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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種對商業現象及消費生活樂此不疲的研究中，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里面缺乏某種自覺的意識，缺少價值判斷的學術研究在披著藝術與文化外衣的商品與消費面前好像心悅誠服，他們從中找到了一個話語開拓的空間，而沒有看到，貌似開拓的話語空間中其實潛伏著一種巨大的破壞力：當我們用學術的理路與知識的傳統來想當然地分析這些以“藝術”“審美”“文化”作為表征的商業與消費現象時，同時也在消解著我們的學術傳統與層累而成的知識，因為這二者之間或許并不存在著一種對應關系，一個的本質是商品的生產與交換，一個是以對對象的超越審美特性作為己任。兩者之間的方向猶如南轅北轍，以經典的審美性概念來權衡當下充滿著欲望的商業與消費現象，自然二者之間格格不入。

當下的學術研究存在著這樣的弊端，它不是堅守自己的學術傳統，而是在現實面前隨波逐流，使學術的邏輯理路與現實變化之間一一對應，如果學術變成了對現象的表征的研究，而沒有自己的根基和價值立場，這樣的學術價值在哪里？被一些學者詬病的本質主義，元理論，中心主義等學術概念，其實都是歷史性建構起來的，是開放性的話語空間，而不是封閉性的。正如天體物理學所建構的宇宙起源于質點爆炸理論，質點就相當于宇宙的本質，而之后泛瀾無涯的宇宙無不在質點當中，一些研究者預先望文生義的將這些開放性話語設置成封閉性的話語區間，以達到拋棄這種學術傳統來迎合變遷現實的目的，當一個失去根基的學術飄飄蕩蕩地浮游向光怪陸離的現實時，它可能沒意識到到自己正被蠱惑著走向一個陷阱，就拿剛才提及的商業藝術化，審美化來說，商業審美化只是現代性中的一個噱頭，市場機制下的商業生產與消費頂著審美藝術的外衣是為了推銷產品，絕不是為學術提供試驗品，學術研究卻為這個并不是處處留情的商業消費投懷送抱。

我很理解童慶炳先生對本質主義的一番辯解，他撰文指出，文學的本質其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歷史文化的語境的作用下不斷變化著，童先生舉例指出：《詩經》最初就不是一部文學著作，它是君臣之間交談的語言，一直到魏晉時期，由于特定時代歷史文化的作用，《詩經》才成為一部文學作品，童先生以此說明，文學的本質并非亙古不變的，而是被歷史性的建構起來的。[1]從童先生的文章中不難看出，被攻訐為本質主義者的他其實并非如此，相反，童先生還能以開放的視野看待非本質主義，賦予非本質主義以一種合理的歷史意義。當下商業消費文化的興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審美與藝術外衣帶來的只是人們感官欲望的滿足，而不是屬于心靈上的慰藉，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其首要目的應該是對此做學術上的價值判斷還是應該慌忙不迭的因為商業文化的審美外衣就否定文學的本質？這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非此即彼的關系，要肯定審美化的商業文化，就必須得拿掉文學本質這個障礙，因為它們二者之間是矛盾的，要是堅守文學的本質，就意味著對商業文化的研究不能獲得學術上的合法性。

說到底，在商業大潮中急于否定文學本質的研究者無非是在爭取一種話語的權力，這無可厚非，學術研究有時候就是一種話語權力的爭奪，合理有序的話語變遷可以使學術研究獲得生命力，而不止于一潭死水。問題是，我們不能為爭奪話語權而失去對學術自身的堅守，學術與現實之間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一個互相對應的關系。筆者認為，學術有自己的研究邏輯和歷史生成的脈絡，它對于現實的變化需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和把握，也就是說，學術預先需要對生活和社會現象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認識，它應該對現象有一個價值上的判斷，失去價值判斷的學術是可怕的，它會讓學術在光怪陸離的現象之前失去方向，從而變得舉步維艱，變成現象的附庸。筆者絕非反對將生活中的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也不是主張回到先前的學術路子，固步自封來研究學術。當前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賦予了文學研究以活力，但是，由于當前的商業文化具有了一種美學意義上的形式感，從而使它的內容變得隱蔽，如果說過去的商業文化直接表征是赤裸裸的消費誘惑和商品交易關系，那么現在的商業文化在審美外衣的遮掩之下變得撲朔迷離，如若不加分析，缺乏一個價值立場和學術判斷，學術既無法深入現象的本質，也無法使自己獲得知識的積累。

當前的文學研究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在各種學科之間界限的消弭，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比如文化研究就是多學科交叉的領域，過去那種一統江湖的學術邏輯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其實不然，盡管文學和文化研究突破了傳統學術的藩籬，越來越向外擴張，這不過是學術研究方式的一種變化，作為學術內在極為重要的成分，它的立場和判斷卻沒有隨著這一學術領域的擴張而失去自己的意義，換言之，也就是因為作為學術內在約束與制約的價值立場與判斷，才使得文學研究不是其他研究，維系著自己獨特的維度。我們不能因為多種學科的交叉和融合就忽視自己的學術理路，雖然現代學術主張“去區隔”（de-differentiation）和“去界域”(de-teritorialization)，但它絕不是要求取消自己的價值立場和判斷，多種學科的交匯應該是強化而不是弱化文學和其他學術研究的內核，雜取種種的目的是合成一個，那就是強化各個學科研究的獨特性。現代學術在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大學教育的普及變得逐漸精細化，這種學術態勢要求各學科的學術研究必然有一個自己獨特的本質屬性，而避免凌空蹈虛，因此文化研究的內核應該是文學的審美和價值觀念，雖然它是多種學科銜接交匯的結果，但以現代學術的視野來審視它，必定會要求它有一個自己的邏輯理路和立場，這不是簡單的拿多學科交叉就能敷衍了事的，多學科交叉只是說明它在研究路子方面的特征，而沒有說明它的本質屬性是什么。著名文化研究學者中山大學高小康教授對待文化研究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雖然他的研究立足于現實生活，但這種研究的背后是堅實的學術思維和立場。在《文藝學的學科邊界問題再思考》中，針對當時學術界對文藝學應該研究什么眾說紛紜的現狀，高小康教授指出，真正導致學科“越界”問題發生的原因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態度和方法。

那些研究廣告、電影、流行音樂的文藝學研究者，他們的研究其實看得懂的還是文藝學圈子里的人，非其他領域的學者。[2]這個看似波瀾不驚的論點從一個角度挑明了文藝學研究的主旨，即研究如果能堅持學術的立場，就不會被不明真相的現象牽著鼻子走，事實上，高小康教授涉及的領域十分開闊，從各種時尚到社會問題，都有論及，但他沒有一味圍繞著現象兜轉，而是剖薪析理，運用文藝學的思維去分析研究，從而不拘泥于事實，賦予研究一種深度。高小康教授的研究路子具有啟示性，比如他對都市文化的研究就不停留在用理論去剪裁現實的粗陋層面，而是在經典的文學與美學理論的燭照下發現都市文化建構中的問題，這種研究方式既避免了使理論成為現象的附庸，又避免了拿理論套現實造成圓枘方鑿的尷尬。

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盧卡契的研究方式也值得當下研究者借鑒。盧卡契所處的時代適逢現代主義興起，表現主義文學、超現實主義文學和意識流文學的文本中，現實變成了碎片，藝術失去了對現實完整的把握。現代藝術似乎無法在碎片化的現象面前去把握內在本質，持這種觀念的學者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也有不少。盧卡契卻沒有被這種趨成大勢的學術態勢所迷惑，他堅持從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分析理論出發去研究現實。盧卡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看似變得四分五裂，潰不成形了，這不過是一種假象，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各個部門的聯系仍然緊密無比，這主要表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每當一個部門出現問題，就波及到整個社會。

盧卡契這樣表明自己的態度：“藝術的任務是對現實整體進行忠實和真實的描寫。因而真正的藝術總是向深度和廣度追求，它竭力從整體的各個方面去掌握生活。”這種學術觀念自然有某種先在的理論模式的預設，但在預設的理論模式之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何以在眾人皆云“去中心”，“去本質”的學術大流前，盧卡契能堅持這種不入主流的研究立場？這就是一個學術立場選擇的問題。這種選擇和我前面提及的文化研究如何在審美泛化的商業文化面前保持學術的精神有內在關聯。在向學術拋著媚眼的商業文化之前，文化研究如果一味屈從，簡單依據打著藝術、美學幌子的現象就將其納入研究之彀中，缺乏學術的價值選擇與立場，作為學術研究的價值將可能形如敝屣。

作者：趙洪濤單位：湖南科技學院中文系