律。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計算機工具軟件的開發使用，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普遍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采集數據來分析制度對人類行為的各種影響機制。

(五)制度分析層次的融合經濟學與社會學開始把宏觀社會形態制度、中觀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制度和微觀具體細致的社會規范規則納入本學科考察視野范圍，同時雙方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都納入到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傳統經濟學一直關注的是正式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現代經濟學則開始涉獵非正式制度———這一社會學一直研究的領域。非正式的制度約束主要包括風俗習慣、道德觀念、倫理規范、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因素。非正式制度分析之所以在現代經濟學中出現，有如下三個原因。第一，這種非正式約束制度有用，從而有收益、有需求。一是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經濟價值。二是它為實現合作創造了條件，通過這種非正式約束的制度可以規范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將阻礙合作得以進行的因素進一步降低。三是它提供了激勵機制。第二個原因，正式約束制度雖然有，但是執行不嚴，出現了制度供給不足。第三個原因是，非正式制度有成本，對執行者而言成本較低，而對被執行者而言成本很高，遠遠大于收益。因為正式約束的制度雖然有但執行不嚴，所以出現了制度供給的不足。同時，非正式約束的制度有用、有收益、有需求而且成本不高，可以順利執行，所以才能實現其約束功能。

(六)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合老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反對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方法，采用整體的和演進的方法，對經濟學和社會學問題進行制度分析。他特別強調技術和社會結構變遷以及制度約束的作用。凡勃倫始終用社會學的火炬去指引工業家和商人的工作信條，認為技術和制度決定世界經濟成就。同樣老制度經濟學家另一代表康芒斯在《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對“交易”概念的分析不是用經濟學的方法，而是用社會學、哲學、法學和心理學的方法進行的?？得⑺箤ⅰ敖灰住备拍钆c正統經濟學被一般化了的“生產”概念相對應。

他認為“生產”活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活動，“交易”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吧a”和“交易”活動共同構成了社會整體的經濟活動?！敖灰住笔恰爸贫取钡幕締挝??！爸贫取钡膶嶋H運轉是由無數次的“交易”活動構成的?？得⑺箤Α敖灰住被顒臃诸愐差H為獨特。他認為“交易”有三種類型: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關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級之間命令和服從之間的關系;限額的交易，即政府和個人之間的關系。這三種交易類型覆蓋了人與人之間交易的所有經濟活動。這種分類和關系的研究正是與社會學研究的融合。熊彼特也注意到了經濟學與社會學在研究社會制度中的融合現象。他通過對歷史的考察，結合對社會學學科地位的認識，指出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的融合是一種學科發展的必然結果，認為“休謨、亞當•斯密、杜爾閣、貝卡里亞等人將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其它一些學科熔于一爐是很自然的”。熊彼特將“制度”劃分在社會學領域內。他認為，每一本經濟學教材總有一章節專門介紹制度，但是介紹的視角不是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而是源于社會學的基本知識框架。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經濟學和社會學都繞不開制度這樣一個議題，都要對“制度”進行分析。兩門學科在此問題上是交匯的。但這并不是說經濟學和社會學在“制度分析”方面的認識是相同的。實際是自從18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穩步發展，直到20世紀中期，知名的經濟學家與有影響的社會學家對于對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而且關心得更少。他們雙方都喜歡各自用自己粗淺的社會學與粗淺的經濟學知識去接受對方專業上的成果，這種情況一直在持續著，且都沒有由于互相咒罵而有所改善。在20世紀50年代———即熊彼特出版《經濟分析史》時———的情況表現得依然如此，而出現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經濟學和社會學對制度分析的合作，將會導致喪失由嚴格的甚至狹隘的專業化帶來的研究效率。

(七)關注的具體問題的融合社會學關注的問題包括制度的產生、構成、類型、功能、變遷的途徑及其意義，這些都是社會學制度分析的永恒問題。古典經濟學家認識到了制度與經濟之間有相互影響的關系，但是沒有對制度起源及其構成進行深度考察。古典經濟學對制度起源的關注并沒有像制度經濟學家那樣對此問題賦予極大的興趣。制度經濟學把經濟放在整體社會結構中、置于動態變遷的社會制度中分析，強調經濟活動中非經濟因素的作用，改變了用純經濟要素解釋經濟運行和財富增長的分析方法，經濟學轉向社會學化。在此過程中，新舊制度經濟學從社會學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尤其在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上。它們關注的問題包括了制度的起源、構成方式、功能特征、變遷條件等問題。新制度經濟學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制度的構成與制度的起源”，體現了經濟學與社會學制度分析的融合。

總之，社會學和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的融匯表現在兩門學科的交叉和互涉。在關注點上，社會學開始關注制度的效率，經濟學轉向了道德風險和心理意識對制度的影響。在研究領域上社會學開始研究制度的經濟效率，經濟學涉獵愛情婚姻家庭自殺等社會學經典議題。在研究者身上體現出古典學術大師和當代學界泰斗一人兼容多種社會角色，他們既是社會學家又是經濟學家，身份本身就融合了制度分析范式。在方法論和工具上表現為都使用整體主義方法和數學工具。在分析層次上，兩門學科都把宏觀社會形態的制度、中觀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制度和微觀具體細致的社會規范規則納入本學科考察視野范圍，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納入到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在關注的問題上，出現了社會學關注組織和制度構成及其變遷的經濟機制，經濟學則開始關注制度的起源與制度的構成要素、變遷和價值意義。

經濟學與社會學制度分析范式的差異與融匯的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在理論上，就此可以梳理出兩門學科內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以及各個理論流派對制度分析的特殊范式和學科的一般范式，在比較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制度分析范式的差異中，彰顯各自學科的獨特理論特征。這對我們全面科學地解釋和理解歷史與現實中各種制度的產生、功能、變遷和價值意義有著重要的啟示，對學科發展具有特殊意義。在實踐上，對中國社會現代化具有極強的實踐意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特色”的一方面表現為實現的最終目標體現出的社會思想，即社會制度的價值意蘊，與早發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同;另一方面表現為實現的方式，即提高經濟效率的制度安排，與早發現代化國家不同。因此，通過社會學與經濟學共同對一個主題———制度———分析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中國社會各種制度變革有較為科學的把握。社會學分析使我們看到，社會轉型表現為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革是有著極其深刻的價值意蘊的，它體現了社會主體的發展理念、價值觀念和目標，所以制度的變革應該彰顯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指向。經濟學制度分析使我們能夠認識到，制度變革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成功的改革應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所以尋求一種既要變革又要維護各方利益的低成本的制度變遷方式，就成為改革的一項非常關鍵的任務。

作者：王勝利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